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环境下算法版权执法规范性研究

作为应对与日俱增、日趋复杂的互联网版权侵权问题的手段之一,基于算法的内容自动识别技术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青睐,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但同时,其在言论自由保护、识别误差规避、正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受到包括法律界在内的各方的质疑。通过对算法识别技术应用手段的梳理,提出对于该技术的规制可以通过明确适用许可、增加透明度要求、原则性条款的技术嵌入以及制定量化判断标准等科技创新与规则制定深度融合的方式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平衡。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黑龙江自贸区视角下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

自贸区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优化自贸区营商环境、提升自贸区法治化治理水平,亦有助于实现我国对外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以黑龙江自贸区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方法阐释自贸区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通过分析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面临的立法及实践困境,从立法规划、规则细化、司法监督三个维度探求破局之法。2024年,全国人大将正式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修订,在此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明晰立法模式以破除合法性障碍、细化临时仲裁员选任、明确其责任承担、完善司法监督与保障等具体措施,以期推进黑龙江自由贸易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与发展,为临时仲裁在全国范围的适用贡献黑龙江智慧,为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开放提供法治方案。

我国临时仲裁制度构建的逻辑与路径

临时仲裁制度是涉外法治领域中的重要内容。注重涉外法治对健全国内法治的促进作用、贯彻司法支持仲裁理念、平衡公正与效率价值是我国在构建临时仲裁制度当中应遵循的基本逻辑。现阶段,将临时仲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内仲裁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基础。为构建系统化的临时仲裁制度,不仅需要在立法层面赋予其合法性,创新仲裁员选任规则,建立仲裁员委任机制,还需完善第三方协助机制,健全以司法监督为主的多元化监督体系和责任体系。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仲裁法》修订背景下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制度分析

针对法院、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在处理仲裁管辖权异议时的分工,以及仲裁庭是否享有自裁管辖权的问题,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争论。我国现行《仲裁法》并未赋予仲裁庭决定自身管辖权的权力,而是将管辖权异议的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且人民法院具有决定仲裁管辖权异议的优先权。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司法部起草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赋予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制度构想。我国现行《仲裁法》未赋予仲裁庭自裁管辖权是基于《仲裁法》颁布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考量,而随着商事仲裁在我国的发展,为了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制度应当被立法者所采纳。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根植于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因此,对于仲裁制度的发展与修改不应僵硬地移植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

论我国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完善——以区分“管辖权问题”和“可受理性问题”为视角

仲裁庭自裁管辖权是指仲裁庭对其管辖权享有裁量权。尽管该原则在国际仲裁中广泛适用,却一直未获我国《仲裁法》的明确认可,并被视为我国仲裁与国际仲裁的显著区别之一。我国正在修订《仲裁法》,有望在立法层面正式引入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制度。自裁管辖权的妥当行使与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和争议事项的可受理性问题密切相关,我国立法有必要明确区分“管辖权问题”和“可受理性问题”。我国可借鉴域外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成熟经验,采用“定义加清单”的方式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规定,并通过相关案例给予裁判方法指引。这不仅有利于指引仲裁庭正确行使自裁管辖权和法院对仲裁庭的相关决定进行司法监督,也有助于将我国建设为国际仲裁优选地。

价值平衡视角下中国仲裁释明制度的构建

仲裁释明对于保障仲裁程序的快捷高效,维护仲裁裁决的公信力具有突出作用,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员的释明权,仲裁释明的合法性缺乏立法的明确保障。中国仲裁实践中存在释明性质不明、释明方式不清、释明边界不定等问题,这影响了仲裁员进行释明的积极性,制约了仲裁释明功能的发挥。各方对仲裁释明的认识也并不统一,在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面临着如何准确理解与恰当运用释明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制度背景、价值作用、立法规范、仲裁规则等方面梳理了仲裁释明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并分析了如何从仲裁释明的性质、方式、边界等方面构建中国的仲裁释明制度。

数字检察视域下虚假仲裁法律监督理论拓补与路径构造

虚假仲裁因其高度隐秘性成为当前检察监督的盲区。由于仲裁“依当事人申请”的法院撤销权受限、仲裁机构内部控制动力机制不足等因素,亟需加强虚假仲裁检察监督;而当前检察机关的“间接监督”模式限缩了其对虚假仲裁的规制能力,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对虚假仲裁的查处力度相对孱弱。在数字检察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法律监督方式应对虚假仲裁成为有效解决路径。同时,数字化检察监督模式亦面临新的挑战,亟需进行理论拓补与制度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权力基础源于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赋权以及仲裁的准司法性,对虚假仲裁的数字检察监督需树立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进行理念调适。应当通过协同治理下虚假仲裁信息源获取、虚假仲裁识别与查明的算法工具辅助、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限度与规范化等,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实现路径。

人工智能仲裁裁决:兴起、法律效力和法律回应

人工智能仲裁裁决是仲裁法领域的最新发展。效率性、经济性和公正性的特性使得人工智能仲裁裁决具有可欲性,而人工智能算法由“规则驱动型”向“数据驱动型”的范式转变则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从合同法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仲裁裁决的执行实为仲裁协议下仲裁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在合同效力上,除了协议中指定的人工智能算法存在歧视这一违背程序性公序良俗事由外,人工智能仲裁协议应为有效;从仲裁法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仲裁裁决依然是《仲裁法》意义上的仲裁裁决。在裁决效力上,人工智能仲裁裁决仅可能因为算法歧视问题被认定为违背程序性社会公共利益而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我国现有《仲裁法》以人类仲裁裁决为基本预设,应予更新以回应人工智能仲裁裁决的挑战。在基本思路上《,仲裁法》应当聚焦人工智能算法的特殊挑战,包括算法歧视、算法黑箱和算法裁决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平衡“公正与效率”“自治与干预”和“开放与谨慎”。在具体制度上《,仲裁法》应当构建人工智能仲裁裁决算法审查制度、赋予仲裁当事人算法解释权、扩展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法定事由。

论虚假商事仲裁的检察监督

在经济生活中,商事仲裁是极为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下,检察机关强化对虚假商事仲裁的民事法律监督逐渐提上日程。当前,在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具有局限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缺乏主动性、案外人和当事人欠缺合理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情形下,检察机关成为实施虚假商事仲裁法律监督的合适主体,但是也面临案件线索少、调查核实难、限于执行阶段等困境。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线索收集和移送机制、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适度扩大虚假仲裁监督范围、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灵活制发检察建议等积极措施,不断提升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质效。

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制度的理论反思与重构

执行力是终局裁判的自然属性,但不是民间文书的自然属性。在法理上需要探究的是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的缘由及正当性。仲裁裁决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下的执行依据,由法律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但仲裁的契约性与民间性决定了仲裁裁决天然具有执行力这种说法是违背法理的。同时,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力消灭的方式之一,强烈冲击了审执分离原则以及强制执行形式化原则,应予以废除。应采用司法前置审查的方式决定是否赋予仲裁裁决执行力,而非现行司法后置监督。在此基础上,可赋予当事人异议救济权以消灭仲裁裁决执行力,其本质是对仲裁裁决的实质性二次审查,在程序上可给予当事人足够的保障。

论债权让与中仲裁协议的非自动转让模式

仲裁协议自动转让规则是我国《仲裁法司法解释》确立的处理仲裁效力扩张与债权让与关系的规则。该规则的正当性及合理性需要深入检讨。传统仲裁理论体系无法解释自动转让规则,需援引其他理论证成其正当性,但相关理论都存在对仲裁性质片面解释、损害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违反实定法规则与合同自由基本原则等缺陷。应然层面上,非自动转让模式得以克服自动转让规则的缺陷,契合仲裁协议的合同本质,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同时又降低制度成本。我国应摒弃自动转让规则,构建以受让人同意作为受仲裁效力约束的一般情形、以债务人明确反对作为排除仲裁效力约束的例外情形的仲裁协议非自动转让规则。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创新、影响与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性,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是三地协同制度创新、规则衔接及机制对接,其中商事领域是重要突破口。而且随着大湾区三地商事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商事纠纷在所难免,粤港澳大湾区一直创新高效多元化地解决商事争端,努力打造跨境商事规则衔接先行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地;同时推进粤港澳三地联动共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顺应“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枢纽的需求。

虚假仲裁中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仲裁是我国解决平等主体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近年来,虚假仲裁的盛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仲裁的效率和公信力。虚假仲裁中,案外人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目前,案外人通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执行异议之诉等途径,均无法实现权利救济。针对案外人维权困境,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有效规制和完善。可以重新定义案外人在仲裁制度中的地位,协调不同层级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同时,还可以依托现有制度,引入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赋予仲裁案外人损害赔偿权。

关于完善仲裁财产保全的调研报告

随着保全责任保险的普及,仲裁财产保全门槛逐渐降低,滥用甚至恶意提起仲裁财产保全申请的现象频发。实践中面临保全审查与保全执行、仲裁执行管辖不统一,仲裁财产保全审查存在偏差,法院与仲裁机构未形成应有合力等问题。对此,需权衡仲裁财产保全工作中的多种关系或利益冲突,诸如保证生效仲裁裁决执行与保障被申请人合法权益、方便当事人诉讼与便于法院行使审判权、法院行使保全职责与仲裁机构履行辅助义务、仲裁财产保全与仲裁裁决执行等。保障仲裁财产保全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为被申请人纾困解难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为此,需完善仲裁财产保全管辖规定,确定仲裁财产保全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构建科学合理的仲裁财产保全审查方式并健全配套制度。

司法解释在民事案件仲裁裁决中适用问题研究

在我国,民事司法解释类型繁多,数量庞大,内容详细,易于理解,便于应用。2021年,司法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发展的新举措。尽管仲裁在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我国,仲裁的解纷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象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传统和体制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事司法解释制定和监督程序的不足有着重要的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以司法解释的视角切入,努力破除影响民事仲裁体制机制开展的障碍,积极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民事仲裁发展道路。

上海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临时仲裁的制度框架包括临时仲裁立法、临时仲裁规则及临时仲裁协助规则三重维度,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试行)》对当事人具有普遍、默认约束力,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临时仲裁立法空白。该办法适用于以上海为仲裁地、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涉外商事海事纠纷,在指定机构方面建立了双层架构和单层架构的混合模式,支持商协会制定发布临时仲裁规则,明确了临时仲裁裁决形式要件和费用构成,并框定了司法监督与支持的范围。临时仲裁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动中国仲裁机构逐步转向适度管理,并有可能推动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进一步融合。

论基础教育仲裁制度的建构

当教育惩戒确实构成侵权,并对失范学生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时,失范学生可通过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或通过校园申诉和行政复核解决,亦或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实现息诉止争。但为维护学校声誉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可结合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对各地已有仲裁资源进行整合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特色的教育行业仲裁制度,以便高效、私密、公正地解决教育惩戒侵权纠纷。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促使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出台经济适度多元化政策,而仲裁作为一种独特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促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重新修订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法》。但仲裁协议扩张的效力问题仍未得到明晰,仲裁协议是否约束未曾签署该协议的人或未明示纳入其中的法律关系需要进一步针对具体法律语境进行探讨。为此本文针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若干典范及非传统的关联合同中有关仲裁协议移转或延伸等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