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法哲学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灵魂。随着中国澳门国安法修订与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完成,国家安全概念在“一国两制”范畴中得以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特别行政区国安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中国香港23条立法本身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制度运用。中国香港23条立法既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法治课题。对比2003年立法,2024年的23条立法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贤能本质和治理效能,更折射出中西方在中国香港平台之文明与制度影响力的变化,是世界体系权力转移的一个缩影。中国香港23条立法具有科学性、民主性且按照普通法方式完成,属于综合性的本地国安立法,既衔接上位国安法规范,又整合本地涉国安条款,更注重对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国安立法与判例经验加以研究和借鉴,为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美西方对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干预、批评甚至制裁是典型的霸权习惯和双重标准,缺乏基本的事实与法理依据,必然遭致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正当反制。中国香港23条立法统筹发展与安全,回应和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中国香港繁荣稳定,促进中国香港由治及兴,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法治里程碑。

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

《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之前,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激进反对派人士和外部干涉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难以及时得到惩治,香港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为了构建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制定《香港国安法》。该法补全了香港地区长期存在的国家安全漏洞,打击了激进反对派人士及其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促进了香港政治生态的根本性好转,实现了香港地区社会由乱及治的转折,并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是,《香港国安法》的部分特殊安排在实践中面临一些新问题,如尚未覆盖所有的安全风险,法律落实的具体安排有待清晰化,香港行政和司法机关面临权力限制及目标平衡难题,抵御外部势力干涉的手段需要及时更新,香港地区部分人士对中央管治权威的理解有待深化等。为更好完善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确保《香港国安法》准确实施,需不断健全《香港国安法》实施机制,依据实践新情况完善扩充和解释工作,细化对香港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履职指导,扩充惩治违法活动的制度工具箱。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及其完善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在法律层面最直观的体现。自特别行政区设立以来,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实施尚存在效力、落地、监督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定实施以后,对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实施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全国性法律实施路径,但由于其特殊性,并没有制度化地解决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问题。本研究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为参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增设条款以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进行完善。

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部分缔约权及条约适用

香港、澳门回归后与回归前均不是国际法主体 ,它们作为地方实体享有的部分缔约权来自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 ,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 ,与国际法学理论和国际实践相一致。至于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情况复杂 。

从连词“或”看澳门中文立法语言的规范化

法律的生命在于细节,立法语言的水平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法治水平.本文尝试通过和内地立法语言进行对比,细致考察澳门中文立法文本中连词“或”和“或者”的选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澳门中文立法语言的规范化问题.研究认为,澳门中文立法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应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客观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研讨性原则.

“一国两制”与区际行政法

作为规制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行政法,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行政法治化的全面实现,并非仅靠一般行政法即可达致,还须借助于特别行政法的健全与完善。可以预见,特别行政法将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的一个新视点。但目前理论界关于特别行政法问题的探讨尚显不足,因此,我刊编辑部约请部分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现将讨论集中刊于本期,以飨读者。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的“剩余权力”问题

从香港基本法草拟至今,"剩余权力"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图从"剩余权力"概念的内涵入手,展开分析作为保留权力的"剩余权力"和作为遗漏权力的"剩余权力"。通过比较宪法学知识,说明在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问题上谈论"剩余权力"问题在宪政理论上、在实定法上都是难以证成的,同时,为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充指明合法路径。

论日本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的理念、规划与原则

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以可持续发展为理想目标,作为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的《循环基本法》,其中立法理念、基本规划和原则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是其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循环基本法》的理念、规划与原则的考察和研究,从比较中借鉴,探索我国推行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为正处于由理念倡导向政策试验示范及至全面推进的转折时期的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提出一些建议。

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避风港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责任的限制规则,目的本意在于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可能面临的版权侵权赔偿责任。虽然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进港"避风设定了条件与例外,但这并不是审查义务的设定规则与共同侵权判断规则。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避风港规则是正确适用的前提,从而避免将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提供的"避风港"异化为"风暴角",背离立法本意。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既非“小宪法” ,也非代议机关的制定法 ,而是宪法的特别法。这取决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内容、功能、名称和法律效力等。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性质的界定 ,不仅是学理问题 ,也是一个直接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际运行 ,乃至宪法的实际运行的问题。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其宪法的特别法这一性质 ,不因与宪法的抵触而无效 ;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是通过其特别法 ,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以实现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则相应地属于宪法解释 ,并因此得以改变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先例”。

法规规章备案问题研究

从制度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在体制内部,我国的法规规章备案体制应当包括备案主体、备案职权、备案依据、备案标准、备案程序和备案责任6个基本元素;在体制外部,法规规章备案制度与人大监督、行政复议、司法审查、检察监督等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法律体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法规规章备案机制在运行中日益暴露出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制度实证分析的方法,梳理清楚现行法规规章备案体制,并探索解决备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方法,将有利于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依据国情,借鉴外国,最终形成现今的机制。内地与香港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域,法律解释制度相异,内地由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其基本特征归纳为:唯一性、界限性、约束性、咨询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三次释法,形态多样,样式不一,但有其共性。"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构想和事业,解释机制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它不损害香港法制,而是回归后香港施行法治的重要基础。

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就职宣誓的仪式法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香港就职宣誓制度为例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系统治理。系统理论视域中的现代社会遵循功能分化的运行逻辑,就职宣誓本质是相对封闭的仪式系统。在法理上,仪式系统信息识别要素包含时空、言行、器物和程序,其仪式功能具体表现为象征标示、整合吸纳、表达沟通和建制规训。2 018年宪法修正案载入就职宣誓,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可视为就职宣誓制度的区域先行先试。仪式展示出与普通法"遵循先例"共通的系统沟通逻辑与自我指涉,使得在区域既有经验基础上推进国家仪式建制的深化成为可能。就职宣誓充当宪制结构耦合的法治组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仪式法理应有之义。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的路径探讨

粤港澳三地法律差异大、制度藩篱多、规则各行其是、要素流动成本高,业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最大堵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强化“一国”,善用“两制”,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同时,为更好地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还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路径。首先,需要认识到粤港澳三地法治制度的差异不是合作和融合的根本性障碍;其次,培养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意愿、动力,强化合作的责任感,形成合作发展的共识,寻求共同的利益点,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的关键;再次,可采用趋同的模式,转换、嫁接的模式以及叠加、再造的模式促进大湾区的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最后,实现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需要创新思维。总之,只要秉承合作互利的理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全可以解决好粤港澳大湾区规则冲突的问题,实现大湾区规则的衔接。

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

授权是港澳基本法规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授权广泛存在于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中:只要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其他机构行使,都是授权,如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理论、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授权立法、行政授权与其他有关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等等。授权的核心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我国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是指中央对港澳地区管治权行使的转移。高度自治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中央有权对高度自治进行监督。港澳基本法存在着两种授权形式,一种是通过基本法进行授权,一种是由基本法以外的形式进行授权。

《宪法》第31条“特别行政区”一词由来及其规范内涵

在基本法的理论中,学界对基本法规定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以及相关的宪法与基本法关系等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宪法》第31条中的“特别行政区”一词的语义和规范含义则缺乏必要的关注。“特别行政区”一词写入1982年《宪法》第31条有着特殊的修宪背景,其规范内涵的分析要遵循历史解释的立场,将“特别行政区”概念作为分析基本法体系的基础范畴。《香港基本法》是《宪法》第31条的具体化,由于其不同条文中出现的“特别行政区”在解释方法上各有特点,需要根据不同章节和条款加以类型化分析,并根据社会变迁不断丰富和完善“特别行政区”一词的内涵。

关于香港特区违宪审查权的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违宪审查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于香港基本法位阶的双重性,香港违宪审查权也具有双轨制的特点,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香港违宪审查权。如何协调及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深刻认识中央与特区权力的界限,充分尊重两法域的法律传统,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基本法解释和特区违宪审查权相关的程序设计和解决机制。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然而在香港同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问题上,由于中国政府在1990年提交给该组织的一份声明中拒绝承认香港是"非主权地区",而代之以"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从而使得香港目前在该组织中的地位及对劳工公约的适用处丁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本文就该问题的产生作了粗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