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组织参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检视

建设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是实现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有效途径。妇联组织依法依章程承担着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职责。全国妇联通过与最高检建立合作机制,明确了妇联组织参与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路径和内容,促使其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的作用持续提升。然而,受工作理念、资源、能力等因素制约,我国妇联组织参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程度差距明显。妇联组织需要坚持党的领导,提高站位,整合资源,持续创新,推进检妇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对越轨未成年人规制“硬法”与“软法”适用衔接问题

对越轨未成年人采取“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规制模式,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下实现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目标是促进其社会化。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法》为基础的“硬法”手段,针对越轨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戒;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等“软法”则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和社会协同支持,帮助越轨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硬法”建立的“司法—行政”二分模式提供了必要的惩戒基础,需持续推动越轨未成年人规制立法的一体化考量。同时,通过国家和社会力量赋能家庭教育,使“软法”巧妙地融入“硬法”框架中,为越轨未成年人规制提供持续支持和法治保障。

社会性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视角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多个层面增加了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并基于两个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社会功能,将其统称为社会性组织,明确了社会性组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涵盖家庭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五个方面。社会性组织是未成年人保护协调体系多元管理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承担完善未保工作体系、建立未保工作桥梁,个性化服务未成年人、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等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任务与保护责任。

可接受风险理念下未成年人数字发展权的平台保障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服务体系的底层架构,未成年人数字发展权逐渐得以确立,并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根本导向。针对未成年人所面临的数字风险趋势演变,数字平台内的未成年人风险治理面临着向“复原力”和“异质性”转型的迫切需求。然而,平台若过度预防风险,极易对未成年人的数字发展构成阻碍。为避免陷入平台风险治理的“泛风险化陷阱”,亟需在未成年人数字发展权的平台保障体系中引入可接受风险理念,将可接受风险水平作为平台风险治理的边界和限度。通过建立健全平台风险管理系统,确立和规范平台的自监管机制,构建多方主体协同的平台共治格局,形成未成年人发展权益的包容性平台保障路径。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平台视角下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的平衡进路

信息时代,在兼顾未成年人网络受保护权的同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发展权是普及数字红利、推动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举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理念,但未成年人“产品化”、未成年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单一化和低质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高风险化、未成年人社会形象的污名化与人格矮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平衡保护目标的实现存在诸多阻碍。为实现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和保护的平衡,关键要牵住平台的“牛鼻子”。平台应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内严外宽”的平衡进路,为未成年人营造出宽而不松的网络环境,并遵循普遍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限制超量冗余和分级分龄保护的保护思路,构建起未成年人发展权与网络受保护权平衡保护的整体机制。

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全社会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利用好专门教育这一重要治理手段,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犯罪治理相协调,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专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的有效手段,因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需求而出现,并随其发展而动态调适。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助推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专门教育的理念及其价值取向的更新。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教育生态环境不佳、专门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专门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丰富性不足、教育方式方法的个性化缺失和社会偏见思想短期内难以动摇等方面。针对于此,建议从优化专门教育生态环境、加强专门教育师资力量培养、丰富专门教育内容、改革专门教育方式方法以及树立专门学校正面形象等方面实现专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困境与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为视角

法律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离。未成年人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虽为社会控制的高级手段,亦不可脱离社会独自发挥作用,需与道德规范、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互为表里。从法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多种实践价值,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固有思想观念,致使部分报告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缺乏精神动力,阻碍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运行。应从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关注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加强社会控制、培育和塑造现代公民等方面,借助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化解思想观念冲突,破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困境,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实效。

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理据与路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施行,可为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人提供较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的范围尚不周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因法源依据不足而介入受限。本文以“国家亲权”法则作为理论支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对法律条文作出体系解释,旨在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八条之间的纠结与联系,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特殊主体地位,以期厘定后者第一百零八条中具备代为申请资格的“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范围。继而,根据公权力介入限度对第一百零六条受案范围提出若干建议,论证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机和方式,以优化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路径。

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及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必备要素,监护困境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中较为典型的研究对象。自2015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生效实施后,我国从监护侵害案件入手,从规范和实践层面开启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专门处理程序的探索。但由于程序主导机关不明确、个案处理程序不完善、监护干预体系薄弱等问题,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效果不佳。为统合现有的司法、行政、社会力量,实现各方资源的良性衔接与长效运作,我国现阶段宜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包括发现报告、筛入响应、临时安置、调查评估、结案安置五个阶段在内的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程序的法治化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构建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制度,但由于缺少程序法的规制,当前的教育矫治制度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前端处置不力。当前在程序法中几乎没有与保护处分相关的内容,对于保护处分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都缺乏配套规定,专门学校在实践中异化、矫治教育的社会效果不明显,不利于实现保护处分机制的效果、无法弥补一元化形事司法格局的罪错未成年人处置方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之下,应当将保护处分纳入罪错未成年人处置的司法体系中,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加入保护处分的相应制度,与现有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衔接,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罪错治理的有效衔接。

检察机关深化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的路径研究

统计数据显示,在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刑事案件中,呈现出被害人低龄化、侵害形式多样化、熟人作案占比高等特点。在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面临事前预防难、调查取证难和赔偿救助难等挑战。检察机关承担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在未成年被害人的事前预防体系建设、证据审查体系建设、救济救助体系建设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对此,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加强协同联动,建立健全事前预防工作体系,构建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审查模式,力争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体系,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长效关怀。

刑罚目的观视野下的未成年犯矫正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目的在于教育而非惩罚,矫正措施的选择只能受是否有利于教育未成年犯这一条件制约。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程度并不影响矫正行为的严厉性,而犯罪数量的上升更与矫正措施的严厉性无关。与传统矫正方法相比,未成年犯矫正项目更为有效,具有矫治措施微观化、系统化、融合化等积极功能。项目矫正是循证矫正方法论的具体化运用,项目矫正是教育矫正未成年犯的核心,采用何种项目更为有效既与未成年人本身有关又与其家庭、生活环境等有着紧密联系。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协同路径与政策体系探析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各项措施应当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以政策法规为载体、以多方协作和共同治理为路径的预防和监管机制。网络游戏防沉迷政策体系中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游戏厂商、家庭和其他社会机构,治理路径包括管理路径、技术路径、执法路径、教导路径和价值路径,同一治理主体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理路径,不同治理主体可以交错联动和相互协同。依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将中央和地方以及游戏厂商制定实施的政策法规进行梳理和对照,从中析出优秀的立法例,对“防沉迷”法律机制的细化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新时代儿童权利保障的实践、困境与制度完善

保障儿童权利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紧迫任务。新时代我国儿童权利保障事业取得可喜的进展与成效,立法进程不断加快,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儿童权利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但儿童事业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优质化水平亟待提高,困境儿童的生活保障和关爱保护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儿童保护工作制度需要更科学的统筹。实现新时代儿童权利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创新思路,构建全方位保护儿童权利的制度体系。

国家亲权理论指导下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解释论的三维分析

专门教育在适用中存在理论指引缺位、条件对象模糊、程序杂糅等问题,导致其内部存在适用不协调甚至混同适用的情形。国家亲权理论要求专门教育适用必须坚持贯彻一元保护主义与最后性原则。普通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的核心要件均为监护人无监护能力,通过对部分罪错未成年人指涉范围的实质限缩或扩张可以发现,两者的适用对象并不存在交叉。普通专门教育适用程序具有行政属性,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程序具有准司法属性,这一结论具有实定法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应以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为枢纽,组建具有二元属性、双重工作模式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以重塑专门教育适用程序并构建不同程序间的衔接机制。

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构造,为此,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未臻健全使其陈述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欠佳,而且受外界因素影响易致陈述“失真”。我国实务部门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如适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综合运用情态证据、过程证据、品格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但是,上述探索存在着不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情态证据审查动力不足、过程证据审查形式化、品格证据运用不规范以及经验法则运用失范等问题。对此,应当构建“多元求真”的综合性证据审查模式,在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进行完整性、合理性审查的前提下,辅之以多种辅助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展开审查。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原因及对策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已成为精神类疾病表现之一。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既有游戏本身的无穷魅力,又有个体自身的主观原因,同时也与其成长的原生家庭、游戏公司的唯利是图和政府的监管不力密切相关。为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国家应制定完善且可行的法律法规,严格做到有法必依、严格执法,游戏公司应采取技术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学校应积极宣传,倡导多样化评价标准,家庭应共情鼓励,因人施策,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洁净、阳光的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

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助力全球规则发展

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入数字时代,网络在给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娱乐、社交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以及网络欺凌等新风险。如何构建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如何破解时代变迁引发的全新命题,对世界各国以及全球治理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国在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1月1日实施,上述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对国际社会探索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新兴业态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实践反思与检察治理——以J省N市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新兴业态案件情况为例

近年来,网约房、剧本杀、电竞酒店、密室逃脱、私人影院等新兴业态领域已逐渐成为未成年人业余生活的重要方式。司法实践中发现,上述涉未成年人新兴业态载体或运营场所极易嬗变为滋生性侵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点场所、领域,客观上存在监管主体、权利受损、消费设限、分级提示等问题。背后原因主要系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经营者经营特征以及制度规范缺失、行业监管缺位等。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以能动履职促推各相关主体达成共识,通过建章立制、依法经营、行业监管和诉源治理确保新兴业态在法律框架与规则制度内运营,共同搭建起新兴业态领域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良好运行空间,共同织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