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碳交易认证及运行机制的挑战与应对

重启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是蓝碳纳入自愿碳市场的重要契机,但蓝碳交易制度体系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我国蓝碳交易制度仍然存在交易规则功能缺失、定价机制失范、交易方式欠缺和核查监管机制不足等问题。为保证蓝碳交易在法律规制下运行,构建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蓝碳交易机制,应实现蓝碳交易的功能完善、规范定价机制,同时推动交易方式多元发展、健全核查机构监管机制以优化蓝碳交易运行机制,从而搭建蓝碳交易纳入自愿碳市场的规则体系。

数据主权视阈下我国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数据大规模出境已成常态。为防范和应对数据出境中出现的侵害一国公民隐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类风险事件,各国纷纷援引“数据主权”对之施以规制。其中,欧盟“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美国“以组织机构为基准”这两种规制路径最为典型。前者重数据隐私之保护,偏向严格和保守;后者重数据价值之利用,趋于自由和激进。两者虽取向不一,但都在传统属人和属地管辖基础上引入了效果管辖原则,创设了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我国目前也在主权语境下形成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足鼎立的数据规制体系,但其中涉及数据出境的规则条款仍显简单与粗糙,亟须微观上细化完善。同时,宏观上我国对外也应重视数据主权行使的整体考量,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先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积极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合作规则的达成,从而内外兼修,构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数据产业全面发展的数据出境规制体系。

欧盟“数字双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研究

为防止国际大型服务平台对欧洲数字市场造成不良影响,推动数字服务领域的公平竞争,欧盟于2022年公布并实施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欧盟“数字双法”出台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促进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的繁荣与规范。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数字市场法》更侧重于反垄断和促进公平竞争,《数字服务法》更侧重于数字服务和数字内容治理。文章在对欧盟“数字双法”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二者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机理和现实效果,重点探究了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并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努力做到:完善数字领域制度体系;适应欧盟“数字双法”新规;拓展欧盟数字市场;拓展其他海外市场。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规范冲突与现实挑战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将对国际经贸环境包括我国国际经贸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欧盟相关文件和立法提案,实质是“工商业与人权”规范的欧盟版,具有区域法治规范效果外溢化和人权规则工具化的双重意涵。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法规时,欧盟应当信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联合国相关倡议的宗旨和精神,履行WTO关于发达成员不实施贸易壁垒的义务。在实践层面,欧盟新法规将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成本,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和就业环境,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劳工利益。对此,可采取以下对策:加强与欧盟沟通,要求欧盟克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避免将人权法规工具化;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持续扩大法治保障下的高水平开放;加强对企业的合规指导,引导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针对欧盟相关法规及其实施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好务实管用的预案,以预防风险。

美国实体清单制度对我国实体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中兴、华为、联邦快递案的实证研究

美国基于技术霸权,利用实体清单制度等单边制裁手段对我国经济、科技等领域进行干涉,削弱中国的技术竞争力,触及中国安全。我国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积极应对美国制裁,维护国家安全。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大国博弈下,面临执行实体清单禁令和受到中国反制裁立法体系处罚的两难困境。基于此,我国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上,引入严苛的反制裁实体要件体系,并在逻辑上确立反制裁法律制度适用的平衡机制。我国在反制裁法律体系优化中应综合考虑行政救济机制的具体规则、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工作机制的程序性规范等因素,从而助力中国实体通过相关救济制度走出困境。

从RCEP到CPTPP:知识产权规则比较分析与融合对接

知识产权是当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新议题。文章聚焦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规则的新发展,尤其关注RCEP和CPTPP两大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规则比较分析与融合对接,深入分析两大协定的知识产权规则,两者在保护水平、数字贸易保护、执法标准等方面具有相同点,但在利益权衡、争端解决机制、侵权行为界定及具体领域保护力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分析结论,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知识产权规则从RCEP到CPTPP融合对接的基础及面临的挑战,并针对中国未来加入CPTPP的战略需求,提出深化知识产权改革、引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先行先试、强化执法体系等对策建议,旨在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内涵范畴与评判依据

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调整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频发以致国际贸易规则加速重构,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随之不再限于财产权等私权的讨论范畴,而是扩展融合进贸易、投资、话语等议题,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进主导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制定的新模式。所谓“对标‘高标准’”也成为包括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在内的国际规则的热点议题和法治实践焦点。但要“对标‘高标准’”的先决条件是正确认知和确定其评判标准依据、评判主体等基础前提,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认定范式不一定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并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应当系统梳理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发展演进、范式特征与本质属性及危害,并从我国国情和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加强知识产权理论话语体系和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系统提升中国在革新西方主导的高标准认定范式中的国际话语权。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构建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竞争激烈和地区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增进双方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环保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举措。随着中俄能源合作从传统能源交易扩展至全产业链,现行法律框架已不足以支撑日益加深的合作需求,无法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和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亟须构建全面的法律机制,以深化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这需要坚持能源安全、能源主权、互惠互利以及绿色发展的原则,全面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多重维度,完善能源对话机制,加强投资保护,建立价格协商机制,探索生态保护措施。

统筹视角下的《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问题及完善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实施是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论述的重要体现。在统筹视角下,该清单既呈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性,又反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我国跨境服务市场的试验性。在此意义上,现有文本注重开放和安全两个维度,但仍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一方面,该清单在形式上与国际经贸协定负面清单的格式编排不同,服务分类也不同于通用标准;另一方面,该清单“说明”部分的兜底条款存在过多不确定性,且模式四规制范围不清,可能削弱清单实际内容的可预见性,从而引起跨境服务提供者的关切并影响该清单的实际效果。在改进该清单文本和据此完善其他区域及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宜在留有防范风险必要空间的基础上,对现有清单的格式、分类标准及兜底条款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充分实现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协调,并为我国加入CPTPP奠定服务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良好基础。

禁止性补贴扩大论的理论思辨与中国因应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了有限的禁止性补贴范围,对此,美欧在晚近WTO改革以及新一轮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提议予以扩大。美欧扩大禁止性补贴的倡议和实践将传统的贸易救济规则与竞争政策规则进行制度性叠加,同时将禁止性补贴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导向和国有企业等问题捆绑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打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中国应明确,禁止性补贴的修订和完善应在贸易救济的制度框架下予以系统推进,坚持后果评估标准,不带所有制偏见。在此前提下,中国可以结合反补贴争端解决的实践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适当增列禁止性补贴类型,同时恢复对补贴造成严重侵害的法律推定并优化其条款。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重归原旨:我国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策略的优化

在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被逐步异化为战略工具的现实背景下,探讨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更显必要。面对当前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与消费者利益间矛盾丛生的关系,作为公共利益天然代表的国家理应对此作出积极思考和应对,以便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利制度能够重归原旨。所以,我国应当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利制度策略实行多元优化,通过灵活内化国际新创规则、合理建构政府补贴体系、充分利用横向磋商场域来促使该领域的专利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激励创新效用的同时与消费者利益保护实现理想状态下兼容,从而使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和药品可及性问题改善取得根本性突破。

论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安全例外条款的模糊性表述让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在DS512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基本确定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在DS56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大体上延续了DS512案确定的解释路径并明确了“善意原则”检验的标准。在DS544案与DS59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再检验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经过对DS512、DS567、DS544及DS597案的审理,WTO争端解决机构确立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即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判断案件的现实情况是否符合安全例外条款列举的客观情况。成员方具有自行判断“基本安全利益”和措施“必要性”的权利,但WTO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基于“善意原则”审查之。中国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应该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化的政治问题”;“疏导”和“围堵”策略并用,中国一方面可以在对外贸易中适用安全例外条款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另一方面应同其他成员方一道善意履约,谨防安全例外被滥用产生“破窗效应”。

论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法基础

为预防消除垄断行为,维护美国正常经济秩序,反垄断法逐渐在域外适用,美国法院在确定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范围时积极寻找冲突法理论的支持。在“既得权学说”的影响下采取属地原则,否认反垄断法的域外性;根据“本地法”理论确立了效果原则,认可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正当性;从“最密切联系”原则中寻找衡平原则的来源,在域外适用反垄断法时考虑国际礼让。这些冲突法理论使得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美国法院的实践,对于我国判断何种情况下可以域外适用反垄断法以及如何域外适用具有启发意义。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证成与实施路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制度型开放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时代意蕴,制度型开放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和原则制度化,是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以互认和积极的协调为基础的开放。就其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制度型开放的总要求是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完善外资准入等国内规则体系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构建;加强规制透明度的同时,通过互认、遵从良好规制实践等促进国内规制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接《投资便利化协定》完善外资管理;通过标准联通、互认等方式加强标准国际化方面的合作。

数据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发展路径与中国因应——基于RCEP、CPTPP及DEPA的分析

在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区域贸易协定中,倡导性条款是成员国解决未协商一致问题的过渡性手段,其与约束性条款一起组成了完整可推动的协定内容,从本质上反映了缔约成员国对某一暂时没有能力实现的预期目标的追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的更迭出现,表明数据议题的重要性在加速提升,但仍然存在较多的分歧与可实现路径。通过对国际数字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的分析,有利于中国区分不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应对方式,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倡导性条款,衔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加入谈判申请,提升数字规则国际法实践能力,实现经贸规则话语权的扩大。

ICSID框架下的我国国有企业申请人资格问题论析

国有企业在《ICSID公约》下的适格投资者身份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在遭遇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时能否提起ICSID仲裁程序,而中国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占比接近50%的海外投资大国,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利益。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ICSID仲裁中的投资者资格认定困境主要在于我国国内法和我国对外签订的BIT对于“国有企业”概念的界定不明,并且我国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过于依赖优惠政策及政府补贴的惯性对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有较为不利的影响。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投资者资格认定困境的制度路径包括在国内层面以“竞争中性要求”为参照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国际层面上未雨绸缪,在未来的BIT签署中明确国有企业的ICSID仲裁申请资格问题,同时通过国家实践推动完善Broches标准的解释和适用,参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有关规定推进ICSID公约的修订进程,以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双管齐下的方式塑造更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共同体。

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及其管控路径

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市场化手段。当前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碳定价机制,较少从宏观上考察碳定价的发展态势。在宏观层面,全球碳定价总体上呈现多层次、无中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发展特征。从生成机理上看,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是碳定价机制差异化发展的结果,若不加以有效管控,可能会减损全球减排效率、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当前,管控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有四条可能路径:碳定价机制连接、碳市场单边延伸、“气候俱乐部”和多边主义路径。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进一步完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

《国际商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及实施

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基于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章主要从课程思政引领下的教学目标、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并给出了实践路径,总结了初步的实施效果及改进方向,以期对同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及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与应对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崛起,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强化外资审查制度,限制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围剿之势愈演愈烈。由于国家安全的涵义模糊,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此类措施远超国家安全范畴,呈现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和扩张等活动,危害了中国海外投资利益安全,已成为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投资壁垒。考虑到中国与大多数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西方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并在其中设置了投资仲裁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仲裁的方式挑战东道国的安全审查措施,依据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条款主张违约责任,从而制约东道国的保护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