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制定中的基本范畴与体系结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金融立法和修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的预备审议项目要求研究包括金融监管制度在内的金融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金融法,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实现建设金融强国目标的重要步骤。制定金融法的核心工作是对现行金融法规进行全面整合,实现金融规范和金融监管的全面覆盖。这就需要对金融法的基本范畴进行研究阐释,对其调整的范围,即金融、金融业及其机构、工具、市场、业务、行为等进行严格界定;必须构建逻辑清晰、结构严谨的金融法体系结构,明晰其目标与原则、要素法体系、行业法体系、体例与结构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驻村第一书记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习近平从城乡发展趋势视角论述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的重要性,强调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是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需要,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民族复兴的实现;从全局性视角论述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工作内容,强调驻村第一书记要聚焦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做好村级党建和为人民服务工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系统性视角论述选派驻村第一书记责任,强调各单位要为驻村第一书记提供工作保障,驻村第一书记要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驻村第一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对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性运用,是对年轻干部培养规律的创造性认识,是对党的扶贫和乡村振兴理论的丰富性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驻村第一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把握新时代城乡发展趋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调动驻村第一书记积极性,把建强村级党组织和培养乡村发展内生力量作为着力点。

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信息权利风险及其治理——以ChatGPT为例

以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技术载体的财税公共法律服务,是数字时代优化政府决策过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的基本单元。但是,在ChatGPT参与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技术理性突破与财税信息人格利益保护、数据歧视偏见与公共法律服务正义维护、深度伪造失控与公共法律服务安全保障之间的张力愈发凸显,可能会导致ChatGPT在参与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对公民信息隐私权、信息平等获取权以及信息信赖利益造成侵害。为此,应以构建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信息权利谱系为首要前提,从规范维度补全财税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参与规则,从运行维度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我规制模式,以外部强制和内部规制为着力点实现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效用的最大化,以提升财税公共法律服务的精准性、智慧性、安全性。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

税收法定原则若要落实到位,必须准确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质”与“量”。目前,各方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质”即内涵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但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量”即强度尚存较大争议。从税收立法的“公—公”维度和涉税契约的“公—私”维度考察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可知其并非全有全无或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一种从刚性法定到弹性法定渐变的状态。对税收法定原则“量”的如此把握,将有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细化落实。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税法促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十分重大。作为以调整财税关系和解决财税问题为己任的发展促进法,我国财税法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法制度的完善,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财税法治环境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财税法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五个方面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我国财税法应就自身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是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财税法革新的基本思路,强化财税法的发展促进理念与功能,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进财税法治建设;二是以发展功能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预算法律制度;三是高质量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体系;四是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

智能化时代征收AI机器人税的路径选择——以激励科技发展与防范劳动力市场失衡为功能导向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领世界进入智能化时代。AI机器人替代传统劳动者的现实引发对开征AI机器人税的争论。通过梳理并研究域内外现有文献,比较分析欧盟、美国、韩国等AI机器人税的立法与实践,提出AI机器人税应以激励高质量科技发展、维护市场劳动力要素平衡为功能导向,并以满足需要作为其底层逻辑的基本观点。在征税路径上,目前AI机器人还不是适格的纳税主体,应对使用AI机器人的资本课税,从而化解科技进步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建构契合高质量发展的AI机器人税收优惠制度,为AI产业研发和创新设定税收优惠条件和指标,着力提升税收优惠的针对性和执行效果;落实AI机器人企业防范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社会责任,激励创造就业岗位,实现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税法新政下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

所得税支出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税费项目,及时了解相关所得税最新政策的内容,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是企业加强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文章在梳理近年来企业所得税新政策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所得税税法新政下的企业纳税筹划要点,并从收入、扣除项目、税率筹划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税法新政下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法,最后,提出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应注意的事项。

公式分配法应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跨境避税——一种新方法的精准模型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成为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主要避税工具,加剧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后果。经合组织在“双支柱”方案中也证成了公式分配法。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公式分配法相较于独立交易原则的天然优势。针对公式分配法,文章对公式分配模型进行研究,突破该领域的难点,深度解析并举例说明模型的应用原理。结合“双支柱”方案,应景国际反避税大趋势,阐释了公式分配法面临的三重维度挑战,从国际、国内两方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促进公式分配法在解决无形资产这一新兴转让定价难题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之价值。

数据概念的体系性建构

在推动数据合规交易的背景下,统一数据法律制度与数据交易实践中的数据概念愈发迫切。基于明确数据交易阶段的核心功能,可从历史视角建构以“行为—结果”为依据,以“数据要素—数据产品(数据商品或数据资产)—数据资本”为顺序的数据概念体系。在数据生产阶段,数据分级子概念对应的不同市场流通度决定了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三级概念的选用;数据分类子概念所能引发的不同加工规则要求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应以数据内容为分类标准。在数据交易阶段,以原有信息为内容的数据资源和以再生信息为内容的数据服务对应了不同的风险防范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之构建与优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全球进入“数据驱动”时代,数据流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日趋严重的安全危机。针对以数据滥用、数据泄露、数据污染为代表的数据安全事件,亟须通过建立全面、科学、有效的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加以解决。然而,数据的法律属性与权利归属在理论上尚未廓清,数据流通边界的界定、数据安全综合防御机制的建立、公权与私权的博弈、数据安全保护与数据开发利用之间的内在张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通过明确数据共享的权责归属,健全数据流动安全保护机制以及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风险预警防御机制有助于深入探明数据安全保障的政策法制完善之路。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进路

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与发展,有赖于科技创新动能的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新质态劳动对象的高效培育。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十分关键。由于平台自治逐利性突出、运动式治理机制依赖以及科层制治理固有局限等原因,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存在自治失位阻滞新质态劳动对象培育、运动式治理失范制约科技创新动能发挥、协同监管失灵影响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等问题。在推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未来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面向应由监管理念适配化、监管方式韧性化以及监管主体多元化三条路径共同推进。在监管理念适配化方面,要拓展“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并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比例原则进行解构与阐释;在监管韧性化改造方面,增加平台监管规范的适用韧性,强化监管工具的组合协作与实施机制的动态配合;在监管主体多元化方面,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组织协作,发挥以平台为核心的双向赋能功能,最终推进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与发展。

有效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有效地预防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避免企业遭受重大的系统性合规风险,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合规管理原则,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企业无论是搭建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还是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合规整改,都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相称性原则”“高层承诺原则”“权威性原则”“业务流程渗透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等方面的要求。这是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化合规或无效合规的制度保障,也是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管理的最低要求。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

乡村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乡村电商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既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冲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乡村电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必须从完善相关立法,优化顶层设计,抓好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乡村电商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乡村电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必要设施原则”的合理适用

数字经济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其高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成为平台企业重要的竞争要素,并逐渐成为其在市场竞争中赢者通吃的核心竞争力。但数据成为平台企业核心竞争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垄断的风险。平台企业为了自身竞争优势从而拒绝数据抓取、拒绝数据交易,不仅不利于数据流通,更破坏了竞争秩序、抑制了市场竞争活力。由此,发端于美国的“必要设施原则”能否在平台数据垄断中适用,成为当下平台数字经济领域关注与探讨的焦点。论证数据资源的核心化、平台市场的无界化、寡头垄断的凸显化以及数据的特性说明将“必要设施原则”适用于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数据权属、数据安全、数据成本,以及竞争关系、必要数据、垄断控制、共享可行等四个要件则是有效防止该原则滥用的必要考量因素。

农产品增值税处理规则的完善

理想的增值税制应覆盖所有商品和服务。然而,基于公平原则和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需要,如何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便成为增值税法设计中的经典技术难题。伴随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尝试将农产品全面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例如欧盟在统一增值税制度之初便确立了对农产品免税并实行统一比率补偿的处理方法。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关于农产品的增值税处理规则呈现出免税要件界定不清、农产品增值税抵扣不合理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实效不佳的困境。增值税法上农产品的处理规则应遵循税收中性和税收公平的基本理念,为此,我国在增值税法上应进一步明确农产品免税要件的界定、改进农产品抵扣机制、完善农产品税收优惠政策。

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建设法规”课程建设与改革

为深入贯彻职业教育改革要求,高职“建设法规”课程改革应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转变传统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以典型工作任务为导向,将实践领域的工作任务转换为学习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展学习情境的开发设计,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的训练和培养,提高课程的教学体验。

反垄断视野下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大多围绕数据展开。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规范数字市场竞争,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几乎同时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数据开放试图以恢复性救济化解数据垄断难题,隐私保护作为竞争考量因素也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然而二者在反垄断实践中常难两全。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据开放可能因权利保障不足、责任缺位等造成隐私泄漏与侵犯;隐私保护也可被头部平台企业作为拒绝数据开放的竞争抗辩理由。这实质上是数据双重属性、数据主体价值取向差异以及数据竞争行为规制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垄断法的多维调整目标与数据开放隐私保护二者协调的底层逻辑具有共通性,兼顾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的有效竞争理论可作为冲突调和的基本向导。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数据开放和合理的隐私保护,方能寻求并实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

数字经济领域日益严峻的垄断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垄断热潮,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时代使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反垄断执法的方向和力度。首先,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经济民主的使命,它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当下中国集中体现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其次,反垄断法肩负着维护政治民主的使命,数字平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力,而技术性反垄断忽视了反垄断法的政治性基因。再次,反垄断法肩负着促进知识共享的文化使命,“知识垄断型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知识传播,要重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最后,反垄断法还肩负着维护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保障劳动幸福的社会使命,长期忽视劳动力市场反垄断会导致劳动者不断被剥削,我们需要在既有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外为反垄断法注入劳动者福利标准。

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