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层到发包: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央地事权的规范配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进入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并存的“双轨制”运行阶段,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的央地事权配置面临新的规范需求。当前碳配额初始分配的央地事权配置深受科层治理模式的影响,呈现横向事权集中与纵向事责下放的部门“垂直”主导;被悬置的地方政府与委重任的地方职能部门的横向“属地”虚置;碳配额分配中央委托事权与地方固有事权的交织形态。受“集权-分权”思维局限的科层事权配置加剧央地权界封闭、权能受限、权责错位的固有弊端,造成双轨结构下碳配额分配央地事权边界固化、层级管理下碳配额分配主体功能式微、目标考核下事权与事责分离导致的行动乏力。优化碳配额分配央地事权配置须遵循“控权-赋权”理念,实现央地权界由“中央主导-地方配合”向“地方实施-中央监督”的动态调整;以“有限发包-省级统管”实现央地权能的高效配置;以“共同但有区别”的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实现央地权责精准适配。未来应以“专章立法+权力清单”为载体,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对央地碳配额分配事权展开体系化构建。

全球共有事务中的国家主权规制研究——基于对日本核污水排放问题的分析

日本政府罔顾国际环境法相关规定,将核污水直接排放入海,是对国际环境法体系的公然挑衅和破坏。国际环境法体系却无力对这一国家行为进行强有力的规制,由此暴露出国际环境法对主权国家行为规制无力的问题。国际法体系具有长久的国家意思自治传统,“弱规制”本是国际法的基本特点之一,但是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水的行为,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际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及规制不力的严峻后果。国际环境法具有与其他国际法领域截然不同的特性,国际环境问题的治理是“全球共有事务”,对国际环境问题的治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穿透绝对主权的“神圣性”,国际环境法必须谋求对国家主权更为有力的约束。

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从社会公正的视角

环境影响因素作用于流域生态时具有从上游到下游的单向性,加之上下游地区对流域生态资源做出的贡献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上下游地区在利用流域生态资源上的不公正。从上下游地区付出和收益的情形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既要包括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也要包括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可以通过制度和市场两条道路进行:就制度而言,应该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和资金来源,并将补偿保证金制度、补偿责任保险制度以及补偿基金制度作为辅助性的制度;就市场而言,应该建立和完善生态使用权交易市场来实现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

环境利益在民法分则中的规范展开与限度

基于公民环境利益保护需求,建议革新民法权利类型,设立典型环境私权,并确定其侵权责任构成与承担方式。环境利益在民法中的规范展开,须遵循民法基本逻辑与方法,故仍应以人身财产权益为民法保护限度;环境公益损害请求权基础,应在公法规范中寻求。环境利益的实现,不能仅依托于民事立法,须公私立法协同共治,才能充分保障环境私益与环境公益,实现人与自然的正义和合。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与政策框架:现状、不足及完善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以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达到了减缓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因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被各国所认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高碳"型向低碳经济转轨需要注意法律和政策的作用。我国虽然颁布了大量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并形成初步法律与政策框架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和政策与满足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国家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与完善政策体系,以对低碳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

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再思考

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的机制,其理论依据主要有自然资本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生态补偿的主体是依法有进行生态补偿的权利能力或负有生态补偿职责的国家、国家机关、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以及自然人。生态补偿的客体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主体所从事的各种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行为。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公共财政补偿方式和市场机制补偿方式。生态补偿标准主要涉及生态补偿客体的自然资本、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以及环境治理或生态恢复成本。

论生态补偿的概念——以《生态补偿条例》草案的立法解释为背景

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做出立法解释是起草《生态补偿条例》草案遇到的首要问题。通过对政府相关文件的比较,结合中国各领域开展的生态补偿实践,在分析学理界对生态补偿概念不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应当涵盖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生态修复与恢复治理投入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保护者奖励和补助等现行机制下的主要内容,对生态补偿条例草案应当确立的生态补偿定义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制度移植的非均态效果:对立法听证、价格听证和征地听证的比较研究

中国引入听证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制度移植,这一制度在不同社会领域相继建立,但效果有好有差。本文对立法听证、价格听证和征地听证进行了比较研究,立法听证效果尚可,价格听证喜忧参半,征地听证备受冷落,移植效果呈现明显非均态性。制度移植的非均态效果可以从环境排斥和制度变形角度加以分析,前者指制度在移植之后制度与非正式约束、基础性制度、辅助性制度和竞争性制度之间的关系紧张,后者指制度在移植过程中因决策者有意无意的影响而发生变形。不同领域环境排斥和制度变形的强度差异可以解释听证制度移植的非均态效果。非均态效果的存在要求制度移植应更为审慎、细致,应完善制度后评估机制,应通过制度优化改善制度效果。

我国环境争端非诉讼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环境争端非诉讼解决方式(ADR)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观念上的障碍、缺乏系统化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等问题,其比较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建立多元化、系统化非诉讼解决机制;环境争端早期中立评价机构以及司法性ADR机制;完善环境争端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

虽然2009年12月19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该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且未解决2013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质性问题。2013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的走势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损害,中国企业除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要谨慎之外,中国政府应参考、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立目的、碳减排目标、交易的对象、交易的配额、机制运行时间、交易所的设置等问题,为中国日后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法律政策准备。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溯源与制度回应--以自然保护地法制为例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制化是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随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超越解释论的牵绊,其对环境法基本价值理念的遵循、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践行以及对整体政府理论的运用,构成了一个自洽的理论框架。规则创制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前提。政策与立法的互动、区域立法的协调以及规则体系的内洽,是生态环境协调治理规则创制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集中体现在自然保护地法制领域。为此,应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重视过程管理,并确保保障机制与评价机制的顺畅运行。这既是协同治理实践的内在需求,也是呼应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制理念的必然结论,并在自然保护地法制完善中凸显其重要性。

环境权的中国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开

环境权是一项新兴的宪法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确认该权利,但是一些中央立法、地方立法以及司法裁判已经对于环境权或者环境权的某些子权利予以承认和保护。环境权在我国属于正在生成中的权利,其与一般民事权利的区别在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是仍然不失为个人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对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予以积极的回应,在人格权编和物权编中规定环境人格权、环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

中国环境法学发展与研究热点转移——基于文献计量的国际对比解读

中国环境法学作为一门新兴法学学科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属性,总体呈现了从学科的初步构建、基础理论形成、走向法律实效的实践论转型及对新问题回应型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环境法学研究集中形成了"环境法"、"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及"风险预防"等研究主题和热点的转移。国际上,环境法学体现了法学与环境科学、经济学、政策科学等多视角的学科特点,通过对比国际SSCI数据库中的环境法文献体现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提出我国应继续增强环境法学的科学性、实践回应性和前瞻性,结合中国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深入开展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推动中国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的进展。

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是生态补偿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是对农业的特别牺牲予以补偿,恢复社会成员之间义务负担平等的需要;从现实来看,是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环境资源的需要。我国现行农业生态补偿在立法上存在空白问题,在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农业生态补偿立法应在整体的生态补偿立法中和新农村建设中予以完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健全农业生态补偿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投融资制度;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应完善"计划+项目+协议"补偿形式,提高补偿资金利用效率。

论农村环境保护法规制的主要领域

在对农村和农村环境保护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指出农村环境保护法是有关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改善和建设农村环境的各种法律规范或法律表现形式的总和。农村环境保护法规的内容主要包括: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绿色能源,建设环境优美村镇、生态村镇,实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法律。

自然资源特许使用协议的性质认定——基于对双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双阶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在我国台湾地区得以应用。我国大陆地区虽在立法上未能明确采用双阶理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双阶理论已经被大量运用,以解决特许经营合同或特许使用协议中的纠纷问题。"鹏伟公司采矿权纠纷案"也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理论的认同。然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双阶理论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已成为一个"负荷过量的定理"。就自然资源特许使用协议而来,将其定性为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对于保护相对人及第三人权益,以及行政机关实施特许法律监督,都有积极的意义。《行政诉讼法》的最新修改使得双阶理论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立法层面上已走向"末路"。

“法治”怯场之后——以环境治理困局的突破为分析对象

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完备,"有法可依"已不再是法治进程中困扰人们的难题,但现实中,很多法律规范得不到执行,沦落为"软法",这使中国的"法治"表现出一种怯场的现象。以中国环境治理的困局为审视对象,可以发现"法治"怯场后表现出如下情境:"新治"——制度上求新而不改旧;"上治"——层级上依上而不信下;"党治"——组织上靠党而少民;"后治"——行动上重事后救急而轻事前防范;"奖治"——方式上重奖而弱罚;"钱治"——投入大而成效小。要使"法治"不再怯场,突破环境治理的困局,关键是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共治,让民主在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上真正地运转起来:民主参与立法,民主参与决策,民主参与问责,民主参与施法。

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

阐述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分析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加快和完善立法、推进环境宣传教育以及完善公众参与的操作机制等手段来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制度。

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探析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举措。法制建设是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基础与有力保障。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政府必须提供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中国现有的类型化部门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地立法模式存在立法层级低、法制协调性不足、立法体系封闭、保护对象不明确等缺陷。考虑到自然的整体性和调整利益冲突的有效性,我们应该选择综合性框架立法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的理想模式。

从行政权力本位到公共利益理念——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

我国当前环境法律制度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缺乏清晰的生态社会愿景和法律理想图景,轻视公众的社会理性和合作本能。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人成员享受的一种共同善。环境公共利益具有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益主体的普惠性和自然人独立享受性的特征。公民和政府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环境公共利益理念更新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