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环境污染需要《刑法》与“污染事故罪”再告别

自《刑法(1979)》到《刑法第八修正案》,从《刑法》到“7+1”污染防治法体系和《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我国法律规定的“污染相关罪”都是污染事故罪。放弃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成罪条件的《刑法第八修正案》,因受制于“有放射性的废物”等三类“事故物质”,无法将《刑法》的火力向污染防治主战场释放,只能处理污染事故罪。为了让刑法在污染防治主战场建功,我国《刑法》应当再次向污染事故罪告别,让其回归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种,并应创设污染罪和妨害污染治理罪。

我国排污权交易问题检视及完善路径分析

排污权交易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治理污染问题的制度,符合我国“十四五”规划中调动市场积极性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安排。当前,我国已经逐步展开了20多个省份的排污权交易试点,但由于排污权自身的复杂性,我国排污权交易在制度建设、总量控制、初始分配以及市场活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基于此,为提高排污权交易效率,早日实现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在分析市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改善路径,包括完善制度建设、借鉴碳排放权发展、拓展市场参与主体等。

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践表征及优化路径探析——以湖南省内长江流域治理为例

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作为我国水资源管理机制的一项重大创新,其协同治理作用在实践中日益凸显。从2012年通过的《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开始,湖南省经历了从探索地方政府主导的纵向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到确立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基本框架,再逐步建立健全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发展理路。实践表明,当前湖南省存在缺乏足够权威性的法律法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地区间评定标准差异大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完善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专门立法、探索建立多元化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合理确定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评定标准和计价办法来提升湖南省内长江流域的治理水平,为我国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提供优秀的样本。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ESG评级视角

为有序推进“双碳”目标,文章选择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解析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且对于规模更大、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企业来说效果更加突出。企业融资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文章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视角探析新《环境保护法》的微观效果,丰富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行为的内在机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松花江流域法治路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构建松花江流域环境法治体系的行动指南。松花江流域法治实践应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宗旨,深化流域一体化建设,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对“生态美、法保障”的回应中打造流域治理样板。

“雾霾”成因的深层法律思考及防治对策

雾霾天气频发的主要诱因源于空气中PM2.5含量超标。我国现有和雾霾防治相关的法律制度从植根的法治土壤到制度具体实施都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法理念滞后、政府责任缺失、PM2.5法律规制空白、总量控制有待完善、机动车尾气监管有待加强等。根治雾霾的对策亦须从上述层面入手,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立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落实政府环境责任,按照源头治理和总量控制的治理模式,从"防"、"治"、"救济"三个层面,运用规划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评制度、总量控制制度、区域联防制度、预警监测制度等手段,全过程监管,才能实现对雾霾的有效治理。

环境问题的侵权法应对及其限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沿袭《民法通则》以降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的做法,将环境侵权等同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虽响应了环境时代法律"绿化"的要求,但同时亦导致了环境侵权体系的不周延与环境侵权适用上的困境。因而,有必要将生态破坏致人损害的情形亦纳入到环境侵权的调整范围。但鉴于环境议题的特殊性,这种努力并非最优的做法,整合相关制度、对环境侵害救济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方是适宜的应对之道。

论污染环境罪主观面的修正构成解释和适用——兼评2013“两高”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

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正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两高"发布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二者的出台对于打击环境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本罪主观罪过、共犯形成、严格责任等方面的评价、认定与适用仍是问题。从本罪的罪状描述和司法解释看,本罪的罪过形式应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共同过失犯罪有其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需要,同时在本罪中适用严格责任也是中国刑法应予采纳的。

人类—生态刑法法益的提倡与现实运用

环境污染犯罪作为"行为成本与罪后收益"两者权衡后产生的危害后果,生态法益经济分析的基本立场在其中发挥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目前,生态法益中心论与人类利益中心论处于对峙状态,然而,生态法益与人类利益两者中心地位的认定标准以及界定方法却从未予以明确,极易导致利益极端化被推崇的现象产生。基于人类整体的利益需求以及生态法益独立价值的提倡,人类—生态法益理念的塑造是实现两者共进、并重的权宜之策。环境资源犯罪的生态修复性以及经济效应优化性的立法及司法运作,可以从刑罚配置、危害结果的认定以及污染物对象的涵盖等诸多方面指导环境刑事立法。

论排污权的法律属性及其制度实现

物权观念的演进,为排污权纳入物权体系创造了空间。排污权以保护生态价值为道德基础,以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为权利主体,以环境要素为权利客体,可界定为准物权。基于价值追求的不同,应特别处理好排污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以更好地发挥排污权的制度价值。

我国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探析

当前农地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法律手段是解决农地土壤污染问题的核心,但我国现行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明显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完善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综合性法律,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内容;补充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农地土壤环境管理机构的强制性手段,协调相关的利益关系;严格法律责任;改革农地土壤环境执法体制,从而为做好农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大气污染环境侵权实证研究——以142个大气污染环境侵权案件为样本

大气污染环境侵权案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大气污染侵权均较严重;粉尘是致使大气污染侵权最为严重的污染物,工业生产行业是大气污染侵权的主要行业来源,需要重点防治;案件原告胜诉率低、上诉率偏高、案件调解率较低,我国环境司法审判能力仍亟需提高。司法审判中因果关系证明标准、精神损害和后续治疗费用计算标准,鉴定结论的采信等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保护受害人利益和大气生态环境,建议制定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完善大气污染环境损害评估和救济法律制度,提高环境司法能动性,明确环境侵权案件裁判规则。

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中抽象危险犯条款之批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基本解决了污染环境罪"入罪难"的问题,但《解释》通过扩张解释引入抽象危险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结果犯模式相抵牾,有违罪刑法定原则。通过对《解释》生效以来近千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选择性适用现象,使得生态法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而对抽象危险犯条款的过度适用,也有悖刑法谦抑性原则。在环境犯罪领域引入抽象危险犯应当与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阶段、环境政策、刑事政策相协调,并对环境保护立法中的重刑主义倾向保持警惕。

从碳排放权之争看我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法律应对

应对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碳排放权的争执中,发达国家强调环境权,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权,对此,双方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应明确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做好应对碳关税政策的准备,制订相关法律制度,倡导低碳生活。

气候有益技术转让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再探讨

普遍认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最低保护标准"的底线要求之上,没有设置上限。这为各国在签订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时额外地附加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的判断。但过度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会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为公共利益而预设的灵活条款失去实际意义。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寄希望于通过细化和改进该类灵活条款而促进气候有益技术尽快得以转让。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只有最低保护标准"的假设,并建立在"只有最低保护标准"之上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气候有益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产生的不利影响,结合气候有益技术转让的需求,必须运用先进的立法技术,从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从制度价值层面和制度内容层面做出系统性的安排。无论如何,当前国际上争论的"知识产权制度阻碍还是促进了气候有益技术转让"为反思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机会。而打破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只有"最低保护标准"的偏见,将有助于为促进气候有益技术转让的法律制度建设寻找到出路。进一步的研究需求应当是现有的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相关国际国内立法是否足以服务于"气候有益技术尽快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应用"的目标以及如何建设和完善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国际国内的法律制度。

法治视阈下我国农村环境治理论纲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治理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环境治理缺乏应有重视,其系统性和可行性不足,更谈不上综合立体地回应其治理中的诸多困难,构建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治理共生共融,协同发展的法治框架。究其原因包括由于立法单一化,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由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观念、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不能有效实现环境监管与治理;由于政府单一监管,致使非政府力量发育迟缓,环境保护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能动作用等,这些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发展,进而又实质性地影响了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和广大农村居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上的"天然在场"的优势,推进农村环境自治,与此同时,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系统的科学立法,改进政府单一治理模式,实现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立法,构建农村环境治理协同创新架构。

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

排污权不是权利——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许多人认为排污权是一种权利。但基于污染物的性质、权利客体的要求以及污染物减排的目标,排污只是一种客观事实,并不是权利的依据,排污权不是一种权利。因此,排污权也不能有偿使用和交易,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减排。

转型背景下我国农业面源水污染防治立法实施路径

农业面源水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不同于点源污染的隐蔽性、分散性特征,使得治理面临困境。在农业生产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的背景下,完善的立法可以为其提供制度性保证。我国应当基于已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以农业转型背景下的立法价值定位为中心,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面源水污染防治立法。

“雾霾”引发的深层法律思考及防治对策

雾霾是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最大难题,雾霾现象是由多方面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我们应当完善空气污染立法,制定合理的治理规划,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来加强对雾霾天气的防治。同时,还应当健全雾霾侵害救济机制,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方式来实现权利侵害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