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瞿秋白同志是党内较早进行法学研究与投身法制实践的重要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功绩。他一方面从社会本位、社科方法与以政统法诸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另一方面注重辨析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学说,有破有立地建构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对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移植英美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积极推进苏式法制的中国化,制订中央苏区法律法规,为革命事业的法制化与正规化贡献良多。他致力于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原创性型塑,对中国现代早期法学的知识与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做了许多杰出工作,为今天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贡献了有益经验。

《吕刑》“德刑”思想钩沉

《尚书·吕刑》主旨,《书序》说是吕侯为穆王训夏赎刑,然全篇并无夏朝痕迹,所记为从蚩尤、三苗、伯夷以来,社会从暴政走向刑法、德刑的大脉络,当属周人所述先秦司法史。篇名犹言“吕侯说刑”,前半篇论刑之渊起,揭示三苗“德刑”之伪。后半篇论如何建设真德刑,涉及德之缘起、学理、结构、价值等大本大原问题,以及审案程序、疑赦从宽、典狱守则等操作规范,足见周人德刑思想的体系已在理论与制度层面上成立,其深意则是为刑安装“准星”,使之能精准除恶,故反复论德,而未渲染如何用刑。《吕刑》所谓德刑,并非儒家之德与法家之刑的简单相加,而是“德之刑”,犹同篇所言“祥刑”。各国皆有刑,而以德字加诸刑字之上,强调刑必须在德的指导下使用,则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所特有。

齐家与修律:沈家本先生后裔考

以沈承熙为代表的沈氏后裔,对沈家本先生的官场活动与修律事业,亦有隐形贡献。他们陪伴沈家本先生完成了十年的修律事业,在繁冗的修律事务、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紧张的官场斗法中,给了他遮风挡雨的心灵栖息之地。他们构筑了沈家本先生的生活情境,为以儒家“修齐治平”为追求、以“封妻荫子”为荣耀的传统士大夫沈家本先生的官场活动与修律事业,提供了来自家庭层面的精神慰藉与行为支持。然而,对于沈家本先生后裔的情况,学界鲜有专门研究,为数不多的相关论述又多有错漏。以沈家本先生次子沈承熙为例,考察这些后裔的生平行迹,可以为厘清沈家本先生的亲属关系网络,钩沉沈家本先生的血脉传承,展现沈家本先生的齐家之力与修律之功,丰富沈家本先生的研究维度,全面检讨沈家本先生在晚清法律转型中的历史贡献,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未来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升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增强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应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体系。

唐律的突出亮点: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

唐律举世闻名,具有许多特色亮点,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主要特点包括法律思想要素、法律制度要素和法律技术要素的全面性,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的成熟性,以及唐律文本、唐律实施和社会治理层面的成熟性。唐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唐朝前期以人为本、礼法并用和慎刑恤刑等法律思想,以及唐律的制定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掌握与运用,是唐律较为完美地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于一体的成就条件。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刑法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可以跨越朝代和时代的界限,持久展现其特有的魄力,为后世所借鉴和传承。唐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往往具有一般性特征,文明程度高,适宜在当代弘扬,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活力并助力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早期中国法的理性化之路

早期中国神权法演变过程中,存在三个明显的现象:巫与宗族的结合、天命作刑的实践、天赐法典观念的流传。这三个现象先后登场,时有反复,在各有扬弃的基础上开辟了法律世俗化与理性化的进程。早期中国法的理性化论证与道法理论相关,其核心概念是“刑名”。该理论认为,在立法阶段,道可以通过“刑名”的中介衍生出法律。经过法家学者的改造,立法阶段的“刑名”转化为督察臣子言行的“刑名”。随着法家理论在秦国的贯彻扩张,“道”对法的实质影响急剧减少,君主成为立法权的最高享有者与最终依据。汉以后道家黄老思想的复苏、引礼入法及法律儒家化等趋势的出现,正建立在对早期中国法律理性化深层反思的基础之上。

史实建构、中西融通与现实关怀——陈景良教授《学步古今:中国法律史略论稿》评介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以中央名义印发关于加强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文件,对于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意见》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实际,推进法理学、法律史等基础学科……更好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强化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晚清春秋公法观再审视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公法观,以《周礼》济《公羊》之穷,援引《周礼》中的人伦与政教观,致力于构建以此为基础的家国天下逐级扩展的伦理性世界秩序。宋育仁以此对以个体权利和功利为本的西方国际法所导致的公法不公的危机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批判。晚清春秋公法观是现代中国国际法书写中最具有文明主体意识的先行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有重要价值。

号爵之法意——号称、爵制与中国古代治道

中国古代的治道分为天治、人治、刑治,具体又可分为皇治、帝治、王治、霸治、君子之治,其相对应的是天治、德治、仁治、义治、群治,可归纳为皇以天治、帝以德治、王以仁治、霸以义治、君子以群治。除“天子”之爵外,爵又分为“正爵”和“内爵”,“正爵”对应的是各地诸侯封国的国君,“内爵”对应的是朝臣;“正爵”为公、侯、伯、子、男,“内爵”指公、卿、大夫、士。这些爵号各具其法意,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法理论的人文义理。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对成都市耕地生态保护的当代启示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在理论基础方面形成了敬畏土地、顺应天意、遵循自然法则的土地资源保护理论;在规范体系方面建立了“礼”“律”“敕”“例”并行的保护格局。加强耕地生态保护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契合,与生态振兴时代背景相适应。当前,成都市“非农非粮化”问题一度严峻,内源于生态保护价值引领不足、农民生态保护主体意识不强、外部主体履责协作不畅等因素。进一步优化成都市耕地生态保护,应当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化功能和指引作用,坚持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共赢发展路径,实施“人与天和”的整体发展模式。

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主张的提出有其历史和时代的背景,是一种面向“世界”的言说。在空间维度上,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主要面向的是西方世界;在时间维度上,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面向新科技时代的世界。面向世界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由中国学者构建且在内容上具有中国特色,但始终保持开放姿态。在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将马克思主义法学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根”、国外有益法律思想之“器”和当下中国法治实践之“基”结合起来。中国法学者应处理好“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既要做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创造者,也要做世界法学知识体系的贡献者。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问题及其传承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静态规范及动态实践。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构成逻辑,可围绕核心问题并从以下五个论题分别探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路径和具体转换方式:中国传统法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交织问题;中国传统法政关系的交互影响模式;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原理;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历程中的文化冲突、融合方式;中国具体法律实践中的传统智慧,并阐明各论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蕴含的德法兼治、民为邦本、司法公正、和合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依法治国、尊重司法规律的需求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必要性。从裁判文书来看,存在融入范围较窄、说理语言笼统泛化、弱化或代替法律论证、援引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坚持基本立场、界定法律文化、识别常见领域、掌握融入方法、借鉴有益机制、发挥案例价值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司法裁判,实现创造式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当代法治建设语境下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理论研究

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客观、全面对待传统法律文化遗产,深入挖掘与现代法治建设契合的因素,进行现代解释与阐发,使其在现实环境中焕发勃勃生机。本文以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为主要内容,研究了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君主集权制度的重要影响,以及与现代法治建设的同构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土壤和文化根基,期望传统法律资源能够实现现代性转化,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发挥古老的力量与智慧。

法家治国的主要方式、路径转变及现代启示

法、术、势是法家治国的主要方式。法、术、势三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标志着一种有别于“礼治”的新型“法治”治国模式的生成,体现着古代君主治国方式从阴谋到阳谋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法从秘密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测”迈向公开的“布之于百姓”;术从驾驭群臣的诡诈手段变为选任考核官员的公开之举;势从非人力所控的“自然之势”转向“抱法处势”的“人设之势”。法家法、术、势思想构建起一种公开透明的“阳谋”治理方式,为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文化传承与价值支撑。

秦代“程”考辨

《秦律十八种》中的《工人程》命名方式较为特殊,没有以“律”命名,但见“程”字,《工人程》究竟是律篇名,还是法条的简单集合?《工人程》与《秦律十八种》另外两篇《工律》《均工》有何关系?程是否为秦代独立法律渊源?它在秦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可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明晰上述问题:首先通过“程”的含义解读和简牍中包含“程”的文例梳理,分析“程”的性质,明确其法律规范属性并进一步探索它与律令的关系;其次通过“工人程”的释义和性质探讨,对《工人程》本身内容及其与前后简文的关系进行剖析,尝试印证其为律令细化的猜测;最后结合秦代立法特点,从内容、法律体系、抄录编排、命名方式和程的发展五个方面探究“程”的文本形态、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

德法共治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重构路径

社会治理,要合理磨合与协调互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提升治理精度。从做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民众关切,做优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等方面重构德法共治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增强向心力,激活内驱力,提升服务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法律儒家化:关于反思之反思

在中国法律史学史上,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学说实为无法忽视的一页。该学说对汉唐间律的发展趋势做了凝练且富有解释力的总结,因此,长期为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然而,近二十余年间,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及学界理论水平的提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该学说展开了种种反思,使其几近处于被抛弃之边缘。但是,若仔细研读各类反思性意见,又会发现,所谓反思往往与瞿同祖所设定的问题意识渐行渐远,或不利于后学准确理解瞿同祖的论断。事实上,即便在今日,瞿同祖的主张仍有较强的合理性,在被适当地调整和补充之后仍可谓传统中国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齐文化、齐法家与儒学因素、法家之“法”(齐法家笔谈之三)

与三晋法家相比,齐法家比较开明和温和,原因主要在于齐文化对近邻邹鲁之地儒家文化的接受,这也是作为法家主流的三晋法家在齐地难以施行的主要原因。但三晋法家在齐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管子》中法家篇章呈现出来的复杂情况就是证明。根据三晋法家影响的不同程度,可以把《管子》齐法家篇章分为三种不同类型。齐法家思想是齐鲁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齐法家深受儒家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地缘因素,也是因为齐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容易吸纳儒家思想。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齐法家并不排斥儒家。也许法治的真谛并不是惩罚和畏惧,而是正义和宽容,这是齐法家带给我们的启示。法家对“法”的论述及实践,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子产铸刑鼎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法家的法理论有着过度推崇、维护权力及对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的缺陷,造成秦的暴政,使秦帝国不足十六年而亡。法家的“法治”虽然在某些形式上与现代法治相似,但在本质上却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