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刑事司法领域自动化决策的风险与规制

自动化决策在中外各国的刑事司法领域已有广泛应用,其原因在于自动化决策符合刑事司法预防和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案件公正办理的需求,也有相应的观念和技术条件予以支持。然而自动化决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可能带来准确性不足、公正性偏离和机械性三方面的风险,应采取措施对自动化决策进行规制,以达到补足准确性、保障公正性和消解机械性的效果,实现自动化决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化应用。

数字时代司法质量量化评估的困境与因应

科学有效的司法质量量化评估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检验司法改革成效的重要方式。小数据司法质量评估以线性因果关系为分析逻辑,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司法数据,对具体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小数据司法质量评估在优化司法管理、检验司法改革成效、维护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但它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指标体系科学性不强,实效性弱的问题。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司法质量评估具有数据来源丰富、数据种类广泛,以及评估体系客观、全面等优势。目前,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面临着高可用司法数据不足、算法偏见等问题。在构建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主的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也要克服现有不足。通过完善司法大数据库的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的优势;通过明确大数据方法的应用范畴,保障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司法质量评估中应用的合理性;通过融合小数据量化评估和定性评估范式,弥补大数据司法质量评估的不足。

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路径——以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为契机的展开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后,成为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阵地。针对入驻之后的12309中心面临的功能定位不清晰、法律监督质效待提升、资源整合不到位、运行机制欠完善、信息充分共享与有效利用须加强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内涵挖掘与外延扩展。为此,入驻后的12309中心应当适应角色,整合资源,围绕助推社会治理,以数字赋能不断丰富法律监督履职内涵、强化履职手段,并通过矛调事项案件化办理、检调对接、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检察建议等法治化方式和手段的运用,使检察履职始终保持在法治化的轨道之上。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域下司法警校法学教学改革探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司法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以12所司法警校法学教学课程开设情况为研究样本,发现部分院校对法学教学不够重视,法学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体系不健全。对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对司法警校法学教学进行系统改革优化。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学教学与警务技能教学的关系,从法学理论和实践教学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改革优化,构建包含基础、核心和拓展课程的多层次理论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法学素养和法治思维,大力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学生德法兼修、公正执法;通过系统的法学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执法实践能力,促进学校教学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

司法警官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现状和路径——以警察类专业群为核心的考察

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属于行业办学高职院校,其警察类专业之间共性要素多,专业基础相通,职业面向均为人民警察,教学资源高度共享,适合组群建设。目前,全国16所司法警官职业院校中有10所入选省级以上“双高计划”建设项目。其中,警察类专业群在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中占主导地位,但存在专业群组织形式以“跨院系整合”为主、专业群课程体系不健全、服务行业水平不高等问题。加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路径有:健全专业群组织管理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推进科教融汇;加强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构建专业群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一带一路”背景下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是落实“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与深入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背景下,培养通晓法律外语、涉外法律知识、掌握涉外技能的法律人才,是确保我国“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为了解决我国涉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应积极拓展涉俄法律人才培养领域的覆盖面,逐步增加人才培养数量,健全涉俄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目标体系,更新培养理念,优化涉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突出实务特色,健全俄罗斯法师资及教材,创新教学方法,为我国储备涉俄法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监察调查中监警协作的合理机制构建

我国在宪法层面上赋予了国家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而我国监察法所确立的其他机关与监察机关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依法协助原则”,在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体现得更为典型,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是监察机关充分顺利履行监察调查职能的重要保障。当下监警协作仍面临机制不健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解决监察调查过程中的公安协作问题,应结合当前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实践,通过循序渐进的制度范式,对二者的协作机制加以构建。

推进新时代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考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中职业行为规范的确定性和成文化,使伦理道德知识化,具有可教性,通过内化,“内得于心”,知识有进一步道德化,形成职业伦理理念、价值和信仰。从教学目标而言,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具有理论知识、法律职业伦理理念、思政元素3个层面的内容,从法律职业伦理主体出发,应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中的法律职业主体的伦理范畴为核心内容,以法治队伍中其他法律相关职业主体为外延来构架法律职业伦理教学和研究的内容。采用访谈法、案例教学法、现身说法法、模拟教学法与法律诊所法等教学方法,并使之相辅相成,真正落实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教学目标。

公开刑事裁判文书的样本偏误——基于2014—2022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样本的实证研究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刑事裁判文书,是数据时代下刑事法研究和类案参考的重要素材。统计发现,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相对全体刑事裁判而言存在样本偏误,不同类型的案件被公开的概率有所不同。刑事二审、再审案件的裁判文书相对一审而言更难被公开;一审裁判文书中,案发率较低的、较不常见的案由对应的刑事裁判文书相对于其他案由而言被公开的可能性更低;二审、再审裁判文书中,审理结果为改判或发回的文书更难被公开。样本偏误的出现,可能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社会影响和上下级关系方面的担忧有关。在刑事法研究、类案参考和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就上述偏误采取针对性的纠正措施。

比较法视野下司法人工智能的多元演进

法律发达国家基于本国司法实际情况与功能定位发展出司法人工智能的不同样态。英国、美国、法国的司法人工智能,分别出于解决传统司法运行缓慢花费高昂问题、拓宽人工智能法律应用场景、加强司法数据公开等原因,推出了在线法院、量刑建议与预测正义等典型做法,但均受到各自司法制度的掣肘。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引入非但不会改变一国司法的基本特征,反而会基于一国之司法背景,服务于司法运作,不断强化这一特征。我国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应当发挥顶层设计的整合效应、试点—推广的改革逻辑和人民法院的政治定位等司法体制优势,在人工智能技术引入的基础上同时做到司法制度的因应变化。

省司法厅: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法律服务

自2023年2月辽宁省启动“领导干部进园区进企业服务振兴新突破”专项行动以来,辽宁省司法厅聚焦“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主动作为,围绕企业提出的涉企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了解不深入、运用不到位等问题,采取选派干部“点对点服务”。

张彪:一路“枫”景一路歌

这些年来,我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收获更多。让群众满意是我追求的目标,只要群众满意了,我这一生就活得有价值。——张彪近日,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司法局,记者在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中见缝插针地完成了对该局原三级调研员张彪的采访。尽管已经于几个月前退休,这位司法老兵反而更忙了——县里聘请他为经济发展特约监督员,阜新市司法局请他指导司法调解工作,而在他工作了30多年的县司法局,许多来访群众仍然点名要找“彪哥”。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理念、路径与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监督基本停留在诉讼领域内,将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缩减为诉讼监督,这不仅违背我国的宪法体制安排,也不能满足规范行政权正当运行的需要。为此,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应由司法性监督转变为司法与非司法相结合的监督,并从监督的重点领域、监督的方式、程序保障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规范体系。

试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

目前 ,司法改革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是这些改革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 ,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 ,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对零口供、提前介入、不起诉听证、少年犯罪案件指定管辖以及合议庭评议公开等改革举措作简要评析 ,并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造法、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农村社会管理视域下基层司法行政的职能创新与机制建构

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担负着直接面向广大农民、面向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职责,其自身的行业特性决定了其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具有专业、服务、引导、资源等方面的独特的职能优势。近几年来,农村地区基层司法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主动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通过延伸工作触角、拓展服务领域、创新工作方法与整合职能资源等方面的功能拓展,实现多维度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农村基层司法行政要在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职能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制宣传新机制、纠纷解决新机制、法律援助新机制、社区矫正新机制、危机管理新机制与物质保障新机制,构建起促进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的新型体制机制。

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特征及司法治理策略——基于200个判例的经验分析

基于对2003—2014年中国16个省份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调查和分析表明:中国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其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或单位,其行为特征是为谋取经济利益将农用地非法占为建设用地等其他用途,以未经批准形式最为常见。其司法治理中主要存在鉴定机构较为混乱、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等问题。改进司法治理重点是加强源头预防机制和专项治理、区别运用相应的行政或司法处罚、确保公平鉴定、建立土地限制利用补偿金制度。

对影响司法公正因素的再探析

司法公正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对观念、体制、主体和机制四个方面对我国司法公正的障碍性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 ,解决观念性障碍的关键是树立现代法治观念 ;解决体制性障碍的核心是结合我国的宪政体制、实现司法独立 ;解决主体性障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高素质法官队伍 ;解决机制性障碍的当务之急是改革不合理的程序制度 ,实现监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