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遗赠、婚外同居与公序良俗

《民法典》继承制度延续了《继承法》,最终并未采纳特留份制度。自比较法角度看,《民法典》继承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注重扶养或需要,避免不加限制的“不劳而获”。在向婚外同居者遗赠情形中,生存配偶非基于扶养或需要而主张违反遗嘱意思的继承,不符合我国继承制度缓解“不劳而获”思想的特点,可不予支持。向婚外同居者遗赠的法律行为,若不涉及金钱和婚外同居的交换——如与婚外同居者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则不应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其无效。婚外同居者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可在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寻求解决之道。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

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民政部门作为兜底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一项创新。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做法与经验,但由于缺乏配套性、操作性、实施性的具体规定,导致民政部门工作中产生许多困惑与问题,影响民政部门遗产管理职能的发挥与落地。应当通过制定立法解释,完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解决裁判依据问题,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在遗产管理实务中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诉讼主体地位,细化指定遗产管理人确认和启动程序在内的各项具体规则,制定遗产管理人工作操作指引,明确承担遗产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职责、人员、编制和经费,并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步伐,使这一新制度能够落地落实,实现《民法典》的立法宗旨。

论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人之认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日益增多。为了回应社会的变化,《民法典》第127条明确规定了网络虚拟财产。但遗憾的是,有关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在《民法典》中屈指可数,这就导致与之相关的问题依旧难以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人的确定即是其中的体现。具言之,在网络用户没有立遗嘱的情形下,其名下的网络虚拟财产应如何确定继承人?对此,立法并无明文规定。此时若完全依照一般财产继承规定确定继承人,将会背离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基于此,学界亦提出了不同的继承人确定方案。然分析可知,这些方案均存在局限,无助于保护被继承人的利益。通过论证发现,区分网络虚拟财产的类型,并依类型具体确定继承人才是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人确定问题的应然路径。

依据民法典精神重构婚前医学检查制度的法治路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将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推动根据民法典精神适时统筹修改完善我国婚前医学检查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纵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及其司法实践,如果没有合理的婚前医学检查制度作为支撑,《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的婚姻撤销制度以及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患者隐私权保护制度,既难以实现拟结婚当事人彼此权利的有机平衡,亦无法有效落实《宪法》为国家设定的“保护婚姻”的立法义务。同时,自愿免费婚检模式还会每年浪费20亿左右的公共财政资金。采用“知情—自主”婚前医学检查模式既可有效化解婚检领域不同法律规范和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又可以让免费婚检产生的公共财政资金发挥应有的财政效果,因此是该领域落实宪法精神和民法典精神的合理方式。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创新、贸易、投资、人权、就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广泛领域的全球性因素。作为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仅是我国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实践,而且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对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有益指导,对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动力机制、政治过程、经济效应、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国的应对等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理想模式不清晰;对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想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策研究的深化等。

《民法典》中的继承协议:发现、证成与适用

继承协议是具备合同与死因处分双重性质的法律行为.«民法典»对继承协议的沉默不代表对其效力的否认,基于对被继承人意思的尊重与社会的养老现实需求,应当通过法律解释技术实质性地承认继承协议制度.仅仅参照适用合同编通则以及典型合同规则无法实现继承协议的制度功能.由于«民法典»规定了作为典型有偿继承协议的遗赠扶养协议,其他继承协议在效力优先性、解除、生前处分限制以及形式强制等利益状况相似的问题上,可以首先参照适用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则;在遗赠扶养协议规则也付之阙如时,可以借由«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的通道,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的不安抗辩权与违约责任等一般规则.

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教义构造与适用甄别

根据遗嘱处分的标的物不同,遗赠区分为物权类遗赠和债权类遗赠。无论何种类型,若在继承开始前特定遗赠标的物不存在,皆可能引致受遗赠人能否对代位物主张遗赠之问题。虽然遗赠在遗嘱人与受遗赠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但照搬合同嗣后给付不能的解决思路难以完全契合遗赠具备的身份性特质,故通过对物上代位基础性权利的扩张解释,肯定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教义构造,不失为合适的切入路径。根据导致遗嘱处分标的物不存在的原因事实差异,限定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适用前提为非基于遗嘱人自愿行为的法律事实之情形,并与遗嘱人意思自治下的相反行为进行区分,后者具备撤回遗嘱、使其不发生效力的功能。又因某些原因性法律事实中交织“客观”与“自愿”,在难以明确法律适用时,可借助“遗嘱解释的客观化”缓和遗赠物上代位推定与相反行为的甄别困难。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的法理解释与规则展开

“参照适用”规范的配置将合同设立居住权的有关规定准用于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实现了财产处分方式的多样化。然而,“参照适用”的规范解释仍存在诸多困境,尤其表现在“参照适用”的登记效力存疑以及《民法典》第368条与第230条的适用顺序模糊等方面。上述困境的产生原因表面上在于法条解释与适用矛盾,实际上却指向物权规范和继承规范的价值冲突。遗嘱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的解释路径应立足类型化思路,即首先明确居住权作为客体参与遗产分配的逻辑前提;其次,理清登记对抗主义在居住权设立中的细则;最后,完善共同继承场景中登记宣示主义的类型化适用路径。

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权的法定转化

《民法典》确立遗嘱执行人为当然的遗产管理人,但是二者在制度根源和利益代表关系方面明显不同,不免引发继承人对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权来源的质疑。我国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实为遗嘱执行人制度的衔接和补足,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便自动转化为遗产管理人,其权限也发生了法定扩张,延伸至全部的遗产管理事务。在有遗嘱指示的情况下,遗嘱执行人自当遵照遗嘱,反之则可基于对继承人和债权人利益的考虑独立执行管理事务,无需遵照继承人意思。除非违反法定职责,继承人不得以遗嘱执行人“超越遗嘱指示范围”或者“违反继承人意思”为由撤销其遗产管理人资格。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实践困境与制度完善

《民法典》将网络虚拟财产列入受法律保护的财产范围,但在实践中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仍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主要体现在网络服务协议对其所有权的规定、隐私保护对用户继承权的限制、网络运营商的技术优势地位导致用户举证困难以及现有遗产管理制度难以满足虚拟财产继承需求等方面。其中,网络服务协议效力有待明确,隐私保护与财产继承的利益冲突,以及现行法律规定无法满足网络虚拟技术发展,是继承困境的重要成因。为应对该困境,应当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权归属于用户,增强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中对于死者隐私的保障,优化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中的举证责任制度,并通过构建与完善数字化遗产管理新路径,加强对数字化管理技术的支持与监督。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纾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规定,为民政部门开创了全新的职能,但却面临行为性质和责任模糊、工作机制不完善的困境,其原因在于民政部门受“三定”方案的限制,以及国家监护的理论不能适用于遗产管理。为了充分实现立法目的,应当明确民政部门在遗产管理过程中民事主体的身份,发挥居委会的辅助作用;明确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启动程序和条件,无须经过法院的指定;根据民政部门遗产管理的职责,加快制定遗产管理工作指引。

论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

随着《民法典》的出台,我国遗产债务清偿也被纳入继承编中。遗产债务的清偿相较于其他债务具有特殊性,需要对优先受偿的遗产债权进行充分保护。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遗产债务的概念和范围进行明确规定,鉴于此,应该从遗产债务的范围界定着手,明确被继承人债务的范围划分;其次,针对我国关于遗产债务清偿制度存在的不足,结合学界观点及国外立法制度,完善我国遗产债务的清偿原则及清偿顺序。

民法典视域下继父母子女间继承权的法律适用研究

有关继父母子女间继承权的成立与解除标准在实践中仍存有争议,“双重继承权”的拥有有违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继父母子女关系无法产生拟制血亲的法律效果,二者之间享有继承权的法律依据仅为《民法典》第1127条。基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仅限于双向扶养型继父母子女。除了抚养与赡养义务的履行到位,扶养关系的成立还不应忽视共同生活、持续时间以及主观意愿因素。扶养关系的解除情形有二:婚姻关系的解除以及当事人的协商解除。为了防治“双重继承权”对司法效率造成的损害,继子女对继父母的遗产应实行遗产限定继承。此外,可以在个案中运用遗产酌给请求制度使继父母子女的继承制度更为完善。

“特留份”制度视角下再识“泸州遗赠案”

“泸州遗赠案”的实质在于其所表现出来的多层面的冲突关系,该冲突关系在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和利益层面均有体现。正是存在这种由制度引发的冲突关系才使得这一案件复杂化,制度冲突的背后则是价值冲突,而制度冲突和价值冲突则以利益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解决三种冲突关系的突破口在于制度冲突,从理论及法律两个层面分析该案中的冲突关系,可看出“特留份”可在这三种冲突关系中起到衔接与缓冲作用。日后修订《民法典》时可增加“特留份”制度,以优化该类案件纠纷的解决方式。

遗产清算视野下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遗产管理人制度在遗产清算视野下尚不周延,需要通过解释论加以弥合。分析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关条文,发现遗产管理人选任范围具有局限性,没有规定遗产清算节点,债权人保护制度缺失,管理人报酬制度缺乏规制等。为应对前述不足,有必要借鉴破产清算相关规则,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扩充遗产管理人人选范围并赋予债权人以申请指定权,明确规定遗产清算优先原则,并将遗产管理人的确定作为遗产清算节点,建立遗产债权申报通知制度,明确遗产债权清偿顺位,以及限定遗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方式等,以消解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抵牾。

数字遗产继承问题的思考

从整体角度看,数字遗产继承制度以及相关权利还未得到有效界定,在法律法规的管理条例制定上也不够完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良好解决,就可能导致网络用户的相关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在对数字遗产继承问题进行处理时,必须从规范网络服务协议的角度入手,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遗产价值评估体系以及标准,并对数字遗产传承过程中的双方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界定,促使数字遗产可以得到有效继承。

网络虚拟财产法律探析与公证实务

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制度是我国民法法典化的亮点之一,但民法典第 127 条仅为原则性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特征、财产属性等尚需进一步探索。互联网时代下,公证介入网络虚拟财产保护实务,能够为网络虚拟财产体系构建提供实践依据,实现与立法的良性互动。

民法典中的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之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创新一代”企业家们纷纷步入暮年,面临着退休的抉择。这一转变不仅象征着个体生命的循环,更凸显了我国社会进步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家族财富的传承问题。家族财富的传承,不仅关乎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未来,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视角下,探讨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案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剖析相关法律条款,以期为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侄甥代位继承中继承人的司法认定和保护——刘乙、刘甲等诉裘甲法定继承、保管合同纠纷案

被继承人于《民法典》施行之前死亡,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其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请求代位继承。但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于该规定施行前过世的,该过世子女无代位继承权。在被继承人过世前后,其财产保管人对财产有支取行为的,应以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为逻辑基石并结合经验法则,区分死亡之前和死亡之后进行判断:款项支取行为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除特殊情形外,实际支取部分的款项可不作为遗产处理;款项支取行为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原则上应将该部分支取款项列入遗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