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法学教育——基于《摩登法律人:近代上海法学教育研究(1901-1937)》的考察

法律存在“书本上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①,教育亦存在“文件中的法学教育”和“实践中的法学教育”。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地方之间的特殊性,现实中的法学教育往往同教育制度要求存在着一定差异和距离,而后者也无法关照到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和各种具体矛盾。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对于法学教育史研究而言,一种路径是以官方相关机构保藏起来的历史材料尤其是经典性材料作为史料基础进行研究。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展望--以清华法学院为例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感召和规制的双重使命,同时具有被重视和忽视的悖论现象。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开展教学改革,注重古今中西贯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吸收域外教学经验并注重启发式教学,以历史视野、比较视野和中国实际三个观察维度贯穿教学,并建立课程案例库等。就学生反馈来看,该教学设计的调整存在课程目标、理论教学作用不明晰等固有问题并引发课业压力大等新问题。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是法学教育二重性的集中与发散,学生的多重困惑实际来自授课者对法律技术的教与学、道德的教与学、交叉学科教与学问题的困惑。法律职业伦理教学的改进需厘清该三者及其关系,明确课程教学目的,激活所依托的基础理论教学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同时把握变与不变,前者因应法律与社会的动态性,表现为掌握法律政策与改革动向,拓展特定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与外延,后者系道德性思维的阐发。

农科大学的法学发生: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的缘起(1904—1949)

2023年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建院30周年,其法律系也迎来30周年系庆。然而,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的历史远不止30年。从清末1904年的“癸卯学制”开始,法学教育就被纳入农科大学的教育规划之中。自清末、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农大法学教育的发展脉络蜿蜒而清晰。法学教育是历史上自始且在学理上当然地存在于中国农业大学诸前身的农科教育之中。关于中国农业大学法学教育缘起的探求,也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农业大学何以有法律系”的问题。

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基于新加坡经验的研究

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要补齐短板,加强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区域国别法律人才远无法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需要。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建设既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新加坡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逐渐形成了具备自身特点的区域国别法学科发展机制。新加坡的区域国别法发展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区域国别法的学科发展需要贯彻交叉学科的发展理念,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培养学生对某一国或某一地区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认识和理解。

告别“强制性”期刊发表?--论我国法学博士生评价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强制性”期刊发表制度已成为影响我国法学博士生学术成长环境的核心因素。德国作为法学博士培养强国,其法学博士生评价制度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法学博士生学术评价制度应当具备学术人才培育和分流两项核心功能。具言之,我国法学培养院校应收回对博士生的学术评价权,评价内容应以博士论文为主,以小论文为辅,博士生的学术成果均应分级评定并予以公开。信息时代的公开发表不等同于期刊发表,电子学术平台是展示博士生学术成果的理想平台。此外,期刊发表宜转型为评价制度外的自愿选项,并建议引入市场化机制规范博士生的“广撒网式”投稿行为和学术期刊的不专业审稿行为。

1905～1949年中国留美学生法学博士论文分析——兼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相比较

1905年至1949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撰写了约60篇法学博士论文。由于某些原因,这批博士论文未被中美学者所重视。本文对这批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并与中国学生1949年之前在上海震旦大学撰写的25篇法学博士论文进行比较。中国近代留美学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理应构成中国法学与美国法学的共同组成部分,并在中美法律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留美学生的法学博士论文是美国近代法学教育对中国留下的一笔遗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LED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探索

法学是强烈实践性的学科,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理当与经济社会及产业发展同步。LED复合型法治人才是具备法学(Law)、经济学(Economy)、数字科学(Digital)复合知识结构,在传统的法治思维、职业操守和技能之外,拥有数字经济时代所需要的数据思维能力、跨界适应能力、实战操作能力、协同作战能力、学习创新能力,以及慎独精神、奉献精神、团队精神的法治人才。LED复合型法治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数字经济对文理兼修,法经数融合的新复合型法治人才的需求,有效回应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法治人才培养的挑战。LED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需要融合法学、经济学、数字科学专业知识,实行广交叉、深融合的跨文理学科培养,具体做法包括构筑LED特色法学专业群、构建LED特色法学课程体系、培育LED特色法学师资、编写LED特色法学教材、组建LED特色法学实验室、建设LED特色法学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研发LED特色教学研究项目。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创新

旨在解决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发展的发展法学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存在高度耦合,提供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与发展法学的理论创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构造了发展法学的新背景,要求从系统主义维度进一步创新发展法学理论;另一方面,系统主义发展法学理论在方法论、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维度的递进式创新,有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方法论创新方面,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应融入系统论方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以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综合研究,指导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在制度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促进全面发展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发展权利、义务与责任,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型制度体系;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面进一步创新,在发展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世界法学理论之进步与世界共同发展之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

目前关于数字法学的定位存在强版本与弱版本两种立场。强版本认为数字法学代表着对现代法学的代际革新,但数字社会并不构成对现代社会的迭代,数字法学也没有面对数字空间提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弱版本主张数字法学属于部门法学,但目前尚不存在独立的数字法部门;或者主张属于交叉法学,但数字法学既不是方法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更不属于交叉“法学”。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目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将数字法学定位为领域法学。作为领域法学的数字法学是一种无需(部门法意义上之)“数字法”的法学研究,它既表征着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维,也可以成为一门新的法学教学科目。数字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对它的定位。

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变革的基本路向探究——评《大学生法治教育价值取向研究》

大学时期不仅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更是培养学生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养的黄金时期。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法治教育方式和内容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正面临着亟待变革的迫切需求。《大学生法治教育价值取向研究》一书以法治、法治文化、法治教育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概念、理论基础、历史演变和现状反思几部分,系统地阐释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发展脉络和问题症结。在书中的各个章节,作者对法治教育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下面将从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历史嬗变和现状反思四个方面展开评论。

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他们因工作侧重点不同,职业素养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一样。涉外法律人才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具体问题,只不过涉外法律人才因其工作的涉外特点,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法治人才是适用国际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除了熟悉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法治人才还必须精通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涉外法律人才用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化解各类涉外纠纷,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国际法治人才在处理好国与国关系的同时,还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使命。

新时代法学研究生案例教学模式的路径转型

我国传统法学研究生案例教学模式欠缺对学生问题意识、思辨意识的培养,教师主导的课堂模式不利于学生自主意识培养,也无法与法律职业素养养成相衔接,因而传统法学研究生案例教学模式亟待改革。从域外经验看,德国的鉴定式案例教学与美国的法律诊所教学受到广泛推崇,其中,鉴定式案例教学模式可克服我国传统案例教学模式的缺陷,为我国法学研究生案例教学所改造吸收。

意蕴·藩篱·突破:数字法治时代视角下面向未来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

在数字法治建设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使命。如何进一步创新与改革传统法治人才培养,培养面向数字法治的复合型法治人才,更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重大课题。从数字法治时代视角出发,以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为研究主体,以“意蕴、藩篱、突破”思路探究面向数字法治时代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路径,为新时代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法治时代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法治作为现代法治的新形态,对法律职业的影响日益显著。数字法治通过数据驱动、技术赋能、平台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等特征,正在重塑法律实践的时空场景、方法手段及功能作用。在此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通过跨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培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及国际化培养途径的探索,培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法治人才,以适应数字法治时代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回应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武汉大学法学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新时代法学教育难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育人导向与结果导向。本教学成果坚定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涵养新时代法治精神;创新梯级课程体系,筑牢知识大厦深厚根基;打造珞珈法学智库方阵,构建多方融合研学体系;坚持国际与国内协同、理论与实务协同、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协同、教育与科研协同,完善综合能力培养机制;实现战略思维引领培养体系的理念创新、竞合机制贯穿培养过程的机制创新和多元方法激发创新能力的路径创新。本成果有效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不断输送具有高尚的人格修为力、基于法学的跨学科理解力、对法治发展的前瞻判断力及法治实践组织领导力的高端战略型法治人才,获得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与社会影响。

大学生法制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实证研究

法制教育在高校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体系。但是由于公共课的学时有限,部分高校学生在课堂上仅能学到有限的法律知识,甚至于应付考试后,将所学的知识完全抛到脑后,并没有真正地入脑入心。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的法制教育应创新教学的形式和思路,对其进行系统的改革。本文首先对高校法制教育教学的基本情况进行概述,随后对目前高校在法制教学活动开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高校法制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强化高校法制教学的有关对策,以期对高校法制教育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控制论的财经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提升探究

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研究生培养水平的基本指标。如何探索契合财经法治特质和社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高质量硕士学位论文,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基于控制论,初步探索出“前段控制、过程控制、反馈控制”的学位论文质量管控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针对仍存在的学位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个别导师指导不力、配套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应及时调整优化控制论,精细化完善学位论文管控过程。夯实“前段控制”,健全学生学位论文写作的基础条件;优化“过程控制”,加强审视学位论文管控中的各环节;强化“反馈控制”,持续性开展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充分筑牢财经法治人才的学位论文培育基础。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域下司法警校法学教学改革探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司法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以12所司法警校法学教学课程开设情况为研究样本,发现部分院校对法学教学不够重视,法学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体系不健全。对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对司法警校法学教学进行系统改革优化。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学教学与警务技能教学的关系,从法学理论和实践教学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改革优化,构建包含基础、核心和拓展课程的多层次理论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法学素养和法治思维,大力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学生德法兼修、公正执法;通过系统的法学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执法实践能力,促进学校教学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

更高水平开放需适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人才

为了获得更高水平开放,需要对标高水准国际经贸规则,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途径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型开放。更高水平开放需适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人才,国际法治人才是适配涉外法治的高端人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靠高端涉外法治人才来实现。我国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供给与政府运用需求的供求关系有所失衡;学术研究水平与实务运用能力存在一定脱节;学术研究投入与实战效果产出似乎不成比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我国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人才能力的培养:定向扶持为政府涉外决策服务的高端涉外法治运用型智库人才;重点扶持为政府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高端涉外法律工作者队伍;设计培养学以致用的涉外法治运用高端人才的课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