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政府数据再利用规则——法理演进、适用路径与中国思考

政府数据蕴藏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欧盟不断出台关于政府数据再利用规则的法案。在立法理念上,欧盟逐渐从知情权导向转变为数据治理导向;在具体规则上,欧盟《数据治理法》强调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对政府数据中的个人数据、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等高敏感数据类型予以规范。现阶段,中国政府在数据利用方面还存在利用率不高、规则不完备等问题。在国内,虽然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政府数据再利用的管理办法,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数据开放的水平。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数据的潜在功能,中国可结合自身既有的法律法规,通过考察欧盟《数据治理法》的再利用规则,明确政府数据适用条件和安全保障等细则,释放政府数据红利,以提升政府数据的社会经济价值。

欧盟《数据法案》的规范要旨与制度启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欧洲议会于2023年11月9日表决通过《数据法案》。该法案明确符合欧盟价值观的数据流转利用和数据治理规则,保障欧洲单一数据市场中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动,进一步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数据自由流通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下,我国可以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统一协调的数据治理机制建立、技术互联与标准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监管优化等方面吸收借鉴其经验,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数字时代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标准,规范数据的共享流通,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德国声音——以《中德法报》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中德法报》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法政科发行的中德双语法学期刊,设置“论说”“问答”“判词择要”“书讯”等栏目,其作者群体基本由德国法学学者组成.对于中国近代法律转型的多方位考察是《中德法报》的重心,其评价与建议,在刑事法领域体现出内容上的保守倾向和形式上的革新态度,在民商法领域则采取了开放灵活的姿态,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殖民色彩.从中折射出德国在法学与法律移植中的积极性与竞争意识,反映出德国法学从19到20世纪初期由历史法学到社会法学的发展演变.

美国“犯罪”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传承与超越

犯罪观念不仅是刑法学科的问题,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重视经验和实用,因此两国至今未能颁布一部成文且统一的刑法典而对“犯罪”作出一致表述。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附属地,自然继承了普通法上的“犯罪”观念,这在犯罪的分类、构成要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均有所体现。而美国自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的联邦宪法,助力其在刑法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之一的犯罪,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各历史阶段下犯罪与宗教、道德、政权、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美国独立后区别于英国普通法下犯罪观念的成果。

刑事合规的学理基础与实践展开——以德国法为中心

过去十多年,由于德国一些著名公司的商业腐败丑闻事件,刑事合规成为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课题。德国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合规是为了避免企业职员基于实施与企业相关的行为而负担刑事责任所必须采取的全部必要且被允许的措施。在实体法上,德国尚不承认法人犯罪,因此德国刑事合规主要关注的是公司内部人员的责任与公司外部人员的责任。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这两类人员的归责基础均有诸多探讨。在程序方面,德国刑事合规主要探讨公司内部规定、内部调查、吹哨人制度与合规之间的关系。德国刑事合规并不止于宏观层面的教义学探讨,而是在很多具体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环境刑法、刑事产品责任、腐败犯罪、网络刑法和数据保护刑法等领域。德国刑事合规的三个鲜明特色是教义学色彩浓厚、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的广泛性。虽然德国与我国的法律语境有所不同,但德国刑事合规的有益经验值得我国立法、司法和理论重视。

平台可供性视角下算法的嵌入与可见机制研究

鉴于算法相关性的日益增强,如何落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成为焦点问题。本研究基于可供性的理论视角,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分析了算法技术、平台环境与用户感知之间的关系,以明确平台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出现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算法通过特定的编码程序、多目标优化以及百亿级别的特征向量组合,重塑了平台环境;面向普通用户,算法具有不可见性、不可编辑性和不可访问性,平台通过信息线索、界面设计和功能设置初步构建了算法的可见机制,但效果有限。本研究结合算法的嵌入逻辑为促进用户算法知情提供对策建议,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临时仲裁制度构建的逻辑与路径

临时仲裁制度是涉外法治领域中的重要内容。注重涉外法治对健全国内法治的促进作用、贯彻司法支持仲裁理念、平衡公正与效率价值是我国在构建临时仲裁制度当中应遵循的基本逻辑。现阶段,将临时仲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内仲裁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基础。为构建系统化的临时仲裁制度,不仅需要在立法层面赋予其合法性,创新仲裁员选任规则,建立仲裁员委任机制,还需完善第三方协助机制,健全以司法监督为主的多元化监督体系和责任体系。

技术官僚与法国矿冶业生态安全治理制度的初创

19世纪初,随着法国步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矿山开采、矿石加工与冶炼活动给周边地区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与安全威胁。法兰西第一帝国于1810年颁布的《矿冶法》正式确认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以及开发特许权的授予方式,为国家规范矿冶活动奠定了基础。随后出台的《帝国矿业工程师团组织法》标志着技术官僚集团——矿业工程师团的诞生。作为矿政主管机关和矿冶业最高技术权威,帝国矿业团的核心中枢——矿务总委员会在环境风险评估,审议开矿和冶炼申请,以及安全卫生操作规程的制订、执行与监督等方面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优先满足工业需求的同时,矿务总委员会也会兼顾公共利益,因而与其他行政部门如省政府、林业署、路桥总委员会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分歧。

论我国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基于意大利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立法的启示

在经过25年的实施之后,伴随社会、经济、法治等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变化,我国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罪刑事立法需要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修正,该罪保护的法益也应当理解为国家有效掌握、监督企业等组织的活动信息和经营状况。参考意大利相关立法经验,修正的主要内容包括:从刑事处罚上特别考量以逃骗税为目的的隐匿或销毁会计资料行为;明确为目的犯,犯罪主观要件增加“为了使自己或者他人获得不正当利益或使他人利益受损”;以会计资料的不可支配性或不可查寻性来界定犯罪客观行为的特征,严格限制具有刑事处罚意义的隐匿、销毁行为;摒弃行为犯的认定,严重情节统一界定为“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50万元以上,并致使相关经济活动及成果情况无法重构”;适当增加刑事处罚力度,处以有期徒刑提高到7年。

英国少年司法中电子监控的实践及其启示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电子监控措施符合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以及实行轻缓化多元处遇的刑事司法目标。英国少年司法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电子监控方面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在制度方面,英国少年司法规定了在保释、刑事判决令、非刑事判决令三类情形中可以适用电子监控。在实践层面,依托英国“多机构合作支持”的少年司法体系,形成了“决定—实施—违规应对”的完整电子监控运作流程。以英国少年司法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为参考,结合本国国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必要从理念、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努力,将电子监控扩大至审前的非羁押措施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对未成年人进行适用。

论法国《教育法典》的教育平等原则:内涵、依据与功能

教育平等原则是法国《教育法典》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具有四重内涵:保障受教育机会平等,通过援助等手段促进实质平等,确保包容性的学校教育,学生参与及社会参与。教育平等能够成为法国《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具有历史依据,有利于法典保持基本原则和制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具有宪法依据,从而使这一原则具有充分的民主基础。教育平等原则在法国《教育法典》编纂中发挥了建立基本制度和产生具体规则的功能,真正贯穿于法典,支撑起法典的结构。

欧盟基于数据要素流通的立法构建与举措嬗变

随着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欧盟出台系列法案推动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在立法层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通过研究欧盟数据要素立法进程与举措,从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研究发现欧盟在严格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推动非个人数据流动、公共数据再利用、打破公私部门流通壁垒以及建立公共数据空间推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通过在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数据安全保护、数据流通交易3大方向与欧盟立法的对比,认为我国可借鉴欧盟的相关举措,继续维护数据安全、并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利用,完善产权与收益分配机制,从而推动我国数据要素的流通交易.

地缘经济转向、数字主权与欧盟人工智能治理

数字主权战略是欧盟“地缘经济转向”在数字空间的反映,包含监管与创新双重目标。在数字主权战略和人工智能兴起的背景下,欧盟推出了全球首部人工智能全面监管法律《人工智能法案》。在立法过程中,欧盟立法机构不断累积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认识,并努力在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和减轻人工智能风险间取得平衡。欧盟能否通过《人工智能法案》实现其领域的数字主权取决于欧盟能力、法案制度设计和人工智能技术特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工智能法案》有利于欧盟协调内部行动和影响全球监管立法,但成员国在高风险人工智能监管执行权分配中的授权程度较低、法案制度设计未能弥合监管与创新的分歧、法案转化和修订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的潜在不同步将对欧盟的人工智能主权产生不利影响。

新闻特许出版权到版权私权的演进及启示

在英国早期历史上,图书与新闻曾被置于特许出版权制度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反垄断情绪的高涨,特权出版权制度被废除,图书被第一部版权法《安妮法》管理,而新闻行业则形成了自己的行业惯例。之后随着英国《印花税法》的颁布和电报技术的发展,新闻出版商开始意识到新闻的商业价值,并开始为新闻争取版权保护。在此期间,新闻出版商推动了1885年“24小时新闻版权保护”条款的提出,发起了“沃尔特诉斯泰恩科夫案”,并参与了1901年版权法的修订。然而这些为新闻争取版权保护的运动遭遇了失败。英国新闻特许出版权到版权私权的演进史表明,商人在图书版权上获得的成功早已为新闻版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商人合理化版权的话语逐渐成为版权法的现实基础,并反过来限制了新闻版权的构建。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精英与基层执法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警役作为负责收税与治安的基层官员,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要由一批在财产、年龄、男性家长和老住户身份等方面占有优势的乡村精英担任。受制于王室官员与村民代表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警役认同国家权威,积极执行国家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又会考虑邻居的意见,有时为照顾周围村民利益,不惜违抗上级命令。从17世纪后期开始,警役人员的具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大量一般村民出任此职,而众多乡村精英则逐渐退出,这使得警役的官方属性逐渐超越社会属性。从基层执法看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形成,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执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的体系化发展路径与启示

荷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其环境法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两次体系化工作,将环境保护和土地规划的相关法律进行整合、补充、完善,形成新的法律,2024年1月生效的《环境与规划法》是荷兰立法体系化的标志性成果。该法立足荷兰国情,突出以整体规划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方式,确立了新的环境治理理念,建立起新的治理体系,但没有完全改变原有的“基本法—单行法”立法结构,既节约立法成本,又增强了可操作性。该法体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价值的环境立法体系化规律,立足荷兰国情构建环境治理体系,并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性制度安排。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社会技术因素对短视频沉迷影响的实证研究——算法推荐的调节作用

研究基于社会技术的理论视角,通过网络问卷调查,考察了社会技术因素对短视频沉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个性化、响应性、用户的主动控制和准社会互动是影响短视频沉迷的重要因素。同时,用户的算法使用水平对各因素与沉迷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用户对算法的使用一方面会强化易感因素对沉迷的影响,另一方面会削弱抑制因素对沉迷的约束,进而加剧沉迷。研究强调了社会技术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算法情境对短视频沉迷的重要影响,丰富了短视频沉迷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对通过社会技术系统的协同优化提高防沉迷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发。

表见代理之通说的知识考古学分析——以德国法为线索

民商事活动的不断扩张导致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更加强烈,此项倾向投射到私法观念中导致了对意思主义的背离,促使了权利外观理论的兴起与昌盛,最终导致表见代理之案型的解决路径整体上由默示授权转变到权利外观(表见)理论。在表见代理学说发展过程中,公示思想及相关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与概念素材,泽勒虽率先提出表见代理学说并将《德国民法典》第170条至第173条作为实定法基础,但其学说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被忽略之困境,因为先前关于表见代理之案型的众多判例足以提供较为充足的裁判指导。在学者的努力下,泽勒所主张的表见代理学说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并在“二战”后成为通说。在这一过程中,表见代理在适用范围上实现了由商事领域到民事领域的突破,在概念分化中又产生了(指称特定表见代理案型的)假象代理权与容忍代理权。这所有教义学层面的发展,均来源于私法观念上对意思主义的背离。

中世纪英格兰妇女陪审团与父权制司法

以男性为主导的中世纪英格兰司法制度存在对女性的怜悯,这主要体现在女性犯罪者享有“怀孕抗辩”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妇女陪审团。以往学者认为,妇女陪审团会协助女性罪犯逃避死刑的惩罚,它显示女性具有相对于父权制司法的独立性;然而,司法档案显示,女性罪犯提出怀孕抗辩的几率并不高,且她们提出的怀孕抗辩请求有时也会被妇女陪审团驳回。中世纪有限的医学水平使得妇女陪审团的检查鉴定工作粗糙且存在困难,判断的具体标准随着时间变化。整体来看,妇女陪审团的作用存在局限性,始终受控于由男性操纵的司法之下。

俄罗斯法律服务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新趋势

俄罗斯法律中并未对法律服务概念进行统一定义。从历史视角看,俄罗斯专业律师制度由雇佣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而来,最早可追溯至15世纪的两部法典。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俄国律师协会的建立,俄法律服务制度得以形成。苏联时期,虽然法律职业发展的趋势持续存在,但法律服务制度并未得到全面发展。苏联解体后,在合同基础上向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形式快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外资的流入,国际律师事务所纷纷进入俄罗斯。为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完善律师活动和律师组织的相关规定,2002—2023年俄罗斯对其法律服务制度进行了5次改革,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法律服务业主动适应新形势需求,调整优先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