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代理人管理的制度构建、实践路径与中国因应——从《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展开

《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我国对外国组织进行管理的权力和外国实体遵守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义务。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是这一规定的实现规则,有待落地实施。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理人就代理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对代理关系中的关键内容做出界定,并就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持续性提出要求。相关制度的执行总体具有较明确的法律指引,并设置了相应的违法惩处机制,该制度的执行在近年更趋主动化、严格化。该制度曾因对日本实体游说的执法效果不佳而有所加强,目前对于涉华实体的监管也日趋强硬,相关案例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参考域外立法经验建立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

涉外法治背景下的条约类型化分析——兼评《对外关系法》对我国条约制度的发展

涉外法治不能不重视条约工作。国家可通过条约的制定和实施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法治诉求,并以此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同时,国家可以在条约制定过程和条约实施及适用环节协调国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对条约的研究应从基础问题着手。条约类型化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条约和协定的区分意在划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缔约权,但如果条约与协定之间的界线不够清晰,行政机关就可能蚕食立法机关的权力。公法条约与私法条约的区分可以明确每种条约的适用主体,同时也决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如果将适用界定为权利义务的评判依据的话,那么只有私法条约才可以在国内适用。在国际层面,难以划分各类条约的效力等级,但在一国之内,条约的效力等级是存在的。区分条约的效力等级不仅是解决条约冲突的必要条件,也是协调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冲突的关键。当今的国家实践似乎正在推动条约经历“从契约到组织”的转变,但主权平等原则和缔约自由原则所决定的条约的属性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豁免例外研究

我国现行《外国国家豁免法》是否将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纳入国家豁免例外则不甚明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国外立法实践表明,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符合国家主体归因属性、侵权行为及其主体在法院地国的双重限制原则,以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客体等三个国家豁免例外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在《外国国家豁免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方面,完善国家豁免例外案件的级别管辖,明确外交部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或意见的程序,建构国家补偿制度,以保障在反外国单边经济制裁司法救济中的我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定位——首届“一带一路”涉外法律服务论坛综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经从中国的倡议,快速演进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与合作的强大"合唱",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定位是亟需研究的现实课题,"一带一路"中外企业合作共同需要法律服务保障,法律保障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基础性关键要素,同时,中国更需要高度重视参与和引领新规则的创设,以之固化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

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法治化探究

“一带一路”标志我国对外关系开启新的时代,因商贸、工作、留学、旅游等原因前往海外的中国公民日益增多,海外中国公民权益内容呈现新发展趋势。传统法律规定的责任主体和保护方式无法满足权利保护的客观需求;同时,国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权利冲突是固有的法理瓶颈。这些都使得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面临着诸多难题。对此,应通过国际合作缓解国籍国与所在国的主权冲突,运用国际条约协调国籍国与所在国的保护竞合,注重司法协助化解国籍国与所在国的管辖之争;同时,应完善各层次立法、增强保护机制的系统性、鼓励保护手段创新,共同构建并完善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机制。

试论地市级农业科研外事工作的管理与发展

基于对农业科研外事工作在农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深刻体会,总结了外事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成效,提出了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在外事管理工作中的一系列思考,探讨了外事管理人员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做好外事管理工作,促进科研院所对外交流,提高农业科研水平。

论海外公民权益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基于个人权利受到侵害而采取的国际求偿方式,属于国际责任法的范畴。外交保护可以弥补个人国际求偿能力的不足,协调个人国籍国与东道国的管辖权冲突。传统观点认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国家没有针对本国公民进行保护的义务。对权利性质的争议关系到外交保护所维护的权利和救济后果的归属。外交保护与人权保护制度是平行适用的关系,两者在若干方面存在差异,外交保护可以对人权保护起到补充作用。

《对外关系法》与中国对外关系法治的新进展

《对外关系法》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基础性成果。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对外关系法》颁布和实施为基本背景,分析中国《对外关系法》的重要立法意义及其在对外关系法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解读《对外关系法》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守正和创新,并尝试勾勒中国对外关系法治发展的未来图景。

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明确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在海外被逮捕拘禁的我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其中如遇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国家,还需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之间双边领事条约实践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素材,同时,领事法的法典化发展又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提升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履约标准,为现代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提供了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指引。我国和多个国家之间缔结有双边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领事保护与协助供给了实践新做法,并推动领事保护的新发展。

南海涉外侵权中渔业权行政保护机制之完善

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南海涉外侵权在案件数量、发生频率、地域范围、侵权后果、侵权方式和手段、侵权强度、解决难度等诸多方面都非比寻常。因此,强化南海行政执法成为保护南海渔民权益的主要途径,然而现行行政保护却明显不足。因此,应改革南海行政管理体制,包括南海分局移设海南、建立综合性南海管理机构、建立中央和海南分级管理机制、推行生态渔业权制度。同时,应创新渔业权行政保护的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常态化护渔、加强巡航护渔、建立涉外侵权应急处置机制、加重外国渔民涉外侵权的行政法律责任。

中国气候对外援助:一项制度分析

气候对外援助是中国南南合作的新兴领域,也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国的气候对外援助制度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内部形成了以组织性制度、引导性制度与规制性制度为核心的“三维结构”。中国的气候对外援助面临大国政治经济角力升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转型等新形势,需要以完善的气候援助制度贡献大国气候外交、保障气候资源供给、应对全球气候威胁。但气候对外援助制度仍然存在短板与不足,需要从组织性制度、引导性制度、规制性制度等不同维度予以优化。气候对外援助制度理论分析和制度优化方案可以为对外援助其他具体领域提供制度理论进路或方案选择,也可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制度经验。

《物权法》中物权限制制度的成功与不足

物权限制是指法律对物权的支配力和排他力的限制,亦即对物权人享有的利益和行为自由以及对抗第三人效力的限制。我国《物权法》中物权限制制度具有以下优点:限权模式合理、可行;限权范围全面、突出;限权目的明确、正当。我国《物权法》中物权限制制度的不足是:物权限制制度并未充分体现国情、物权限制制度存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

“特别规定”的理解——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角度

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角度对"特别规定"的含义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联系和区别,指出现在的"特别法规则"仅规定了同一机关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适用的先后顺序,需要进一步厘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性质,才能够更好地处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和相冲突的矛盾,特别是"下位法"能否突破"上位法"的情况。

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身份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经由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农民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人。此后,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社高级社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土地所有权人被变更为生产队,或者大队、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人主体身份是清晰的。这种清晰性体现在社员与所有权人之间的关系、所有权人与其他非社员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方面。当下,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下,明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人的主体身份,也应当从其与各类社会主体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方面加以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指导下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格局的完善

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工作不仅是全国人大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国家总体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的颁布和执行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总体外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并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外关系的职权。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工作也一直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国家外交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新时代以来,全国人大充分发挥其在对外交往工作方面的优势,不断完善人大对外交往工作格局。在加强党对人大对外交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对外定期交流机制和各类对外交往工作形式,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活动,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完善好全国人大“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外交往格局,发挥好人大对外交往在国家总体外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近代中国对外国公司的管制及其法律制度

羸弱的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之下,特别是领事裁判权制度,导致晚清政府、民国北京政府根本无力对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进行必要的管制。因此,历部公司法中基本没有对外国公司的规定,直到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修改《公司法》时,才第一次规定了外国公司法律制度。考察近代中国各时期政府对外国公司管制及其法律制度,可以得出结论:外国公司不仅仅是公司法上的一个基本的法律制度规定,在它上面还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意蕴。

对外关系法中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是对外关系法的重要方面。《对外关系法》第36条对国家豁免在内的各种豁免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提供了法律指引。《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对国家豁免问题做出了全面规定。该草案适应时代变化,体现了限制豁免论,旨在在尊重外国国家主权的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所规定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般原则、管辖豁免的例外、执行豁免的例外、特殊诉讼程序问题、外交部门的作用。尽管《对外关系法》和《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比较完整、全面地形成了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但《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未规定国际习惯在国家豁免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国家豁免问题的发展与国际习惯的关系密切,这是一个需要得到关注的问题。

新形势下构建中印和谐关系

从2003年开始,中印关系朝着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然而,中印之间如欲实现长期的建设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就应摈弃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消除两国在认知上的误解,同时还应消除边界问题上的误解,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从战略眼光分析,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并不妨碍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合作。

论中国海外公民与企业免受袭击的执法保护

保护海外公民和企业安全越来越成为执法为民的主要体现。公安机关在促进海外公民与企业安全的过程中,日渐重视海外频遭袭击案件的执法合作效率与能力。只有公民与企业的利益在全球的任何角落得到安全的保证,才能算是中国执法合作职能的完整体现。中国公民与企业在海外所遇到的安全威胁度在逐渐显现。从公安机关执法合作的角度构建应对措施,是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功能转型的必然。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流动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面临人口总量压力的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影响更加突出。如何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为人口流动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大问题,日益受到各地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