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行贿受贿“并重异刑”模式的提倡与展开——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相关修改

当前“重受贿轻行贿”的局面存在刺激受贿犯罪形成,降低国民对行贿罪不法感知度的弊端,但是行贿并非贿赂犯罪的根源,且行贿罪的不法和责任均低于受贿罪,因此不能对行贿受贿采取“并重同刑”的模式,“并重异刑”模式才是治理行贿受贿的应然选择。为落实这一政策,必须认识到囚徒困境是不得已的侦查手段,希冀以囚徒困境来预防贿赂犯罪可能收效甚微;还要正确把握对于贿赂犯罪的宽严相济政策,防止行贿者利用单位行贿罪或企业刑事合规来逃避制裁。《刑法修正案(十二)》增加行贿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对打击行贿行为的重视;下调行贿罪的法定刑为“异刑”提供了潜在可能。未来应当进一步下调行贿罪的法定刑,加大受贿未遂、行贿未遂的打击力度,删除贿赂犯罪中的特别自首制度和特别从宽制度,但应保留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条款修改之检视

基于1997年《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立法缺陷和受贿犯罪的立法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行为进行了修正,将其定罪处罚的条件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法定刑升格”修改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立法学角度分析,这一修改试图纠正立法缺陷,但却引发了新的问题:该款中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适用条件与刑法分则中其他类似条款的普遍性适用条件不一致;此外,该款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与刑法分则其他法定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不一致,造成了该款牵连犯内部、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法定牵连犯之间,以及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条款规定的想象竞合犯之间的罪刑失衡。从刑法释义学角度分析,该款规定的罪数处断条件的表述与实际处断规则不符,导致在解释时难以确定具体的罪数形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改该款规定的处断规则及其适用条件的表述,以实现罪刑均衡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犯罪学视角下贪污贿赂犯罪原因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重刑高压上,而是应当深入探索犯罪原因,从源头上进行遏制与防治。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贪污贿赂犯罪是社会因素与个体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失范理论与相对剥夺理论,行为人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感受到相对剥夺,在目标和手段的不和谐中产生紧张情绪,最终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泄自己的敌意。根据社会交往理论,行为人在与亲密群体的交往中学会了贪污贿赂行为,在周围环境的刺激中着手实施了犯罪,在外部、替代与自我的不断强化中将犯罪行为持续下去。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与日常活动理论,行为人在日常活动中能够发现适宜且缺乏保卫的目标,在金钱至上价值观、群体压力及家庭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犯罪动机,通过对犯罪所得和损失的理性衡量,行为人作出实施贪污贿赂犯罪的决策。

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立法检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对于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修改充分贯彻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加大惩治单位受贿罪的力度,注重单位行贿罪的刑期均衡,并进一步完善了行贿犯罪规制体系。但对其进行立法检视,不难发现在修法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之处将会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惑,具体表现为财产刑的误用或缺失、刑罚适用的僵化以及罪与罪之间惩治力度不协调等问题。在应对路径上,可以通过取消对国有非企业单位的罚金刑配置,调整行贿犯罪“必并科”财产刑的立法模式,协调行贿罪与特定关联犯罪的刑罚配置,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增设没收财产刑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行贿罪从重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解读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中,新增设的七种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多种复杂情形,为了减少实务上的争议,必须准确把握立法修改的精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适用。充分运用本次立法修改为分层次处罚建构的“弹性”空间,推动行贿罪的量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修改与行贿罪的量刑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对“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作出立法回应。新增的从重处罚条款是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谨慎把握从重幅度并对部分从重情节作出适当的限缩解释。行贿罪特别从宽规定不是特别自首制度或特别坦白制度。在适用从重处罚条款和特别从宽条款时,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注意避免重复评价和评价不足。从重处罚条款所列举的情节不可以同时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和从重处罚情节。当行贿案件中存在多个从重情节或从轻情节时,裁判者应当选择重上加重、轻上加轻的量刑方式,以保证对量刑情节的充分评价。为全面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需要对不合理的执法观念进行纠正,同时引入多样性的非刑罚措施。

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风险、理念偏差与本土反思——从美国经验的考察展开

国内流行的死刑替代论和生刑过轻论都有推动终身监禁刑走向扩张的潜能,其理论出发点和论据均有待商榷。国内学界对终身监禁制度域外经验的了解相对匮乏且滞后,尤其缺少对美国教训的充分认识,因此未能作出深刻的理论自省。在死刑废除运动高涨、改造刑理念式微、刑罚民粹主义流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终身监禁刑从兴起走向泛滥并呈现出诸多令人担忧的特征。美国的终身监禁制度是个失败的样本,其教训警示人们终身监禁制度蕴含巨大的实践风险。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对终身监禁刑采取审慎态度,不宜盲目扩张终身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否则有滑向重刑主义和刑罚民粹主义的风险。

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因思辨及规制研究

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不具有完全对应的一致关系,就商业贿赂而言,是包含行贿和受贿的双向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在双方交往关系、往来财物数量、是否依据职务请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等方面有别于馈赠,界定商业贿赂行为及其犯罪概念具有现实意义。复杂隐蔽的手段为商业贿赂披上“合法外衣”,从主体、客体分析商业贿赂犯罪构成,明确其内容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性贿赂),从多维视角分析其具有侵害行业竞争的合法权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社会危害表现。有关部门应从完善刑罚配置、增设刑罚种类;严格规范执法、敦促企业合规;拓宽贿赂边界、完善刑事法网;主观证明推定、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有效规制。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之形成、反思与突破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立基于国家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以覆盖交易范围为目标和以强化禁止力度为目标的两大发展阶段,最终确立了以对价关系为犯罪构造核心、以对向犯为立法架构基础的犯罪治理主基调。然而,坚持以交易禁止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策略和立法设计思路,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犯罪治理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将持续加大囚徒困境的构建难度。审视交易禁止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政治—社会”权力格局调整是第一动力,而回应性立法模式混同了交易型腐败与贿赂犯罪是困局根源。要突破交易禁止格局的犯罪治理瓶颈,就需要先明确贿赂犯罪的非即成性“以权谋私”本质,再厘清利益冲突与权钱交易的位阶关系,最后沿着“违纪—违法—犯罪”路径构建新犯罪治理格局。

行贿犯罪从严查处的合理性及实现路径

作为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当下存在的“轻行贿、重受贿”现象的纠偏,借助于社会各界对受贿犯罪惩治已有的重视程度,提高对行贿犯罪惩治的关注度,强调对行贿犯罪予以从严查处。在立法层面,对行贿犯罪的从严查处,并不意味着提升行贿罪的惩罚力度,而是通过对行贿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修改和降低入罪数额标准的方式,将更多的行贿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根据“囚徒困境”理论,在贿赂犯罪的处罚范围上,对行贿罪和受贿罪应当采取对称模式;对行贿罪的特别自首制度,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处罚过严的问题做出趋宽的调整;在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应当采取不对称模式,即考虑到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及刑事政策差异,行贿罪的刑罚严厉程度理应低于受贿罪。

介绍贿赂罪立法价值剖析

介绍贿赂罪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保留说”和“废除说”都是从其犯罪构成的角度进行阐述,两者均未论及介绍贿赂罪的价值。而介绍贿赂罪具有严密反腐法网、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预防贿赂犯罪的价值和补充适用的法律地位。只要罪名设立具有相应的价值,且与现行的刑法体系没有冲突,自然就应当保留。但还应注意区分本罪在司法实践中与其他罪名的结合,如果介绍贿赂行为,除撮合沟通外,还参与行贿受贿的其他过程,则该行为同时构成了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罪共犯,或受贿罪共犯,此时对其从一重处,以行贿罪共犯或受贿罪共犯论处。

单位独立意志的确立与规范化评价——由《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为基础的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二)》提高了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新增了三种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不法行为范式,《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单位犯罪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与立法精神相对应,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分离帮助释放相关条文的规范意义、政策意义和理论意义。其中,独立意志认定标准是区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关键。当下,从单位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营方式推断单位独立意志是客观化的评价逻辑,单位独立意志没有被完全反映在外。建立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双层次评价顺序为单位独立意志的规范化评价提供注解,帮助明确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的界限。

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犯罪的经验与理性

如何解决贪污问题历来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维护长期统治逃避不开的难题,对待贪污犯罪的惩治力度甚至关乎一个政权的命运走向。晋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纷乱复杂的战争时期,在针对贪污犯罪的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并形成了制度经验和实践经验。通过分析实地调研收集到的法律文件和案卷资料,对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的刑事案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贪污犯罪治理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司法介入足球“黑哨”的刑法分析

“黑哨”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符合受贿罪的行为特征 ,理应受到刑事处罚。足球裁判在中国足协这个社会团体工作 ,足球裁判权是合同上的权力 ,不是国家权力 ,这是由奥林匹克运动试图独立于法律的传统与体育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法律的尊重。所以 ,足球裁判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又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因此 ,依我国现行刑法 ,足球裁判不能构成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是刑法的漏洞 ,不能通过法律解释得到解决。及时修正刑法 ,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是当务之急。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我国反腐倡廉实践的理论表达和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蕴涵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反腐倡廉要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反腐与改革协同推进、发挥巡视的震慑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等。应当坚持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指导,以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凝聚反腐共识,促进反腐立法完善,推动反腐司法改进,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健全和指导反腐人才培养。

论受贿罪犯罪门槛的科学设置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日渐倾向于否定立法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而此后如何设置受贿罪的犯罪门槛,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目前有"概括数额+情节说"、"情节说"、"数额要素否定说"三种观点。从更好地体现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发挥刑法的行为指引功能等目的考虑,对于受贿罪犯罪门槛的设置,应当废弃明示、刚性的数额、情节标准,而采取隐性的方式,由司法人员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受贿的主体、行为方式、谋取的利益性质、危害后果、数额等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来考虑是否入罪;对于数额较小的受贿,在具备其他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时也应定罪。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依据但书条款,将一部分情节轻微的受贿行为作出罪处理,相应的司法观念也应当有所变化。

以交易形式受贿中“度”的把握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该意见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受贿罪类型作出了界定,解决了许多法律适用问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于"两高"《意见》规定中的具体内容如何适用,以及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期特组织以下几篇文章,就有关"两高"《意见》中的法律适用和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我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思考

自1977年美国制定《海外反腐败法》以来,反对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商业贿赂,逐渐成为一股世界潮流。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已制定相关法律,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制定了国际反腐败方面的公约。我国经济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大量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为了保护我国企业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我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