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案审查的鉴定式案例分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为例

备案审查案例公开方式由零星反馈到报告披露再到公开出版的转变,为备案审查案例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然而,面对日益增多的备审案例,确定研究范式和分析体例成为备审案例研究的首要问题。备案审查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的完善,要求备案审查工作流程和方法的升级。基于此,文章选取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规定类案例,探析备案审查鉴定式案例分析的流程和审查逻辑,进而确定该类案例以合政治性审查标准为主、合法性审查标准为辅的审查结构。与此同时,在鉴定式案例分析的普遍适用方面,通过案例佐证,明确备案审查鉴定式案例分析以“事项—权限—内容—特殊情形”为顺序的审查逻辑。

简论目的解释及其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被广泛地应用。它具有:依据立法目的而不是立法本意进行解释;应用中更注意法律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的衡量等特点。但在法律解释时,应注意避免对目的解释的忽视和误用,恰当处理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冲突,尽量明确目的解释的适用条件,从而使目的解释更加规范。

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

宪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展开是中国宪法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美国1793年确立的“禁止咨询意见”原则的探究可知,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宪法解释机关的功能相适应。虽然各个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模式,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宪法解释只能适用抽象解释的模式,宪法解释程序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目的解释方法及其意义

为克服严格法治的机械性 ,法学家提出了关于法律解释的目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文本与法律价值的紧张关系。但是 ,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意义的固定性则可能在解释中受到威胁 ,因而 ,为了达到既维护严格法治 ,又使法律呈现出灵活的价值选择 。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探略——兼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制度

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该制度从创设之初就遭受质疑。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由一系列判例进行了阐释和廓清,确立其法律地位,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司法解释问题上的态度。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定的量刑指南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制度有相似之处,因此,对美国量刑委员会制度予以探讨,可藉以检视我国司法解释领域的失范现象,并对推进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

居港权系列案件(本文选取吴嘉玲案、陈锦雅案和庄丰源案三个案件为分析材料)透显出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冲突值得深思。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释法方法的不同和释法者主观面向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冲突的解决不仅需要完善相应的基本法规范,使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还需要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论宪法诉愿程序的价值

在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直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公民宪法权利与宪法秩序的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宪法诉愿制度设计了统一而规范的程序。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发挥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有助于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有助于建立以宪法救济为中心的权利救济体系,有助于保持宪法诉愿制度的“补充性”功能。是缓和还是强化宪法诉愿程序应考虑各国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宪法诉愿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思考,力求在保障人权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谁之目的,何种解释?——反思刑法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兴起与利益法学密切相关。刑法学中的目的解释宣称接受刑法文本的制约,但这种立场在具体罪名的解释中通常会走样。在客观解释的包装下,目的解释存在演化为随意解释的危险,解释的结论未必符合客观现实。主张目的解释的优先性可能会消解刑法用语的法律意义,突出体现在目的解释的运用会使刑法设定的个罪的构成要件失去行为规制的机能,进而导致不同罪名在刑法解释中的随意穿梭,使解释结论突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教义学与合宪性二元约束机制存在现实操作中的诸多困境。应倡导交互性解释,在制约目的解释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平衡。

论基本法框架下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以“剩余权力说”不成立为视角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具有授权性,不存在"剩余权力"问题。在基本法的总体背景框架下,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就是监督与被监督、领导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与宪法的冲突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基本权益产生了巨大冲击,“基因编辑婴儿案”再次引起社会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的讨论。该技术打破了社会伦理观念,不符合宪治正义的根本价值,破坏了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平衡,违背了宪法自由与秩序的基本价值,与我国宪法基本人权原则及法治原则存在冲突。宪法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权、生命权及平等权等基本权利,而该技术忽视了人格尊严,对人的生命权及平等权造成极大伤害。对基因编辑婴儿案进行分析,揭示该技术与宪法的具体冲突,旨在为保障科技在合法轨道上发展提供借鉴。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质疑立法解释——兼为法律解释正名

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立法解释现象 ,进而探讨了 :“法律解释”一词在东渐过程中含义已被篡改 ;立法解释 ,虽名为法律解释之一种 ,但究其实质 ,实是一种不规范的立法现象 ;这种认识上的混乱 ,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极为不利。

斯卡里亚宪法解释方法论及其评析

作为美国现任大法官,斯卡里亚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对美国法院及法官的宪法或法律解释具有重要影响。其主旨就是以文本为解释的逻辑起点,对文本既不能作严格解释,也不能舍弃文本作虚无主义的宽泛解释,而是作合理性解释,即对文本作原初含义之探求。文本主义方法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民主理念与司法角色,这种解释方法既具有文本的开放性,又受文本的限制,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宪法解释惯例研究

在中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外的机关 ,事实上从事了宪法解释的工作 ,已经出现了严格意义上宪法解释的案例。这些宪法解释案例尚未引起宪法学者足够的注意与讨论 ,但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宪法解释的实际情况 。

新中国司法解释六十年

司法解释是一种深刻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60年法治实践的力量。我国的司法解释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是规范性的,体现为司法解释体制之演进;另一条是事实性的,体现为司法解释实践之展开。我国的司法解释应当沿着逐步去抽象化并逐步建立判例司法解释基本制度的方向发展。

结社自由的规范领域与保护程度——以农民工入会为视角的宪法学分析

改变农民工弱势群体地位必须通过加强结社力量,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来实现。相对于工会而言,当产生纠纷时,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同乡会。建立或加入同乡会属于结社自由的范畴,应受宪法较强保护。国家对农民工结社自由的实现,负有宪法义务。国家应对现有的社团管理制度做出调整。

马克思主义论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相关问题的阐述 ,是马克思主义司法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将法律解释作为法院和法官的重要职责 ,提出了为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解释规则 ,并就法律意义的澄明、法律意义的诠释以及宪法的解释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

论法解释的情理性与客观性

各种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都可归结为情理性解释 ,法解释者的解释只有采纳了情理性的论据时才具有说服力。法解释过程具有主观性 ,但结论却是法解释者遵循法解释程序原则的主观性判断客观化的产物 ,具有客观性。所以 ,情理性解释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合同解释探析

由于各种原因 ,当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时 ,时常对合同内容产生歧义 ,进而引起纠纷。合同解释是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中有争议条款的认定说明。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立法原则和宗旨 ,就合同解释权、解释范围、解释原则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 ,对合同解释权归属 ,明示、默示和格式条款解释意义以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等 ,提出了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