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社交平台的权力扩张与应对

算法改变了网络社会的权力分配。社交平台在算法的作用下将散落于虚拟空间的权力予以集中,通过用户的数据与话语权的掌控形成场域控制,并以平台规则法律化、操纵算法运行规则的方式形成制度控制,由此造成社交平台权力的扩张。传统应对性的治理模式不足以解决社交平台权力的扩张以及算法自身的失控风险,对此需要以敏捷治理的模式将更多的利益关联方纳入流程中,构建多方协作的算法解释机制,明确算法解释的程序,疏解算法失控的风险。

论我国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借鉴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言理解与生成、知识推理等方面具备极大的潜力。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网络迅猛发展和各行业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知识产权争议、隐私及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且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立法缺乏高度的预见性与明确性,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我国的应用风险加剧。所以,必须加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从技术层面建立一个透明可信赖的算法评估标准与能够自我纠正、持续优化的AI生态系统;从法律层面借鉴、吸收欧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保护措施,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法律如何解开科技社会的“戈尔迪之结”——科技伦理下的法律治理模式

现代科技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技术理性与人类意义世界之间愈加明显的断裂,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中难以梳理的“戈尔迪之结”。人类必须直面现代科技对法理和伦理的双重挑战,但传统视角下法律的稳定性和回应性特征已难以妥适回答其背后所隐含的人类理性与经验相悖离的问题。将法律系统的视角转换为具有反思性结构的程序自治机制,从而在实践中构建起“伦理先导+类型区分”的法律程序运作模式,即以伦理为程序导向、以程序为法理和伦理的沟通平台,根据社会行动主体和价值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斩断“戈尔迪之结”似乎是一种有益尝试。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现实困境与法律规制路径

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带入公众视野,与传统法人组织截然不同的去中心化特性吸引了众多组织和个人为其投入资金,然而,The DAO的黑客攻击案件提醒人们,这一新兴领域存在风险。在实践中,DAO的代币合法性问题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甚至引发刑事犯罪的风险。尽管DAO的治理模式应用广泛,但并非所有行业都适用。作为Web3.0时代的新兴产物,法律规制在DAO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明确了DAO在刑事和民事责任方面的主体归责路径后,应弱化其去中心化特性,鼓励以联盟链为基础、易于监管的DAO的发展。此外,由于DAO具备有限合伙的主体要素,并且有限合伙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DAO的自主性和创新,因此应当承认DAO为有限合伙,明确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从数据到信息:大数据的法学定位困境及其澄清

当前大数据概念的模糊不清是法学研究者在法律论证与学术论辩时面临的首要困境。大数据概念模糊的原因是大数据在不同视角下呈现出数据、信息、技术的多重面相,大数据的法学定位也应在此三层面进行考虑。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的集合,其赋权基础在于平台对信息的价值添附。虽然大数据的原始生产者是数据的提供者,但是互联网平台通过对数据中信息的收集、整合、清理,使信息集合超越单个信息总和而产生了新的价值,由此互联网平台得以对此大数据享有权利。

未来智能养老模式趋势探索——以湖南为例

经过小组在湖南长沙、株洲、岳阳等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在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也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且随着智能社区的延伸应用,国家加大扶持养老政策的力度,智能养老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将对未来智能养老模式趋势探索的选题主要以湖南地区展开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社区养老模式相关研究,探讨智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发展和技术现状,发现存在智能化养老经费服务有限,医养结合不深入,智能养老地域发展不平衡,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同时结合大数据手段,加强养老服务体系智能化、管理平台化以及行业规范化和服务创新深入化来推动社区智能养老品质提高以及智能养老产业体系完善。

试论代理同意的有效性

人体试验研究及临床医疗中某些特殊的诊疗实施都必须履行知情同意原则,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患者(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需由代理人行使,即代理同意。代理同意由代理主体做出知情同意决策,其代理意见的有效性关乎被代理人的生命健康。通过梳理代理同意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生命医学伦理的尊重自主原则、有利原则,参照代理决策的"事先指令或预嘱-替代判断-最佳利益"三个标准进行代理意见的有效性分析,提出规范代理同意的实践应当完善立法、明确代理同意的原则,发挥伦理委员会的职能,避免代理同意形式化。

专利的竞争法规制立法论纲

随着专利权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重要工具,基于专利权滥用引发的竞争法问题日益严重,从竞争法层面规制专利权不当行使的必要性日渐凸显。美国、欧盟等相关国家和地区在专利的竞争法规制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专利权滥用规制范式。面对不断蔓延的专利权滥用现象,我国亟需在把握专利的竞争法规制机理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或地区在专利竞争法规制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推进专利领域的竞争立法进程,以更好地维护良好竞争秩序,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

行政规则及其效力外部化初探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指挥权,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或运作,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所发布的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抽象性规定。其类型依据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组织性规则和执行性规则。行政规则不仅具有拘束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而且依据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组织性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性规则与补充性规则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发现行政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法律的精神时,应拒绝对其予以适用;如果发现其是合法有效的,也应该在判决文书中予以援引。

认真对待理由——关于新兴权利之分类、证成与功能的分析

在实践推理的意义上,法定权利提供了一种排他性理由或决定性理由,而其他性质的权利主张并不具有这一意义上的规范力。这种规范性力量在表面上源自于权利的制度属性,在深层次上来自于社会价值的支撑。辩护新兴权利主要是辩护一项要求可以归属于某个既有基本权利的子集,而在探求一个有价值的要求是否为权利时,我们需要先寻找构成那个基础权利的内在理由,而内在理由的运作方式也和法定权利理由的规范效力关联在一起。此外,价值的社会依赖性决定了其现实化需要通过制度管道,而权利正提供了现代社会几乎最重要的制度管道。价值与权利是互惠的,双方之间不存在单向的决定关系。

机器学习算法的法律规制

机器学习算法通常具有缺乏控制和不可预期的技术特点,在数据的分析预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公平、歧视性的决策结果。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特点和实际应用,针对机器学习算法存在的安全风险,文章在分析已有的社会问题和法律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适应的法律治理思路。机器学习算法的规制方案应以技术内容为核心,结合无效原则和算法影响评估制度,采用基于数据、代码和算法系统的不同路径。面对机器学习不透明性的特点,算法系统的监管者应当确立合理有效的监管方法,制定动态的算法影响评估制度,有效防范和降低安全风险,实现对机器学习算法应用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

代码技术对传统自由的挑战与法律应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代码技术的影响力由虚拟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物理空间。代码技术不仅是虚拟世界中的“法律”,也正在成为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规制者”。在“规制”逻辑的影响下,代码技术逐渐具有了“反自由”属性,作为人之主体性重要支撑的自由价值逐步被消解与重塑。代码技术对自由的限制缺乏正当性依据,根本原因在于代码技术背后的控制者以一种欠缺法律背书的方式为自由设置不合理的限制。从现代法治立场出发,对自由的限制存在严格的实质性标准与形式性程序,远非代码技术自治规则所能决定。面对代码技术的“反自由”属性,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对代码技术进行规制。在回应代码技术引致的自由危机这一问题上,传统的法律治理手段在权力逻辑、监管模式与治理结构上均存在问题。应当在坚持主体性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推进既有治理体系的完善。

元宇宙治理的法治特点与边界

元宇宙具备专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可靠的社会关系纽带、独立的社会本体属性以及“超拟像”社会类型,本质上是社会的新型样态。领域法是疏导元宇宙越轨风险、失序风险、信用风险的良策。元宇宙中出现的法律关系、与其他元宇宙的链接、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都可通过社会连带观念进行化解。法治促进了元宇宙的社会本位,昭示了法治治理的品格。元宇宙法治运行有其边界,在承认元宇宙主体地位、赋权自治规则效力、保护元宇宙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无须过度干预元宇宙的自生自发秩序。对于元宇宙的结构性风险,法治可通过调控式、规制式、平衡式的三维路径适度介入。

主权的嬗变--数字化“魔兽世界”与法律秩序创新

本文通过研究最近三十年间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巨型网络平台崛起、隐匿在区块链中的主权个人、摆脱特征设计的大模型怪兽等重要的现象和趋势,分析了国家主权的相对衰退与强势复兴并行和相反相成的悖论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利维坦与各种数字怪兽之间展开的互动关系。正是主权衰退这一侧面,导致了欧洲的“数字主权”概念和中国的“主权区块链”构想的提出;而主权复兴这一侧面,导致了北美的“监视社会”理论和中国的“电子点穴”隐喻。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时代,“算法利维坦”正在成为国家和法的理论不得不面对的极其强大的支配性权力。为了防止其失控和滥用,需要通过全球数字契约等方式凝聚基本共识,并通过法律的和技术的正当程序对其进行制度化制约--这正是数字法治的要义。

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制度化构建

专利权滥用指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却违反了专利权设置之目的的行为。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对消减专利权的外在范围设置与专利制度推动科技发展的内在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但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性原则的不当使用可能造成对权利的"滥限"。对该原则的制度化应从不断完善法律规范对专利权范围界定以及确立禁止专利权滥用一般条款适用的程序这两方面展开,以保障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更好地实现其功能价值。

法律责任的道德类型

法律责任与道德人关系有四种类型,即强道德性、弱道德性、非道德性和无道德性。所谓法律责任的强道德性,是指一个人之所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因为,并且也只能因为行为人在道德上具有可非难的道德过错。此类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高度重合,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要接受道德的谴责。法律责任的弱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并不以道德为充分条件,只要满足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不与道德冲突即可。基于坏运气的法律责任、合同责任以及违誓责任即属于此类。所谓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被制定和实施,但在道德上却不被承认和支持。"恶法"所强加的法律责任就属于此类。所谓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的设定与道德没有关系,道德对于法律责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技术性法律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即属于此类。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思辨与价值取向

"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不仅是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原则,也是人们常见的习惯思维倾向。从逻辑理性角度讲,"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都是论证上诉诸无知的谬误,两者所蕴含的论证思路是通过强调对方缺乏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绝对成立,因而都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律。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人们对于它的安全性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像"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辩论一样,转基因食品应该被"无害推定"还是"有害推定",这同样取决于我们的价值理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科技创新,还是粮食安全角度讲,都不能放弃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而任何技术只有在实际运用中才能检验其价值,才能进一步完善。因此,作为认识论上的一种妥协,我们对待转基因食品应该采取"无害推定"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转基因技术有进一步了解,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

不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义务来源的品格矫正——基于法益保护与规范维持贯通的思考

面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义务来源扩张的品格危险,应立于违法二元论的立场之上建构作为义务的二元实质标准对其进行品格修正。将法益保护与规范维持相贯通,实现事实考察与规范判断的双重关注。在因果关系支配可能性阶段,以法益保护为基点进行事实判断,考察作为义务成立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团结义务之合理信赖阶段,以规范维持为基点进行价值衡量,考察作为义务成立的实质基础。通过事实考察与规范衡量的双层过滤,确立密切信赖共同体的作为义务与临时危险共同体的作为义务。

电商平台“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电商平台“二选一”市场支配行为的滥用会影响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市场主体正当的利益。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手段存在如传统方法对相关市场界定的不适用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困境、监管存在缺位性等诸多问题。针对“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应从更新相关市场的界定逻辑、提高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手段的灵活性、树立市场影响的动态分析观和设立前置式的反垄断监管等方面,构建和完善科学协调的法律规制体系。

《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着重从《民法典》出台的背景、重要意义、给老百姓带来的诸多权益、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4个方面进行论述,让大家对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