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节制之间——香港法院本土司法审查技术的观察

人权法案时代,香港法院司法审查的基调曾由对立法进行严苛审查趋向于后来的尊重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中的优势。而到了基本法时代,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及立法可被质疑是否与《基本法》一致,传统上被视为不宜司法化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突破理论的藩篱涌入法院。香港法院延续了人权保障领域的能动状态,但在面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案件以及政治性案件时,香港法院又发展出一套基于司法技术理性的司法节制,以期维护特别行政区法治的统一与稳定。可以预见的是,香港法院仍需在后续的审查实践中结合具体案件厘清法院司法审查权力的界限,避免介入高度政治性的争议,以恪守普通法体制下司法机关的角色。

“司法能动”在中国的展开

原教旨意义上的"司法能动"的核心指的是司法裁判过程中的"立法性"司法。中国法学界对于什么是司法能动在理解上是极不一致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阐发,其中不乏添附、歪曲之界说,甚至以讹传讹之谬误。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既存在理论根基不足之缺陷,又面临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能动化相冲突的尖锐矛盾。但转型社会的现实,又要求中国必须同时完成司法职业化和"中国式"的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司法能动的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

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

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介入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制度障碍、知识障碍、工具障碍、观念障碍以及成本障碍。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消极角色,而且尚必须注重与其他社会系统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对话,强调司法权的自我约束。

司法能动的中国特色——兼与美国司法能动的比较

中国司法能动在内涵、主体、能动的范围及程度、表现形式上均有自己的特色。考察中美两国司法能动的差异,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对中国司法改革沿着自己的进路推进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中的国际法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日本最高法院近来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资料,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

一种实现司法能动的进路——以公法案件为例的阐释

传统的思维认为我国司法只能严格依法进行,法官没有司法能动的空间,原因来自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和宪法选择以及法官素质。这种错误思维对我国现阶段危害颇深,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与宪政的实现。为此,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司法思维和取向,对宪法和法律作创造性解释,综合运用多种救济手段,谨慎运用“无法的司法”,沟通与释宪机关的对话,适时创造宪法惯例。

德国法官惩戒制度研究

德国的法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和其他公务员一样受到法院行政部门在业务上的监督。但职务监督只能针对法官的外部行为,而不能干预审判行为本身,且行政上级只能采取警告的惩戒措施。法官有不当行为损害司法公正、从而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应视情况严重程度承担不同形式的法律责任,其中惩戒责任是法官违反审判职务行为需承担的主要后果,故对法官的责任追究一般称之为"法官惩戒"。对法官的惩戒机关包括主管部门(联邦和各州司法部)和法院(联邦和各州的职务法庭)。职务法庭的诉讼程序适用行政法院法的规定。惩戒措施包括警告、罚款、降低薪金、降级、解除公务员关系、降低退休金和剥夺退休金。惩戒措施适用时效制度,且不得对同一行为重复惩戒。惩戒事由包括司法职务内的不当行为和司法职务外的不当行为。针对惩戒措施和裁判,当事法官可以提起复议、撤销之诉、上诉和再审等救济措施。

美国司法能动的历史发展

司法能动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哲学。美国司法能动的代表性时期为马歇尔法院、沃伦法院和伯格法院时期。美国的司法能动并非源于宪法的明确规定,而是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罗伊诉韦德案等众多案件中通过"立法性司法"确立下来的。美国司法能动的成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法治背景。

软硬法共治下行业惩戒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纯粹国家管理模式的式微和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以开放、参与和协商为特征的软法机制应运而生,为行业自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支撑。软法治理强调协商与自治、反对强权与专制,与行业自治的精神在本质上相契合。《民政部等八部委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25号）（以下简称《八部委意见》）要求“行业协会商会要根据行业发展要求,研究制定自律规约,

架构的独立与传统的变革——英国通向最高法院之路

作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英国几百年来不曾建立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通过梳理英国司法的历史传统和近年来其司法体系的改革进程,发现新的英国最高法院从书面提议到挂牌成立的过程,显示了英国已开始了从立法、行政、司法相融合的宪政模式向独立架构模式的转变;一些具有英国特色的历史传统因此变革,值得注意。

法院与新闻自由

最高法院最近在京召开全国法院新闻工作会议，就法院新闻发布和媒体报道等问题作出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了诸多限制性的规定。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法院有监督下级法院工作的权力。最高法院召开此次会议，对法院新闻发布工作作出部署，乃是其工作监督的职务行为，本无可厚非。但仔细检视此次发布的司法限令，却发现令人忧虑之处。

英国2009年《最高法院规则》研究

英国近些年一直进行议会制改革,2005年颁布的《宪法改革法》中规定设立最高法院,代替了上议院长期拥有的最高司法权,并于2009年颁布《最高法院规则》,对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最高法院的运作开始成熟,尽管逐渐脱离上议院的影响,但受到欧洲法院的影响已经体现,也说明了欧盟法律一体化的趋势。

聚焦——最高法院通报六起法院人员违法违纪案

2009年5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六起法院人员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件，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立案庭一位审判员涉嫌受贿的案件。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涉案被查

10月28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但对黄松有被免职的原因，未释明。

最高法院规范“刀下留人”程序

为防止错杀，确保死刑案件停止执行程序依法规范进行，最高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从2008年12月26日开始生效实施。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神化”与“异化”——兼评《批评官员的尺度》

在很多学者看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中所作判决关乎"表达自由权",因此极具历史意义。但事实上,本案只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一个片段,无法脱离这一时期美国黑人为了争取平等权利、结束种族隔离的整体运动而独立存在。其虽然与"表达自由权"相关,但真正的意义却在于为民权运动的蓬勃开展营造一种相对公正的舆论环境。不应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此类个案中的判决加以过度评价,其存在根据与其运行模式决定了其所具有的异化本质与异化倾向,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对此必须具备清醒的认识与判断。

法官地位的经济学分析——以美国为范例的考察

法官地位问题是目前司法改革中遇到的核心问题之一 ,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在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基础上 ,以社会分工为逻辑起点 ,沿“经济人”理性选择的路径 ,探讨初始产权的界定以及法官所面对的内外约束机制对于法官地位形成的重要意义 ,给我们的启示是 :中国司法改革应借鉴美国法官地位确定的经验 ,建立法官排他性产权的制度保障 ,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实行审级中的双轨制和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有限参与。

最高法院设定新闻“禁区”

9月12日，最高法院在北 京举行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明确了法院新闻发布的五个“禁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以上五项内容一律不得发布。

最高法院明确法院新闻发布“禁区”引争议

9月12日，最高法院在北京举行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明确了法院新闻发布的五个“禁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

从“司法能动”到“司法克制”——略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之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司法腐败"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争论后,随着司法机关"独立"倾向的增强,中国开始了以"司法能动"为潜在目标的司法改革,这样一种改革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宏观层面的支持。最近几年,中国司法改革开始由"司法能动"转向"司法克制",最高人民法院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突出显示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种倒退,而应被看作为一个理论深化、实践丰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