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研究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数据泄露事件,具有及时止损功能的数据泄露通知制度逐渐受到各法治国家的重视。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的国家,截至2018年,其50个州均颁布了数据泄露通知法,内容涉及触发条件、通知流程、处罚机制等诸多方面。通过对美国各州立法的考察,可以为我国的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立法提供借鉴。在立法模式层面,国家应出台详尽的数据泄露通知规范;在立法理念层面,应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兼顾数据处理者的利益;在立法技术层面,应当从触发条件、通知流程、处罚机制等方面制定系统完善的数据泄露通知规则。

论药品专利补充实验数据的接受标准

药品专利由于研发时间长,在申请日后会产生大量的补充实验数据。我国的立法及实践已明确,应当对补充实验数据进行审查。但审查不等于被接受,典型案例反映出,对补充实验数据的接受标准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域外美国、欧洲、日本的立法模式和司法实践也各不相同。解决当前药品专利补充实验数据接收标准所存在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分别规定“技术方案”和“预测效果”不同的接受标准;厘清补充实验数据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系;放宽对预测效果的严格标准;广泛理解本领域公知常识及现有技术。

高校知识产权转移与转化的制度与机制研究——以武警部队院校的管理范式创新为切入

区别于普通高校高度市场化参与的知识产权开源、运作与保护模式,武警部队院校在开展知识产权转移与转化管理的过程中面临着因自身特殊性带来的资源供给、运作驱动、成果转化等界域壁垒。在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陷入创新同质化的今天,推进武警部队院校知识产权转移的整合管理,应关注管理要素与资源整合的特殊性,明确机构混乱、人员缺乏、事务交杂等建设推进难点,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与机制建设的范式转型。保障技术产出与信息传递环境中各项管理要素的安全、高效运作,建设和优化同受众需求与开发支持相契合的、内部自研与技术转移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并通过全视角的资源整合与合规优化等,完成对现有管理平台的硬性改革与软性治理。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动因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起,监狱私有化在美国再现,并流行于欧美,其直接动因是试图通过监狱私有化以降低大规模监禁带来的监禁成本压力,但深层次动因则是新保守主义带来的刑罚观念转变。研究显示,监狱私有化没有实现其降低监禁成本的承诺,反而形成政治、资本与司法行政系统、勾连的监狱工业综合体,并将罪犯变成牟利的工具进而严重侵犯人权。监狱私有化是美国新刑罚学的体现,其表面强调罪犯应当对罪行负责,实则为美国刑事司法转向收费体制提供了理论论证,加剧了大规模监禁现象并造成刑罚向下的现实。

契约法的当代风貌——内田贵《契约的时代》述评

麦克尼尔以“关系契约论”宣告了“古典契约论”的死亡,但其未能将关系契约论付诸实定法或具体司法实践。日本学者内田贵教授结合长期合同的具体运作,对关系契约论在日本裁判中的适用进行了体系化研究,呈现了司法判决、民众选择以及社会观念对日本民事立法的再造图景。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包含的诸多“标准”型规则明显体现了关系契约论的理念,但对其如何适用,我国学界与法院仍在探索之中。内田贵教授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为我国将来的合同法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参照。

农业基本法视角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及特征研究

农业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国的农业政策函须瞄准世界农业政策演变的共性问题,通过不断地调整与改革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东亚国家日本为例探究其政策的演变及特征,对于揭示农业政策的前沿发展方向和形成“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理价值。日本《农业基本法》从开始实施,到历次修订,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实施,1999年修订并更名为《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2024年《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修订。日本农业政策的演变特征遵循由第一阶段保生产稳价格到第二阶段注重农业多功能和农村地区振兴再到第三阶段“食物供应-产业转型-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多维度的逻辑,是个不断根据日本经济社会的新规律完成适应性调整的过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过程提供了如下经验启示:一是以法律为依据制定农业政策,二是因时而异确立农业政策目标,三是重视农业和食物产业的绿色转型,四是农业政策的长期一贯性以及政策目标措施的适变性。

英国《遗传技术(精准育种)法》评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精准育种技术通过创制高产、高附加值农产品,对提升育种效率和农业环境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脱欧”后农业供应链承压和新育种技术发展的客观需求,2023年3月23日,英国发布《遗传技术(精准育种)法》。秉持有限制的开放政策和可持续的原则理念,该法针对精准育种生物体的释放和销售、由精准育种生物体生产的食品或饲料,规定了差异化的通知程序和多元化的监督执行机制。在新育种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应建立基于产品特性的监管方案、规定基因编辑标识和追溯机制、完善生物技术立法与执法机制,以兼顾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安全的需求。

印度议会涉藏法案探析(1959-1976)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涉藏问题和边界冲突的双重叠加效应下,中印关系跌入历史低谷,为后期两国关系格局的演变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印度联邦议会和地方邦议会通过了涉及外交、国防、民防、东北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和治理等多个领域的法案,为印度政府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改革边疆治理体系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法理支撑。本研究将上述法案置于中印涉藏关系史的框架中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揭示该历史时期印度议会涉藏法案的主要特征及立法动因,以期为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印度政府涉藏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美国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倡议与国内政策的差异及其成因

[研究目的]美国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国际倡议与国内政策在部分事项上存在差异,呈现一定的双重标准。既有研究往往忽略这一差异,可能导致理解美国行为动机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细化研究。[研究方法]通过既有文献,阐明数据本地化功能,在此基础上以解释学方法来确定美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关注点与核心诉求,并以各国条约文件、正式声明、官员言论等补充证据链条。[研究结论]分析发现,美国双重标准的成因在于希望维持领域内优势地位。通过要求它国接受数据自由流动来确保自身网络进攻优势与数字企业优势地位,同时在国内实行一定的本地化措施以应对该领域内来自中国的挑战。

对谈: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四十年

从1980年初开始,中国行政法学人留学日本,译介日本行政法的论文著作,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并获得影响力。南博方、盐野宏、藤田宙靖等人的近10本教材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大桥洋一、小早川光郎等人的10余本行政法专著推动了我国相关原理的纵深化发展。国内有近10本著作对日本行政法展开了通论和专题研究,但总体上仍不够充分。日本行政法既有开放性,也有特殊性,不可轻视。学习日本行政法,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原理,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发生角度,开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只要能避免简单的“对接”,更多、更新的日本法研究都是有益的。

泰国《国家环境质量促进和保护法》的体系化推动意义及启示

泰国《国家环境质量促进和保护法》具有环境基本法的功能,可视为泰国的准环境法典。在泰国环境法体系化过程中,这部法律推动了环境治理体系、环境质量保护规制导向、风险管控理念和公众参与的发展,对我国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也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司法政治化现象探析

美国政治的司法化让法官能够审理具有政策意义的案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司法政治化”现象,法官可能诉诸于法律之外的标准,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催生了司法机构内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司法政治化中,美国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具有愈演愈烈的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法官任命和司法决策等方面。如今美国总统在任命联邦大法官上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美国法官基本上被意识形态划分——共和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司法政治化日益严重主要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司法机构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逐渐增强。美国司法政治化损害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政策型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韩国经验的镜鉴与拓展

综观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可分为综合型、分散型、单行法立法模式。其中,政策型立法承继了综合型立法的“全面性”特征,兼具引导性和灵活性。韩国是政策型立法的典型,其以气候正义为导向、以协商治理为重点、以机构设置引导形成合力,呈现为“基本法+支撑性法+辅助性法”的体系化立法路径,可资镜鉴。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立法现状,宜从分散型立法转向政策型立法,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基本法,以参与正义融贯“平行式”的气候治理路径,以矫正正义弥合社会转型的能力差异,建构超越行政主导的主体建设二元模式,形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

越南2022年《油气法》及其在南海油气侵权的新动向

2023年7月,越南于2022年末修订的《油气法》生效,该法是南海问题呈现出“法律化”趋势后越南的又一部涉海法律。与此前的越南油气法相比,该法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在“深水远海”区重点增加“符合国际法”的油气基础调查,二是对外商“退还的”油气田放开采竭制度,三是主动吸引更多外商进入“深水远海”区开采油气。越南试图借此将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向中国断续线内深处推进,以保障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需求、持续推进南海问题“国际化”、坐享“南海仲裁”负面溢出效应。这将严重损害我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增加我国在南海的维权压力,加大我国面临的法律风险。这要求我国应以维权维稳为准则,做到“防—止—治”并举,有理有法地应对越南新油气法向断续线内的渗透,早日实现与越南在油气资源方面的共同开发、互利共赢,努力推进中越海洋共同体的建设。

韩国环境健康管理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保护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健康状况,倡导“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理念,是我国“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在立法上妥善保护公民的环境健康利益,需要展开深入研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环境健康管理进行单独立法的国家,韩国的《环境健康法》在环境健康管理立法方面具有代表性,其在风险预防原则和接触者中心原则的指导下,规定了针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制度、与环境相关的健康损害预防和管理,加强易感人群的环境健康权益保护等。我国在环境健康立法保护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应专门法规,坚持风险预防原则指导下的易感人群保护,“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效地探索中国环境健康管理的立法保护之路。

国防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研究

健全和完善我国国防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架构,既是国家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的重要一环,也是在《数据安全法》框架下细分领域内的重要实践。运用比较分析和文献分析法,提炼美国2013—2022年《国防授权法》中国防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的逻辑特征,吸收美国国防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国防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的总体架构。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防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需要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建设的核心要素,完善国防网络与数据安全的专项立法、构建政民预警交互意识和政企合作交互布局的“双重交互”体系,完善我国国防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格局。

日本治理贩运人口犯罪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措施

贩运人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自2004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制定并实施打击人口贩运的相关措施,公布的受害者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然而,对情色业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力关注贩运人口受害者权益,也无法彻底杜绝加害者收割受害者利益的现象。据政府官方报告及学界研究资料显示,日本下一步要做的是有效开展相关犯罪治理工作,继而在起诉、保护、预防三方面改正存在的不足,全力扭转贩运人口案件形迹隐藏、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受害者权益丧失的局面。

论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孳息的法律属性及权利保护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在提升劳动便捷度的同时也给当前的法律体系带来了一定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生成物当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外在表现形式要求,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对其予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发诸多争论。考虑到知识产权法的价值追求、体系稳定性及其所保护客体的内在要求,应当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识产权属性,肯定该生成物孳息的法律性质,并搭建起孳息模式下的民事保护模式。

知识产权视域下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论析——以湖南省为例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和灵魂,传承工作必须依靠传承人而进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从2005年确立至今已具有一定模式和成效,但存在主要依靠政府进行、仅以公法管理为主、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支持明显不够、对传承人激励不足等问题,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实际需求.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要“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围绕传承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可行性和正当性,能发挥商标、专利、商业秘密、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激励功能,有利于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传承.

新加坡汽车技术法规和产品市场准入管理制度解析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其汽车技术法规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标杆性。其对汽车的准入要求极为严格,涵盖了法规、安全、性能等多个方面。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新加坡采用了联合国法规(UN ECE)中的部分统一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特有的法规法律进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