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法域外适用机制及中国因应研究

公法域外适用衍生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演变,有着经济全球化下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背景。其在公法域外适用需求的显现、国家主权观念的转换、公法禁忌原则的突破以及法律形式的嬗变上,具备了一定的存在基础。但是近年来,囿于美国国际法理念的转变,其由原先对严格属地主义的固守转为对国家利益至上的推崇,因而在公法域外适用上愈发地恣意与专断,使公法域外适用存在严重的法律、外交和道德张力。为应对美国公法域外适用,中国须秉承防御与建设共进的思路。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衡美国公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滥用,同时健全中国的反制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梳理总结美国多年来在公法域外适用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中国法域外适用制度。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内地与港澳民商事法律冲突解决路径

由于“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属性,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世界各国既有的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解决路径包括区际冲突法路径及统一实体法路径。内地与港澳三地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传统解决路径为参照适用或完全适用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规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在整体遵循传统解决路径的同时,在前海、横琴、南沙三个合作区展开了有益探索。面对粤港澳大湾区更为紧密、顺畅的规则衔接需求,鉴于示范法的灵活性、渐进性、开放性等特质,示范法路径是粤港澳大湾区解决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切实可行的新路径。

论国家豁免诉讼中外交介入的机制安排

国家豁免诉讼的特殊性在于,当事人民事诉权、法院司法裁判权和法院地国政府外事管理权在诉讼中产生了多元利益冲突。因此,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规定了外交介入规则,但如何将其与民事诉讼结构进行有效衔接还有待研究。外交介入实质上是对外关系政策的法律化表达,为确保其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的正当性,外交介入的政治属性不足以成为其豁免司法审查的充分理由。但法院应保持司法克制,在保障独立审判的基础上,承认证明文件作为公文书证的证明力,考虑尊让外交意见中的法律解释、条约解释和利益声明。通过明确外交介入的程序、内容与效力,将外交介入与民事诉讼进行有效衔接,可以在国家豁免诉讼中保护对外关系利益,并在国内司法实践中提升我国国际法律话语权的同时,为其他领域中的行政介入机制提供示范。

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的构建

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其比有形财产更容易超越国界而成为涉外案件。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法律调整方法产生重要影响,使其与国际私法的交叉相当复杂。从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形势来看,建立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应坚持“三原则”,即平等互利原则、私权救济原则、兼顾地域性与国际性的原则。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制度立法不完善、司法实践不统一的现状,在管辖权方面,需对管辖权标准不明确、拒绝行使管辖权制度不完善、协议选择法院规定不合理等问题予以回应;在法律适用方面,不仅应采用分割方法,对知识产权本体关系、合同关系、侵权关系分别设置冲突规范,而且应对现有立法予以修改完善;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应改变过于严格的实质性互惠标准,并对司法协助中管辖权要求及审查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以适应新时代我国涉外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

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中被请求保护地法之界定

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中被请求保护地法起源于《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对《伯尔尼公约》第5条,学者之间形成了“被请求保护地法说”、“来源国法说”和“非冲突规范说”三种不同观点。在《伯尔尼公约》的影响下,各国在相关的国内知识产权冲突法中开始逐步采用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但《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与生俱来的争议决定了被请求保护地作为连结点在含义上的模糊性。为此,一些学术机构分别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规则的建议稿,这些规则及解释对于理解被请求保护地具有重大参考价值。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8条、第50条规定以被请求保护地法作为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被请求保护地法的适用存在分歧,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我国应该借鉴被请求保护地法在有关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依据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对其含义分别作不同界定。

欧盟禁诉令适用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禁诉令天然有背离国际礼让之风险,与欧盟布鲁塞尔规则体系存在冲突,且不符合相互信任原则,然在此情况下欧盟成员国法院仍在部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签发了反禁诉令。欧盟适用禁诉令之整体思路有可取之处:通过合适的内国法安排及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性规则、吸收反垄断思路细化FRAND抗辩规则等强化国内司法管辖权规则的外部影响力。面对域外法院禁诉令对我国司法管辖权和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冲击,我国可沿袭行为保全制度这一制度路径,从事前预防、法院签发、规制垄断效果以及应对域外法院签发反禁诉令四个角度,汲取欧盟局部有益经验,在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探索并优化禁诉令的应用路径。

论跨境代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一国对跨境代孕的法律态度体现的是本国或者本民族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和价值追求,因此跨境代孕问题的处理实际是公共秩序在法律多元化环境下的正确适用。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因在跨境代孕中存在适用范围模糊、适用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被“滥用”的情况,严重损害了代孕儿童权益。为回应国际社会对公共秩序保留限制性适用的强烈要求,各国应将保护儿童权益作为处理代孕儿童相关事务的出发点,通过明确公共秩序的效力适用范围、统一其适用标准及深化对其谨慎适用的司法实践,以达至儿童权益与公共秩序间的利益平衡。

国际私法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辩证法

从国际私法的理念出发,不难梳理出一组从普遍主义出发,到特殊主义的反复,再向普遍主义复归的过程。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也一直印证着这一辩证的发展过程。经过探寻法的理念推理和历史时代两方面角度,国际私法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自然显现,在其中,现代普遍主义学说仍然呼唤着普遍主义的实质复归。

涉外不正当竞争冲突规范的区分式立法及我国的因应

为解决调整不正当竞争纠纷时存在的规制路径、规制范围、承担责任上的法律冲突,许多国家从适用一般侵权冲突规范转向为涉外不正当竞争纠纷单独制定以“市场地规则”为主的区分式冲突规范。虽然“市场地规则”具有内在合理性,但其在适用范围上排除“只影响特定竞争者利益”的情形,不符合不正当竞争实体法的内在逻辑,因此,在制定区分式冲突规范时应采用“能否确定市场地”的标准,即在能确定市场所在地时,适用“市场地规则”;反之,则适用以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地点、更密切联系地、侵权行为地等为连结点的侵权冲突规范。我国也应当制定不正当竞争区分式冲突规范,但需要修正区分标准,并且在不能确定市场地时,适用以受害人营业机构所在地或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地点作为连结点的侵权冲突规范。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批判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并因其政治属性而受到诸多国家推崇。理论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存在效力的不确定性、适用范围的模糊性以及制度霸权的特征。实践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双重的评判标准。南海仲裁裁决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替代国条款,这两个实例都揭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制度霸权与压制异己属性。推崇规则之治实为意图不遵守国际法,削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中国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国内法治建设过程中将国际法纳入考量,在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积极践行国际法之治。

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路径与机制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我国大量珍贵文物经由战争劫掠、文化科学考察、盗窃走私等途径流失海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积极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形成了包括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公约、外交谈判、回购捐赠等多样化的流失文物回归途径。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要求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战略和规划,完善回归机制。我国应重视外交政治手段在促进流失文物回归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与创新,拓展双边合作机制,完善流失文物数据库,明确文物追索机构,促进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

礼让的司法适用——读《国际私法中的礼让原则》有感

礼让的制度价值在于填补国际私法的法律空白,礼让的司法适用能够调和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紧张关系,防止对私人权益的过度干预,这符合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

论地理标志构成要素的认定

我国将建立的统一地理标志制度,应以保障特色产品的品质,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特色产品经济发展为目的。正确认定地理标志的构成要素对于该制度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结合国际公约并借鉴国外经验,分析地理标志构成要素认定中的客观性与多样性问题。产品品质特征具有稳定性与演化性,对其的认定应具有客观性并体现多样性。声誉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的特征,应从其与产品客观品质的关系角度来认定。对于地理“标志”应采用《TRIPS协定》的开放式规定。产地的自然或人文因素、产地范围、产品品质特征是三个互动制约的客观因素。在地理标志构成要素的认定中,应保障相关利益方的充分参与,以保证认定的客观性并更好地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制,为管辖权冲突提出有效的协调路径。

香港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及其对《仲裁法》修订的启示

香港《2017年仲裁及调解(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的颁布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化扫除了障碍,《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则详细规定了出资第三方所需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香港地区依循的是轻度规管的路线。从内容上来看,相关规定较为全面,更好地保护了受资助方的利益,保障了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香港地区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这些都对中国内地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鉴于已出现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实践,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分阶段规管的思路,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日后通过司法解释和仲裁规则对其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

美国法中的“长臂管辖权”:从民事诉讼到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

“长臂管辖权”指的是美国法院对域外非美国居民(公民)的管辖权,它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但是,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长臂管辖权是美国不当域外适用法律的关键性法律技术基础。一方面,美国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实施行政处罚,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提起没收财产的对物诉讼以达到准刑事处罚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中,美国法院依据民事诉讼程序确定案外非当事人的作证义务、配合扣押财产义务。美国的民事诉讼由于具有可单边性(适用缺席审判且送达方式灵活)、证明标准更低的特点,在法律上能够比刑事诉讼更加有效、简便地将美国的国家权力运用到本国领土以外。

从RCEP到CPTPP:知识产权规则比较分析与融合对接

知识产权是当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新议题。文章聚焦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规则的新发展,尤其关注RCEP和CPTPP两大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规则比较分析与融合对接,深入分析两大协定的知识产权规则,两者在保护水平、数字贸易保护、执法标准等方面具有相同点,但在利益权衡、争端解决机制、侵权行为界定及具体领域保护力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分析结论,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知识产权规则从RCEP到CPTPP融合对接的基础及面临的挑战,并针对中国未来加入CPTPP的战略需求,提出深化知识产权改革、引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先行先试、强化执法体系等对策建议,旨在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仲裁法》如何更加国际化——基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主要条款的考察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通过大幅修订,力求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以《示范法》和《纽约公约》为国际化对标标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庭权力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临时仲裁、法院协助取证等方面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但应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的实施标准和配套规则,以期为仲裁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此外,此次修订在仲裁机构法律地位、仲裁员任职资格与责任等方面还未达到国际化标准,可以进一步提升意思自治程度,深化仲裁机构改革、引入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制度。

论中国涉外法治体系的构建

涉外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作为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与纽带,其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更关系到国际法治的稳定与发展。涉外法治体系涵摄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健全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和开放的涉外法治融通体系,体现涉外法治工作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基本特征。构建涉外法治体系更需有效的保障机制,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构建以国际法为支撑的自主知识和话语体系,是构建并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