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时间银行安全风险防范的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为供给养老服务和缓解养老压力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目前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文章引入风险社会理论,对时间银行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剖析,指出其在法理上应属于长期型志愿服务关系。针对时间银行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法律关系模糊现象,以及其在管理、信息和服务三个层面隐含的安全风险,建议规范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协议签订,加强政府对时间银行的监督管理,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适老化,保护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合法权益。

智慧社区建设赋能基层治理——基于合肥市实践的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区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智慧社区被视为智慧城市在社区层面的“微缩版”部署,作为基层智慧治理的基本单元和构成模块,其建设与发展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合肥市在进行智慧社区建设中,通过统筹规划并分步分类推进、打破信息孤岛以促进数据资源共享、积极拓展创新以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等措施,取得了突出成效。新形势下以智慧社区建设赋能基层治理,应坚持政府统筹引导、市场主导,推进制度机制创新;推动智慧社区各类数据资源融合;利用大数据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创新社区智慧治理模式,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监察合规——腐败治理的新路径

“监察合规”是一个新兴概念,其旨在对存在违纪、违法、犯罪风险的企业或者构成违纪、违法、犯罪的企业实现有效腐败治理。监察合规之所以能够推行,既在于中国特色的监察制度为监察合规提供的制度优势,又在于现有规范为监察合规留存的适用空间,还在于实践为监察机关参与企业合规提供的现实基础。在具体的适用上,监察合规以国有企业为主要适用对象,同时也包括民营企业,并且合规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同时,监察合规以事前预防型与事后治理型两种合规模式展开,以第三方监管机构或者国有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作为企业合规建设的第一道监督,监察机关自身构成对企业合规建设的第二道监督。最终合规的效果既有可能产生正向的激励效果,也可能产生负向的惩治效果。然而,任何权力行使均须受到规制,监察合规也需要有行使边界。监察合规不能侵犯企业权利,同时在适用上也不能毫无限度,更不能僭越检法的权力。为加强对监察合规权力行使的监督保障,必须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方面来进一步约束监察机关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监察合规的规范化运行。

多元协同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应对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通过法治化的路径予以应对:其处理,要坚持权利保障、依法行政、信息公开和协同治理的原则;其实现“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要从立法、执法和社会协同等方面进行省思--在立法完善的路径上,应制定《紧急状态法》,完善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明确社会主体“分级负责”的权责范围;在执法改进的路径上,应构建统一领导的决策指挥与协调应对机制,完善信息报告制度,严禁越权行政和违法行政;在社会协同的路径上,应充分发挥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夯实法治的社会基础。

“能人治村”与法治乡村建设的矛盾及其化解路径

在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乡村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建设法治国家,难在农村,关键也在农村。“能人治村”是指能人在基层自治的制度框架内,通过选举程序当选为村干部,负责处理农村公共事务,带领村民推动村庄发展的一种治理模式。“能人治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但存在消解法治秩序、滋生腐败和破坏基层民主等弊端。只有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将“能人治村”纳入法治轨道,才能够有效克服“能人治村”带来的弊端,推动法治乡村的建设。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引领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风险。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四大类数据安全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算法高度信任对法益保护的冲击、技术演变中科技伦理规范的缺失以及用户数据主体权利保障不足等。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输入阶段的数据源合规风险,研发企业内部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数据合规计划,并在合规计划中制定详细具体的风险规制措施,强化企业合规经营;与此同时,通过多种措施积极响应用户对于数据主体权利的请求,确保模型训练数据来源合法合规。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模型处理阶段的算法黑箱与算法偏见风险,应加大监管力度,重点关注算法的安全性与公平性,积极推进并完善相关立法,细化算法备案和算法解释义务,提高算法技术透明度,落实算法主体责任。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输出阶段的数据滥用风险,应优化监管机制,实现全链条合法性监管,完善科研伦理规范并予以实质审查,引领技术向善,实现科技向善治理。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存储阶段的数据泄漏风险,应通过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方位规制,严格控制数据共享范围并贯彻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及时有效地防范数据泄露风险。

国家资源下乡与过程管理: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乡村治理被卷入系统性、结构性的形式主义困境当中,这与乡村治理转型有关。随着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既有的结果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农村基层管理的需要。地方政府遵循工具理性,采取以行政规则为基础、以合规化为目标和以痕迹管理为手段的过程管理方式,推动乡村治理规则从社会规则向行政规则转变。以行政规则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与非程式化、复杂化的乡村治理事务不适配,导致乡村治理形式化、繁琐化和形式主义内卷化困境。破解乡村治理形式主义顽疾要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实现基层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均衡,构建复合规则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

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使用及个人信息保护--以检例第141号为切入点

党和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表征为对顶层制度设计、人财物配置、传播内容规制、媒体经管机制等多维化层面的立体统筹与监管。当前,强化和优化对未成年人涉网权益的保护,既是推进“党管媒体”方式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更是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的必由之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全链条的机制框架,但检例第141号案例中未成年人涉网被害的现实,仍反映出当前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媒介时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媒介使用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应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其一,在顶层设计上,健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治理,从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方面建立起综合司法保护机制;其二,在政策规制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强化行政力量行业监管,发挥行政合力,落实普法责任制;其三,在制度优化上,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完善行刑衔接制度及其实践;其四,监护人和学校提高网络素养及安全意识,提高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干预水平;其五,互联网平台与网络媒体等相关企业不断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等。要对网络媒体等网络平台治理综合施策,堵塞漏洞,以达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效果。

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的现状、特征、影响及对策研究

网络欺凌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欺凌方式。这一现象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发生率,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接触到互联网,更频繁地使用互联网从事各种活动,这使未成年人陷入网络欺凌的潜在风险日益增加。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现象亟需关注和应对,其特点表现为多样性、复杂性等,其行为包括网络谩骂、网络骚扰、网络盯梢等形式。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在生理方面使受害者可能经历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和身体不适等,在心理方面又使他们可能出现焦虑、抑郁、自卑感和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目前,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和措施来预防和惩戒未成年人网络欺凌,包括通过立法来明确网络欺凌的法律责任和处罚,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出安全的网络环境;完善学校管理制度,构筑学校制度屏障,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能力,并强化家长的家庭网络监管责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导未成年人识别和应对潜在的网络风险是预防网络欺凌发生的关键,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家校社协同的多方力量,国家、社会、学校和家长等不同层面积极参与,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现象。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家庭责任:法理剖析与解读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家庭责任以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内容为核心权利义务基础,围绕未成年人为主体,形成了家庭教育法律关系。家庭责任内容的规定为家庭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呈现出家庭教育部门法化和家庭责任内容从习惯法向制定法转变,其中家庭责任的履行在家庭教育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力图通过法律引导和规范家庭教育的实施。因此,有必要探讨家庭责任这一伦理习惯概念的法理基础,探讨其法定性、正当性、伦理性,促进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家庭责任的实际履行和家庭责任法律规范的守法自觉。

征信概念的三重演变——兼议征信泛化

从先秦的“信而有征”到民国的现代征信,在这2000多年中,征信概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空白;从民国到当下,100多年中,现代征信的概念有无变迁,学术研究也鲜有涉及。学术研究上的这种空白与忽略,并不意味着在群体记忆中抹去征信概念的历史。相反,当下中国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实践与政策上的分歧争议恰恰说明回归征信概念原点、探究其发展历程的必要性。文章认为肇始于先秦理性主义的征信概念,其语义历经恪守伦理与理性、论物叙事求真求实等前现代嬗变,在现代又转向经济信息服务。文章认为困扰中国30余年的征信泛化问题主要源于征信的上述多重语义的无序切换。着眼国际规则与征信实践,从信用与信任的双重维度,厘清当下多种“征信”的名与实,对于消弭征信理论与实务分歧,推进征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标准及适用研究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所形成的专家证据近年来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然而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未形成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系统认识,鲜有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对环境公益诉讼中所涉及的社会科学证据的审查和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此类证据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公民诉讼领域有关社会科学证据的司法审查和认定标准及其相关的证据规则,从专家意见审查认定规则体系的角度,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有关社会科学证据审查认定的规则体系。

论刑事司法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

作为法治范畴的刑事司法与作为民主范畴的网络民意,共同服务于现代法治国家。在数字化背景下,网络舆论成为司法不可回避的外向型压力,同时,刑事裁判结果又能牵引网络舆论走势的价值导向,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重塑“舆论生态”。民众、新闻媒体对个案的舆论干预构成公众判意,其虽不能直接干预司法,但以“有形无形”的方式影响着司法裁判,刑事裁判的作出,实质上,就是公众判意与刑事司法之间不断博弈、协调的过程。公众判意若想发挥能动作用,必须通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双重考验,方能成为司法层面的考量因素。根据系统论的分析,公众判意通过“开放性”达致型塑刑事司法的目的。

从“可望”走向“可及”:刑事在线诉讼完善的时空进路

网络技术产生了新的空间秩序与时间现象,在重构传统诉讼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空间异化和时间错配的风险,使得信息会被“遮蔽”、画面会被“裁剪”,进而可能导致辩护边缘化、质证虚化、知情权弱化。在线诉讼也应当满足一种时空正义的要求,保障在线空间上的平等和时间上的同步以促进公平。在线认罪认罚应保障空间开放并充分释明,在线会见也要保障权利空间的专属性和私密性。对适用在线诉讼的时空环节进行甄别取舍,明确辩护人同意、在场且“在旁”、证据平台公平开放的空间规则,保障疑议证据的线下核实。增加确认环节以确保时间同步与信息对应,增设在线诉讼的知情权保障机制和必要性考量机制,赋予被告人设备更换权和程序变更权。

利益属性视角下国家紧急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

在常规制度设计无法应对威胁国家生存的紧急危机时,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共利益,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主体权力范围扩大、个人权利相对克减,这本质上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行使国家紧急权力的逻辑结果。权力和权利是法理学研究的一对核心范畴,同时也是保障紧急危机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的本体支柱。国家紧急状态下与紧急危机治理有关的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展开的。从权力和权利的利益属性出发对国家紧急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回应国家紧急状态下社会公众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界限问题的关切,在法治原则和法治思维的基础上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而且能够充实对该研究主题的整体性认识和精细化考量,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明确而有效的创新思路。

合规不起诉中检察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在合规不起诉中发挥着主导性的重要作用。合规不起诉这一实践热潮背后的规范缺失需要引发学理层面的冷思考,特别是检察权权力限制。检察权在合规不起诉的运行中体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合规不起诉之前的介入侦查权、合规不起诉的决定权及合规不起诉之后的考察监督权。应当构建相应的监督机制来规避检察权运行的风险,具体而言,借助人民监督员机制防范权力外溢导致的“合规筹码化”困境,通过听证机制规避权力寻租对企业“逃避责任”的反向激励,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避免权力集中催生的合规整改形式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的“法益结构”研究

将“法益”理论注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研究,并对其中的“法益结构”进行梳理和总结,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规范内容进行重新分析与评估,对优化、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构成要素、逻辑排列和结构大有助益。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时代,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应该立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整体“法益结构”谱系,以“国家法益”为核心导向,构建“一体多元”的体系架构;以“社会法益”为基础指引,完善“逻辑自洽”的实践路径;以“个人法益”为中心面向,实现“价值调适”的立法宗旨。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适用困境与提升路径探究——基于对四川省反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调研情况的分析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该法的核心内容。其对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治理家庭暴力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实践中仍存在实施细则落实不到位、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动协作存在问题等存在导致制度的实施不高效,针对这些问题,从制定地方性法规、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考核监督、抓好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执行力提升路径,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使《反家庭暴力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中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

法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法治历程有力印证了法治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法治现代化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实现了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双轮驱动。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全面依法治国应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先行先试发挥试点在法治建设与改革中的价值,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我完善,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源流探析

探寻习近平法治思想源流,有助于科学把握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深刻认识这一思想的理论、实践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其形成的理论根基、学理来源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这一思想的实践根基。习近平同志个人品格和素养是这一思想创立的内在因素,即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真挚的人民情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优秀的文化素养、忠实的法治信仰和缜密的法治思维是其创立的精神内核、内在品质和内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