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及其管控路径

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市场化手段。当前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碳定价机制,较少从宏观上考察碳定价的发展态势。在宏观层面,全球碳定价总体上呈现多层次、无中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发展特征。从生成机理上看,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是碳定价机制差异化发展的结果,若不加以有效管控,可能会减损全球减排效率、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当前,管控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有四条可能路径:碳定价机制连接、碳市场单边延伸、“气候俱乐部”和多边主义路径。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进一步完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

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挑战与应对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污染物,已经给南极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与威胁。南极条约体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和其他专门性环境条约为防治南极微塑料污染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目前,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仍面临针对性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规范供给不足、条约在南极海域的适用存在重叠和争议、部分南极微塑料污染活动处于执法真空、南极微塑料污染责任制度存在缺陷等国际法挑战。为了应对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困境,应明确现有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关系,注重发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在南极条约体系中完善并创新污染防治制度,在全球塑料公约框架下探索与构建有效防治机制。

论中国蓝碳立法与国际蓝碳法律机制之协调

国际气候谈判和一系列国际条约的出台为蓝碳法律地位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作为多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和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开展国际合作,引领蓝碳法制建设,是中国必须进行蓝碳立法的外源性因素,而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设定以及保护和发展蓝碳的现实需求为中国蓝碳法制建设提供了内生动力。为此,中国应加快蓝碳立法转化进程,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完善蓝碳法律法规体系,协调国际国内法律规范,将固碳增汇理念融入蓝碳立法内容,建立健全蓝碳市场交易、蓝碳金融促进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确保中国蓝碳立法与国际蓝碳法律机制相协调。

昆蒙框架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现况与应对

《昆蒙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数字序列信息决定》为附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讨论确立基本议题、锚定大致方向并提供初步方案。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还得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平台、组织悉数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特定主题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全球治理取得成就、获得进展。《数字序列信息决定》的施行面临术语选择、《名古屋议定书》关系、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机制方案选取、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设计难点等问题。我国应从关系、困境、立场、体制以及规范等层面积极主动回应面对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议题的波及和冲击。

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实现机理及制度选择

由于对发达国家“生物海盗”行为的不满,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条约的出台,以求将生物遗传资源私权化并分享生物遗传资源技术开发所获得的收益,但收效甚微。通过分析生物遗传资源的自然状态和利用方式,阐明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运用公共产品私权化理论,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和国家立法解析了生物遗传资源私权构建的模式选择和制度安排;基于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动管控和私法保护体系,指出管控不足难以实现国际间利益重新分配的根本目的,“专门权利”模式设计缺乏制度体系支撑,制度方案实施程序复杂、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造成障碍,提出以跨境利用中的惠益分享为制度目标,以及加强生物遗传资源流动管制、完善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施机制等建议。

相互依赖的主权——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

网络空间主权争论已久,主权否定论被驳斥,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国家主权得到普遍认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受到互联网无边界性、多中心性以及互联互通性的冲击,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内日渐式微。相互依赖的主权具有国际交往的多主体化、政府关注问题的无等级化以及解决问题的弱军事化的特征,这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属性具有高度适配性,因此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相互依赖主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各国在行使主权时要恪守谦抑性原则,允许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各国应积极凭借国际组织的平台与他国达成多边协定,对网络空间进行区域协同共治。

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数据法规制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历史性地被纳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推进进程,凸显其在生物多样性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中的独特地位。当前,有关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基本概念和范围尚存在不同理解,其数据治理与独特的惠益分享解决方案仍在讨论中。对此,应通过相关基础术语的清晰界定与属性辨析,对数字、数据、信息及数据法体系进行深入探讨与综合论证,全面阐释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生物与数据双重属性及数据法规制的正当性,进而从数据治理原则、数据权利配置以及数据行为规则等数据法体系中的三个面向对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规制。在今后的缔约方大会讨论审议中,应当以整体系统观为价值指引并考虑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法律规制的层级构造。

应对气候变化单边贸易措施的协调治理路径探析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单边贸易措施涉及贸易和气候的关系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WTO分别在立法和司法层面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二者在规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单边贸易措施时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加之二者的规制实践存在着程序和规则方面的差异,导致无法形成一致且有效的治理效果。因此,通过正式的机构合作和具体的制度协调有助于弥合差异并为有效规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单边贸易措施作出贡献。

规制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的相关国际法理剖析

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问题,违反了《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有关风险预防、防止与减少及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海洋环评、可持续发展等规定,也暴露出国际法中相关规定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存在规则不严密、适用局限性以及约束力度不足等缺陷。为了全面、有效规制日本向海洋处置核污染水,《伦敦倾废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需要进一步做出有针对性的修订与完善,切实加强履约工作,充分发挥国际法作用,以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双碳”背景下绿色航运国际合作法律问题与中国应对路径

“双碳”目标对航运业节能减排提出了全新挑战,绿色航运的国际合作对于碳排放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梳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对航运业碳排放治理的影响,分析航运碳排放国际合作治理的主要法律问题,包括:航运业碳排放治理以各国采取的单边措施为主,缺乏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部分绿色航运国际合作治理的理念过于超前,容易形成“绿色航运壁垒”;传统碳交易机制未能充分考虑航运业碳排放的特殊性,存在适用层面的障碍。在加强国际合作治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参与路径:强化航运碳排放合作治理法律机制,实现各国经济利益诉求的平衡;开展航运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合作,积极制定与谨慎实施绿色航运国际公约;确立航运业碳交易国际合作机制,推动碳排放交易渠道的互通。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和谐共生理念在动物保护立法中的实践——兼论中日动物保护的交流与互鉴

日本于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动物保护立法,二战后,经过一系列法律修改与调整,形成了健全完备的动物保护立法体系。日本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化呈现因时因事而制的法治动因、和谐共生原则的法治宗旨、系统监管机制的法治效力以及多元协同参与的法治效能的特点,对于我国各类动物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质言之,我国尚未制定以尊重动物生命为目的的动物保护法律,现行动物保护法律法规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和谐共生理念不足、多元参与体系不完善等困境。鉴于此,借鉴日本动物保护立法的有益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未来应从健全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动物保护立法目的彰显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理念、完善多元参与体系以及加强国家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着手,希冀为我国完善动物保护法治有所助益。

上合组织区域内中国跨境油气管道安全保障之法律因应

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对跨境油气管道安全保障问题的关注。中国跨境油气管道在加强上合组织内能源联系的同时也面临潜在安全威胁。跨境油气管道的连通性、整体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跨境管道安全保障是一个区域性系统性工程,依赖于每个过境国家的安全保障措施和法律保护程度。从上合组织其他八个成员国国内立法实践看,管道安全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重大差别,所采取的保护方式也存在显著不同。我国应借鉴哈萨克斯坦“一基两专”的综合保障模式,参考俄罗斯的具体制度安排,加强油气管道信息系统安全保障立法和刑法保护,并推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协调相关制度,建构上合组织内跨境油气管道安全保障联动机制,在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同时,助益世界能源新秩序形成。

沿海国管辖范围内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海洋渔业资源问题是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效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的一大关键便是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保护。文章基于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沿海国管辖领域范围内所采用的主要渔业资源保护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讨论了国家的海洋管辖范围,并梳理了渔业资源保护法律的框架,在框架内研究了渔业资源养护制度,渔业补贴制度和禁渔制度。在分析中发现,虽然目前采用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可以为鱼类种群的恢复产生影响,但仍存在制度设计不协调、囊括内容不全和长足影响较弱等问题。为改进沿海国家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从中国情况出发,作出了中国在世界海洋资源保护中的举措设想,以期为中国渔业资源保护制度的改进提供思路,最终实现中国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蓝色经济增长。

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实践及世界意义

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我国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超大规模市场等多重优势,根据各地各部门实际分类施策,鼓励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主动作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依法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权利行使主体,优先将具有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功能的重要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科学构建促进物种迁移和基因交流的生态廊道。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相得益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积极推进“气候外交”,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论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模式的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新模式,改变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模式,遵循国际条约下的“自上而下”碳减排义务配置和国家主权下的“自下而上”碳减排责任承担和目标实现相结合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此模式通过广泛吸纳各缔约国参与,形成自愿碳减排的集体行动,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应当具有积极影响。当然,这一新模式面临诸多实施难题,如制度架构相对松弛,规范缺乏强制约束力,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行动力度差异性冲突等。我国作为碳减排缔约方,应建立完善国内碳减排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积极践行国家自主贡献之承诺,彰显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担当。

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内容、特点与前景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气候政策进行了大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的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以增强美国在绿色经济转型中的竞争力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具体而言,拜登政府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制定气候政策,将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施政重点,侧重从理念塑造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组建小多边气候俱乐部等方式,重拾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受国内政治极化、气候俱乐部模式固有缺陷等因素制约,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实践前景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COP28全球盘点成果解读及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展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完成了《巴黎协定》下首次全球盘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揽子名为“阿联酋共识”的成果。全球盘点成果的达成在机制上维护了《巴黎协定》的有效性,成果文件凸显了全球以1.5℃为温控目标强化减排行动力度的紧迫性,构建了全球适应目标框架,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高度关注气候资金支持缺口问题,并澄清了气候资金的概念关系。中国在元首外交、气候治理理念、谈判磋商方案等方面为全球盘点成果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展望首次全球盘点后的全球气候多边形势,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多渠道化、多领域化、目标细化趋势显现,地缘政治加剧绿色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立场日渐碎片化,各国将在《巴黎协定》下以“自主贡献+”的模式开展气候行动,并不断按照新的要求更新和提高自主贡献。建议中国强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大势,积极完成各项履约任务并强化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支撑和能力建设,提前统筹谋划COP29工作方案。

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和损害的发展检视与思考

由于在发展需求和历史排放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和损害议题的谈判上举步维艰。损失和损害政策经过艰难的谈判与协商,最终得以确立、启动并不断取得进展。本文梳理了损失和损害政策的发展沿革,归纳出不同国家集团对损失和损害问题存在的观点分歧主要集中于处理层级及损失和损害与适应政策之间的关系两个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提供了指引,能够最大程度上促成各方达成共识,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基础上,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损失和损害机制的发展,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论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措施方案

为对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正在讨论的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措施方案进行评判,通过分析归类的方法,将各种方案划分为税费机制类方案、排放交易机制类方案、混合机制类方案等3类。借鉴IMO专家组在前期讨论中提出的多项评价标准,从便利监管、实施效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原则的落实等3个方面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价。得出以税费为基础的混合机制类方案具有一定优势,我国提出的方案相对更加契合各项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