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毒品罪的存在空间与合理界定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于运输毒品行为司法认定与刑罚适用的相关完善,进一步彰显出运输毒品罪的独立属性与存在价值。作为连接制毒源头与贩毒中端、贩毒中端与贩毒中端以及贩毒中端与消费终端的重要流通环节,运输毒品行为独立成罪的本质在于运输者对于流通中毒品的事实占有或观念占有,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毒品流通过程的排他性控制。根据“空间转移”与“占有关系”这两个变量,可以更为合理地确定运输毒品行为的实行着手、停止形态与犯罪既遂,更为科学地厘定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别与联系,更为正当地适用包括死刑在内的法定刑罚。

该不该重建证据失权制度?——对目前学界争论的反思

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先后经历了从充分肯定到饱受批评、最后被束之高阁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对是否应当重建证据失权制度有不同的声音。庭前准备程序不充分、当事人不具备证据收集能力、民事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缺失都是证据失权制度运行受阻的原因。在该不该重建证据失权制度的选择上必须肯定证据失权的回归,但应充实庭前准备程序、重构证据失权构成要件、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并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强制答辩制度,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实体公正的目的。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层级罪过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主要有故意说、混合罪过说和择一罪过说。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均存在不足。不论从刑法相关条文的客观含义还是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均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而且过失与故意之间系层级关系,即故意是建立在过失基础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罪过形式。此种解释结论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实现刑罚个别化,进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和责任主义原则。为此,应当提倡根据故意从重处罚,即将故意的功能拓展到量刑领域。此解释结论可以运用于指导所有罪过形式“包括过失”之具体犯罪的量刑。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从属性否定与独立性证成——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帮助”的帮助下,案件量急速膨胀,出现向“口袋罪”发展的倾向。其根源在于从属性学说的魅惑,致使该罪在明知的认定和责任的归属上不断泛化。而学界基于共犯理论立场的解读,不仅无法解决此罪的泛化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此罪的口袋化危机。故需要对该罪进行从属性祛魅,实现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立场转换,在规范违反说的理论体系下指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的独立性,并经由义务犯理论,强化此类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以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证成。

毒品犯罪既遂与未遂认定的若干问题

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是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中的难题,在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之下如何合理认定此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最主要的毒品犯罪类型,本文重点分析这四种行为的既未遂形态认定。其中,对走私毒品罪,宜区分通关走私、绕关走私和间接走私三种类型确定不同的既未遂标准;对贩卖毒品罪,一般以买入毒品作为既遂标准,并据此归纳出常见的既未遂情形;对运输毒品罪,原则上以起运为既遂标准,但对起运的理解不能机械化;对制造毒品罪,以制造出毒品半成品或粗制毒品为既遂标准。同时,毒品犯罪案件中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情形较为常见,但实践中对其处理规则重视不够,本文一并提出处理意见。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复合性,主要法益为公共法益,次要法益为个人法益。本罪“非法债务”主要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产生的债务;催收行为中暴力手段无须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而软暴力手段须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罪量要素的认定需结合本罪保护法益及具体行为方式综合判定;主观责任要素包含故意的罪过形式及索债的主观目的。在处理本罪与相关人身犯罪的关系时应适用法条竞合原则,而在处理与寻衅滋事罪的关系时,应保持两罪在定性评价上的对立态势。

环境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转型与施行路径

环境刑法受到“轻缓化”刑事政策影响,过度保持谦抑性,致使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对此需要构建贯通模式的环境犯罪治理体系,将环境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作为最高指引,通过确立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对独立地位、加强单位环境犯罪的惩治、制定严厉的环境犯罪量刑标准等,实施“从严打击”的环境治理刑事政策。

论民法典时代污染环境罪法益确定方法的新发展

当前主要从“刑法之内”或“刑法之外”确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但这两种法益确定方法本身不冲突且应当综合运用。以“刑法之外”的方法确定本罪法益需要借助法益理论、宪法、刑法外的部门法。民法典时代有必要将确定本罪法益所借助的部门法范围扩张到民法典,需要以法秩序统一原理来筛选、确定本罪法益。借助民法典的规定,可以确定本罪是一种阻挡层法益构造,既保护个人法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法益,且阻挡层法益是生态环境法益,背后层法益是个人法益。污染环境严重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构成本罪,通过侵害生态环境法益进而严重侵害个人法益也构成本罪,但没有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使严重侵害了个人法益也不能构成本罪。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价值选择、法益定位及利益识别

现有理论中,数据、系统、信息构成了围绕数据的技术性特征的不同面向与取舍的选择,也构成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与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不同规范目的。数据在存在形态和价值内容上独立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与“信息”也分别代表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域。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应选取“数据中心”的路径,将数据控制利益作为新的价值形式予以保护。数据犯罪的法益建构应着眼于数据控制的状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实际利益。数据控制利益具有包容性,数据犯罪作为普通法条,一般情况下是“备而不用”的立法设置,刑法要对数据控制状态体现的利益诉求进行识别,活用罪数竞合关系合理划定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的适用范围。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检视及优化路径

完善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法律责任条款后,刑法与该法的衔接产生了问题,尤其是在规制非法向境外提供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和防范外来物种方面存在疏漏,已有罪名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调整范围重合、违法与犯罪边界模糊等问题。通过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当前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在立法层面,激活附属刑法立法模式能从根源上解决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困境,短期内可通过修订罪名规定、增设入罪情形等方式合理调整刑法保护范围;在司法层面,调整司法解释对非法狩猎罪等罪名的入罪标准,同时优化现有定罪机制能实现刑事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支付帮助型犯罪的治理困境与司法因应

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呈现社会危害大、综合治理难的双重困境。支付帮助型犯罪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超额入罪要素与轻缓化处理结果,衍生侦办方式异化、退赔困难、预防效果差等消极现象。症结在于事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与古典学派的预防论已然脱节、宽严相济政策演变为“严而不厉”政策,司法环节的碎片化认定、流水线操作进一步扩大行为规制漏洞。亟须从提高案件侦办效率、激活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完善体系。从明确打击重点与实质化适用掩隐罪角度廓清宽严相济政策。从优化信息互联互通、追赃退赔等角度实质化参与综合治理。

恶意爬取数据行为的刑法规制边界——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视角

爬取数据行为的刑事风险逐渐扩张,根本原因在于未厘清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法益的实质内涵。考虑到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的“数据”所具有的动态流转功能及其背后的重要利益价值,应将本罪保护的法益界定为“数据的控制与操作自由—传统信息内容安全”。这一阶层式法益成功跨越事实和规范之间的“鸿沟”,保证了刑法罪名体系之间的协调与功能上的合理配置。在厘清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法益内涵的基础上,能够为恶意爬取数据的行为划定合理的刑法边界。爬取开放数据一律不构罪;恶意爬取半开放数据不构成本罪,但不排除构成传统信息类犯罪的可能性;恶意爬取不开放数据,若其无法被还原为刑法类型化保护的传统信息,则不构罪;如果能够被还原,根据刑法类型化保护的信息内容是否公开再次判断,若公开则不构罪,反之则构罪,并且可能与传统信息类犯罪发生法条竞合。

网络时代淫秽物品“诲淫性”之解释

淫秽物品犯罪的法益不是管理秩序或者性风尚,也不是公众情感或者不接触淫秽物品的权利,而是性自主权。我国刑法规定的“诲淫性”不是主观意图而是客观上的强制性,可以将淫秽物品分为两类:一是表现强制性性行为的内容上的淫秽物品,二是在制作、贩卖、传播过程中直接侵犯性自主权的淫秽物品。前者应当符合公开传播的要求,后者在传播范围有限的情况下也应当构成淫秽物品犯罪。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仅符合涉兴奋剂行为入罪的国际趋势,也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反兴奋剂法律规制体系的漏洞,有力保障了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因而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即首先为国家对兴奋剂的管理秩序和公平公正的体育竞争秩序,其次为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根据法条规定和行为性质,本罪的客观行为包括“诱使型”“帮助型”“支配型”三种类型,但不包括“运动员使用型”行为;其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仅为自然人而不包含单位;其行为对象限于国家登记注册并进行管理、能够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专业竞技运动员;其适用场域为全国性和国际性竞技体育竞赛。

关于增设重大体育竞赛弄虚作假罪的思考

应当完善我国《刑法》,增设重大体育竞赛弄虚作假罪。在构成要件方面,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公平公正的体育竞赛秩序、与竞赛相关的各方经济利益以及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通过弄虚作假行为,损害公正的竞赛秩序,非法获利并对其他运动员和相关体育产业造成损失,损害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犯罪主体方面,为一般主体,即直接参与重大体育竞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在犯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在《刑法》中的体系地位方面,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罪范畴;在法定刑设置方面,将重大体育竞赛弄虚作假罪主刑设置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档,附加刑为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开设赌场罪的司法扩张与理论限缩

当前,开设赌场罪构成要件中,对于开设实体赌场的认定有司法适用扩张之嫌,应当予以理论限缩。在主观目的上,司法机关倾向于将“明知”开设供他人赌博的场所等同为开设赌场,应限缩“明确知道”的适用范围;在客观开设赌场行为上,赌场的语义射程边界呈不当的扩张趋势,应将刑法上的“赌场”含义与行政法上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进行区分,对赌场的综合认定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在违法所得的认定上,应不包括正常收取的场所和服务费用,将“抽头渔利”作为违法所得认定的关键因素。

互动性秩序法益视角下的妨害公务罪新论——以《刑法》第277条第1款为例

妨害公务罪不是针对公务执行人员的犯罪,其主体性导向的法益不能合理认定各构成要件要素,且有颠倒法益机能之嫌。回顾妨害公务罪的立法历史,可以发现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转换,妨害公务罪的正当基础在于,人是有限理性的个体,需要创建国家来保障每个人自由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从人民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可以构造出妨害公务罪的法益,即人民对公务行为的信赖和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妨害公务罪的罪质是具体危险犯,其保护的法益属于国家法益。在其罪质和法益的指导下展开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暴力”必须为行为人积极主动地实施阻碍公务正常执行的行为,“威胁”应具有暴力性质并直接针对公务执行人员,且二者的程度应足以阻碍公务的正常执行。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公务不仅形式上要有法律授权、实质上要体现国家对主体之间和平共存的基本条件的保障,在执行过程中还必须遵循比例原则。

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袭警罪司法适用的审视与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彰显了人民警察的公务活动在我国执法体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但是,袭警罪正式进入司法实践后对暴力袭警行为产生的遏制作用有限,执法领域的传统症结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袭警行为的高发态势。从执法层面、社会层面对袭警罪的司法适用进行重新审视,探究袭警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此为基础对袭警罪的高发态势进行针对性回应,既要强化事前的有效防控,也要重视事后精准刑罚,是遏制袭警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之举。

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行为手段持续更新的间谍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侵害程度日益加剧。然而我国针对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却与社会发展现状、新《反间谍法》相关内容脱节,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资助行为、资助对象外延过窄;叛逃罪的犯罪主体设定存在瑕疵;间谍罪的行为方式过于陈旧。基于此,应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修改为“协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并拓宽本罪的适用范围;将叛逃罪的主体统一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将间谍罪行为方式中的“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修改为“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并增加“第三国间谍犯罪”;增设“网络间谍攻击罪”和“准备实施间谍活动罪”,严密间谍犯罪刑法规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