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开发区监察派出制度论析

监察派出制度是监察制度中的专门性监督制度,开发区是监督全覆盖的重点区域。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具有内嵌关系、差序关系和重叠关系,其权力架构具有扁平性和集中性,权力运行具有灵活性和风险性,权力空间具有封闭性和错位性。开发区监察派出制度规范包括监察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有主体资格规范、组织规范、授权规范。现行规范中调整开发区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规范尚需法制转化,县(区)级监察机关向开发区派出监察机构的现象亟须法制回应,监察机关派出行为的前置情形有待明确,开发区监察机构的案件管辖原则有待确立。可通过监察法修正案或监察法律解释的方式回应上述问题:一是将党内法规中关于开发区监察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规定进行法制转化;二是适时赋予县(区)级监察机关相应权限;三是建立开发区监察案件的管辖原则。

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

归口协调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对政府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领导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分类治理机制。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是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党内法规体系中并未将归口管理列为正式制度单独予以规定,归口管理作为新时代具有创制意义的党政机构改革模式,尚处于发展期和磨合期,仍然需要结合改革实践不断调试、完善与发展。其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对政府组织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多重领导关系和管理关系,更涉及党的组织工作层次的合理划分以及工作机制的分类推进等党和国家机构深化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现阶段,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虽不具备通过制定专门党内法规进行统一规范的立规条件,但应当以《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的修订工作为契机,在明确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规范主体、规范行为的原则,完善归口管理的一般性原则规定,为其制度的体系化完善打好坚实基础。

我国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体系优化

国家机构组织法的立法模式有综合法模式、专门法模式和“基本法+单行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我国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在制定之初选择的立法模式并不统一,这意味着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与其行为法、程序法、人员法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各大国家机关的组织形态、职权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组织法的修改却带着强大的立法惯性,未能随着各部专门法的制定而与时俱进,导致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与其行为法、程序法、人员法之间存在不少重复、错位乃至冲突。未来组织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有必要强化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体系化,统筹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从组织法的功能定位、体例结构和具体内容三个层面对我国各大国家机构组织法体系进行整体优化。

高校作为第三方主体参与地方法案起草工作的实证研究

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高校作为第三方主体参与地方法案起草工作,一是源于其专业性优势,二是源于其公平性视角,三是源于其具有稳定的专家团队。以此为基础,为保障地方法案质量,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应进一步规范地方法案起草工作程序,明确委托约定,组建专家团队,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善法案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多次评估,深度完善。

基于Citespace的国家监察体制研究 进展与热点可视化分析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16年至2023年收录的1010篇关于国家监察体制论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其关键词、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可视化聚类分析,得出如下四个结论:一是现阶段关于国家监察体制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但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不多;二是研究机构、人员数量虽然较多,但是协作研究成果并不多;三是以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中起到表率作用;四是国家监察体制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掌握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集中监督的反腐败体制。

行政法派出机关与派出机构理论的检视与反思

行政法派出机关与派出机构的现有理论以设立机关为标准将二者进行区分,主要是出于在行政主体理论框架下判断适格行政主体的需要。但长期以来,大量县设街道办事处的合法性瑕疵,围绕开发区和城市新区管理机构法律地位及其行政主体资格的争论,有关派出机构基层行政组织的认识局限以及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法规、规章间接授权的不同态度,无形中对现有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重新检视这一理论,亟须在知识体系上进行必要的更新并指导今后相关规范的修订:一是适当扩大法定派出机关的范围;二是改变相对人救济需要前置判断派出机构是否授权的繁琐做法;三是从宽评价对派出机构的间接授权,扩大法定授权组织的认定范围。

审计权独立性的宪法规范分析

作为大部分公共财产的使用者,行政机关理应成为审计监督的主要对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审计权的独立性意味着审计权与行政机关的分离。根据审计主体与审计监督对象的联结关系与分离程度这一标准,行政型审计作为内部审计虽有一定的实效,但独立性最弱。功能主义所谓“功能适配”强调的是审计权配置的正确性和效益性而非合法性和独立性,这种没有独立性的审计,正确性和效益性难以得到保障。我国宪法确立的审计体制存在着逻辑悖论,即宪法规范既确认了审计权的独立性,同时却又预设了审计权的附属性。将审计机构并入监察机关,审计体制实现从行政型到独立型的宪制变革,不但会提升审计权的独立性,也会使审计更具权威性和实效性。

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紧急状态条款”的合宪性控制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1款第1项的“紧急状态条款”频繁适用,在一些地方有沦为“口袋罚”的趋向,公安机关在法政策下虚置裁量基准构成滥用职权,而宽泛适用行政拘留决定有违人权保障原则。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紧急状态条款”的适用,应符合宪法的规定,因为该条款本身即沿袭宪法的规定,部门法应被置于宪法秩序之下。对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紧急状态条款”实施合宪性控制,应通过合宪性解释使其与宪法概念保持统一,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贯彻处罚法定和人权保障原则。

新时代新疆地方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局面,为在新起点上建设法治新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新疆地方立法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时代的新疆地方立法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贯彻落实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主线,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牢牢扭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把维护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等作为立法的重点领域,突出地方特色,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立改废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为推进新时代新疆地方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研究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使民事检察工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如何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研究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

政协制度是中国现代立宪史的重要创造,是政治宪法的制度性表现,具有深厚的宪制功能、价值意蕴与演化潜力。在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立宪派即开始以协商建国的政治自觉和担当介入制宪过程,形成了政协的早期传统与渊源。两党并立时代的民主政团仍然构成推动训政向宪政转变的重要动力。1945年的旧政协具有制宪预备会议的宪法功能,促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但未能运用宪法化解主要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1949年的新政协直接作为制宪会议制定颁布了《共同纲领》,开启了大陆版的共和立宪序幕。伴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政协逐步转型为非国家的政党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组织,但其制度角色并未定型,其在八二宪法体系内作为代表制要素的理论与制度空间依然巨大,从而成为未来宪政转型与成熟的重要议题之一。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功能、性质与制度化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在立法不能时满足实践对规范的需求,在立法滞后时补充和完善法律,在职权行使时提供便捷方式,由此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此类决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与法律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虽在形式上表现出"决定"的某些外部特性,但在实质内容上亦有别于其他性质的决定。就其效力而论,此类决定的效力应低于宪法和法律,且不得规定法律保留事项,亦不可过度地变更法律的实施。此类决定得以在繁多法律的"夹缝"中产生,乃是缘于其特有的功能和效用,但由于制度化的缺失与不足,其宪法地位却颇为尴尬。故而需借由有效的制度化方式,促使其功能得以正当持续地发挥。

营商环境优化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政府机构改革:功能定位及路径分析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的预设效果之一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政府机构改革能够通过提高市场监管绩效、维护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提升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助推营商环境的优化和高质量的发展,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机构改革推进市场监管方式创新,优化市场规则与颁行机构职能,强化市场规则维护与监管机构的职能,整合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与大数据运用机构的职能,缩减行政事务审批机构及队伍。

论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制制度建设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会带来法治建设领域革命性的变革,让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真正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合宪性审查运行机制和具体制度,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走向规范化轨道。应当结合国外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实践做法,探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合宪性审查的机制、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等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相关的制度特征,并从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实效化的角度,健全和完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制制度。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中存在"法治赤字"现象严重、购买缺乏界定、承担公共服务社会组织资质规范空白、合同监管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与立法冲突六大问题。建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明确禁止性购买、确定性购买和裁量性购买范围标准、建立多元、公正、科学的评估体系、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完善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必由之路。

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论要

在当前改革试点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可视为法律,通过法律的授权,赋予监察委员会具有留置的权力。但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则须制定《国家监察法》对留置措施进行规范。留置措施具有行政性、强制性、主动性等特性,为限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应明确留置措施的构成要件,规范留置措施的运行程序,及保障留置对象的合法权利,将留置措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国家紧急权力

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由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紧急状态的宣布不会成为独裁专制的开始。

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

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应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财产国家所有的宪法前提下,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效用原则、区分原则,实行分级所有、分级管理、分级行使,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采用划拨、出售、出让、租赁、承包、信托、股权投资、交换等方法,以确保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历史、现实和趋势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是中国政治现实发展的产物。这一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萌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度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在中央层面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而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施。与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速度和规模相比,这一制度还缺乏应有的作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不是违宪审查制度,其未来的命运应回归宪政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