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道歉证据的证明逻辑——以长崎事件为例

被告人“道歉”,或者出于认罪被归为自白,或者出于礼貌、同情等其他理由被归为辩解。这两种解释相互矛盾,但都是用于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实质证据。道歉、提出和解等言语和行为,可以补强这种真实性可疑的作为主要证据的受害人控告犯罪之陈述,并进而间接推论案件事实,但是这种补强证据本身有时需要进一步的补强或者允许反证,其在程序法上可以达到转移举证责任的效果。从经验科学而言,以这类道歉、提议和解、采取事后补救措施等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的推论,是以或然性概括为大前提的设证推理,其结论是似真的,具有可辩驳性。从价值科学而言,这类证据的使用还需要法官在坚守无罪推定原则、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切实保持个人自由和社会防卫之间审慎平衡。

卫星影像的证据类型定位与资格认证规范

卫星影像证据逐渐在中国司法实践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但就其证据类型定位与利用方式等议题,各地存在作为“书证”“物证”“电子数据”等多种实践模式与观念差异,从而给卫星影像证据应用工作的说服力甚至基本理念的统一性与权威性造成一定困扰。基于证据构造与证据分布等基本原理,应将“卫星影像”的证据类型界定为“电子数据”。在对既往有益实践经验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基于庭审中心、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等基本诉讼法治立场,立足充分辩论、有效辩护等原则,应当明确卫星影像证据资格的采纳与排除等实体性和程序性认证规范。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趋势与应对

产业生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主体的多层次性及异质性,导致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从而增加发生各类纠纷的可能。基于技术特性与功能定位,产业生态内统一的数字化运营平台能够将该生态运行的全部数据予以记录。由此,获取运营平台之上的电子数据,将成为化解产业生态内、外部纠纷的关键,从而产生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未来趋势。该趋势势必引发基于海量数据电子取证的技术与成本难题,亦会导致涉案企业面临证据偏在与取证不能的窘况。在技术层面,可借鉴美国电子开示语境下的技术辅助审查,实现以可接受成本并在大量数据中获取所需数据的自动筛选。在制度层面,当运营平台作为一方当事人时,证据偏在明显,可申请适用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以获得运营平台控制下的电子数据,或实现与获得该数据等效的诉讼结果。当运营平台为案外人时,则需探索构建运营平台协助电子取证制度。

作为融贯性原理的最佳证据原则

最佳证据原理是对证据规则进行系统化整合的一种理论尝试,它在证据法学研究史上经历了盛衰转变。考察最佳证据原理的学说史,可以为中国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提供有益参考。吉尔伯特最早系统阐述了最佳证据“规则”,后经格林列夫等追随者而进一步发展。塞耶的批评使该理论走向衰落;到了威格摩尔时代即证据规则法典化前夕,它退缩到文书原件规则这一狭窄角落。20世纪末南斯为最佳证据“原则”辩护,使其在当代证据法学研究中再次受到重视。但现代证据法具有多元的价值基础,为其提供单一的实质性统括原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佳证据原则应当作为证据法的一项原则性规范,而非刚性的证据规则或者单一化的统括性原理,并发挥生成证据规则和指导司法裁量的功能。

大数据证据:一种数字生态对证据法学方法论的变革体现

证据法学作为具有技术性特征的法学分支,受到客观物质基础的影响。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也对证据法学的变革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方法论上,大数据证据是一种新型的证据形式,推动证据法学方法论朝着一般科学方法论主导的趋势发展,具体表现在同一认定理论适用的弱化、信息论与系统论的强化,以及辩证法的强化这三个方面的方法论变革中。证据法学的方法论已受到前沿科技与数字生态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新兴科技革命带来的法治变革,在协调法治主义与技治主义冲突的同时,更需要坚守法治对技治的指导。

统一监察证据标准的学理阐释与制度建构

监察证据标准是伴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出现的新事物,包括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标准和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统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证据标准契合了监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的工作关系,增强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性,有利于平衡监察机关调查处置职务犯罪的质效和对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统一监察证据标准的制定完善应当体现包容性并以罪名类型化作为建构主线,其内容须具备客观性和开放性,其规范效力则要保持相对性,数字智能化是统一监察证据标准的未来发展方向。

论证明责任分配对企业合规的激励功能

证明责任理论不仅决定着企业合规免责的正当性证成,同时也激励着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合规建设。审判程序中企业合规免责分为两种模式,在主观过错免除模式中,基于企业独立意志理论与司法实践存在的主观过错推定,应由控方就入罪事实承担行为责任及相应的结果责任,由被诉企业就其内部合规事实承担行为责任及相应的结果责任;在法定管理义务履行模式中,基于该模式的特殊适用范围,应由控方就入罪事实承担行为责任和相应的结果责任,被诉企业并不承担证明责任。

询问笔录在金融监管执法中作为证据运用之刍议

询问笔录在直接证明金融违法事实中有重要价值,金融监管执法亦对其重视甚高、运用颇多。但在执法中经常遇到被询问人不如实回答、答非所问、前后不一、道听途说、似是而非、主观臆断等问题,这对金融监管执法造成了一定干扰。鉴于询问笔录主观性、人为性较强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它具有近期证明性而非历史证明性的本质属性,并以此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剖析了询问笔录天然具有的客观不准确性、趋利避害性、不稳定性、传闻性、非事实的意见等属性及由此属性牵引出事实认定方面的风险。正是这些属性及风险的存在,易造成金融违法事实认定上的偏差。因此,亟须对询问笔录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思考,进而探索改善执法实践中对询问笔录的观念认知与取舍运用,以期为准确认定金融违法事实、有效打击金融违法行为,奠定一定的证据理论与实践基础。

论司法证明中经验法则的双层内涵与核心特征

司法证明中经验法则的内涵应从两个层面界定:抽象意义上,经验法则是从过往经验事实中归纳抽象所得的,能够反映事物属性和事物间联系的知识或规律。具体适用时,经验法则的本质是法官主观认为可信的个性经验认识。经验法则的核心特征是确定性占主导的主观盖然性。鉴于双层内涵和盖然性特征,经验法则在司法证明中的运用逻辑是围绕“危险但必要”展开的。由此而言,经验法则虽被冠以“法则”之名,但并不具有法则之刚性效力,仅可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基础。

元宇宙在电子证据审查中的运用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网络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经济社会秩序,如何有效遏制和打击新型网络犯罪成了全国执法部门的重要议题。由于犯罪手段更新迭代加快,所产生的电子证据往往具有数据量庞大,难以搜集、分析和统计的特点,电子数据审查面临如证据的扣押与封存、电子证据的呈现等方面的难题。利用元宇宙技术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可提升审查效率,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基于此,文章重点探讨了元宇宙对电子证据审查的积极作用及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内部系统规范和外部社会规范来限制元宇宙审查方式等建议,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相关性。

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探讨

本文旨在探讨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证据法学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理论体系的梳理和分析,深入探讨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旨在为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促进证据法学在我国的发展和进步。

海上刑事案件证据收集问题研究

2021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颁布施行,为中国海警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提供了“母法遵循”。执法实践中,取证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海上执法不同于陆上执法,其面临的取证难度及证据采信复杂程度远高于陆上刑事案件。从实务角度出发,分析海警机构在办理常见海上刑事案件时证据收集的难点、面临的取证困境以及进一步优化措施,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有力维护管辖海域安全稳定、依法严厉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参考。

论前诉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对后诉刑事裁判的预决效力

对于前诉裁判中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应由后诉所适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来确定,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缺乏相关规范。既判力理论或争点排除效理论与已有规范相冲突,无法实现对预决效力性质的准确判定。依据现行法律规范,预决效力是一种事实证明效。在先民后刑诉讼中,影响民事裁判已决事实预决效力的因素主要包括证明标准的差异、推定方法的运用及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等。以事实证明效为语境,以影响预决效力的三个因素为内容,结合民事诉讼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的特点,构建出具体的民事裁判已决事实在刑事诉讼中预决效力规范。

品格证据在婚姻纠纷诉讼中的适用研究

和谐婚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面对司法实践中多发的婚姻纠纷诉讼,引入品格证据,发挥其潜在优势,有助于提升事实认定真实性、保障当事人权利以及弘扬正确家庭观。基于我国目前面临的相关品格证据立法领域缺失、审判者自由裁量权规制以及当事人隐私保护等挑战,探讨合理构建婚姻纠纷诉讼中品格证据适用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品格证据适用于婚姻纠纷诉讼,应明确目标,注重遵循合法性、客观性、保密性和教育性原则,划定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明晰取证形式和采信标准,采用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相结合的方法,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纠纷审理模式。

刑事大数据证据现实论

大数据浪潮、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共同造就了大数据证据概念的产生,继而引发新增证据种类、新设证据规则的变革论。然而,刑事诉讼实践尚未见“大数据证据”的语词使用。虽有观点指出,实践中已浮现基于数据库比对及算法分析的“大数据证据”,但其现实样态实为对过往侦查信息化、电子数据分析的循迹,大数据作为应对数据激增的手段,仅引发了刑事证据实践的适应性变革。回归到现有证据理论及制度,大数据证据概念的系统论,直接源自大数据自身在数据、技术、应用维度的多义性,且当借助专门知识获取非显见证据事实时,证据载体发生转化并呈现系统性。由此,大数据证据并无区别于其他证据的决定性差异,无需新设法定证据种类。大数据证据原始载体与最终载体均可划归现有刑事证据法定种类之中。

“辅助说明材料”的证据法定位及法庭运用规则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论事故调查报告刑事证据能力审查的实质化

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能力审查问题仍面临审查形式化危机。“鉴定意见说”“直接审查说”“复合证据说”等学说均未能给予事故调查证据能力审查实质化以坚实的理论支撑,需在此基础上建构更具解释性和可操作性的“新复合证据说”。实践中,事故调查报告制作规范和司法审查程序研究对事故调查报告审查实质化亦未有有效推进,应兼采证据法和程序法视角对相关审查作出完善,在明确证据审查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从创设关联性审查体系、明确意见证据属性、区分各部分证据审查规则、规范证据产生及审查程序四个方面入手,完成事故调查报告证据能力审查的理论范式转换和实践规则重构。

区块链证据规则的逻辑嬗变

从2018年到2022年的区块链证据规则,呈现出规则演化的逻辑脉络。2018年《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区块链证据的合法形态,2021年《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补强了审核证据的路径与能力。两大规则的着眼点都在于区块链证据本身的效力验证问题,主要回应了上链证据的阶段性差异、证据认定的标准不明与技术监督机制的缺失。此后,区块链多节点验证的技术特征,也使司法系统多主体参与的协作关系成为必要。2022年《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将区块链证据置于共享与协作的证据生态环境中,旨在进一步提升区块链证据的应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区块链证据审核的标准认定、责任分配等方面成为证据规则的新重点。三大规则的逻辑嬗变,推动区块链证据规则成为既有证据规则的延伸,助力技术人本主义价值的实现。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互联网直播侵权纠纷之电子证据收集与举证

当发生互联网直播侵权纠纷,对相关主体法律责任进行认定时,电子证据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同的互联网直播主体,对互联网直播中的电子证据收集难易度并不相同,因此由哪一方主体来进行电子证据的收集,又如何实现电子证据的举证,对于互联网直播侵权纠纷诉讼的当事人十分重要。结合相关司法实务,针对互联网直播侵权纠纷中相关主体举证难、举证不合法的问题,通过电子证据合法收集,互联网直播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电子证据举证原则完善,实现互联网直播侵权纠纷依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