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中的“长臂管辖权”:从民事诉讼到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

“长臂管辖权”指的是美国法院对域外非美国居民(公民)的管辖权,它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但是,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长臂管辖权是美国不当域外适用法律的关键性法律技术基础。一方面,美国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实施行政处罚,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提起没收财产的对物诉讼以达到准刑事处罚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中,美国法院依据民事诉讼程序确定案外非当事人的作证义务、配合扣押财产义务。美国的民事诉讼由于具有可单边性(适用缺席审判且送达方式灵活)、证明标准更低的特点,在法律上能够比刑事诉讼更加有效、简便地将美国的国家权力运用到本国领土以外。

禁诉令成文立法模式探讨——以国际民事诉讼管辖冲突为背景

禁诉令与行为保全的互动纠葛引发国际私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双向关注,两项制度虽同有“禁止一定行为”的内涵,却不能据此得出行为保全容纳禁诉令的结论,国内司法将禁令制度划入行为保全的做法并不可取。面对禁诉令的引入与建构,应充分研究禁诉令的成文立法模式,尤其是该制度在民事程序法中的体系定位。以行为保全为禁诉令之法律依据实为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深层差异:从功能特性入手,我国的行为保全与德国法中定暂时状态之假处分相似,是维持诉讼状态的预防性程序措施;孕育自英美法系司法实践的禁诉令,天然呈现出衡平特征,除限制个案当事人以保障内国诉讼程序之外,已成为公认的调节国际平行诉讼的支柱性工具,具有独立创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海牙直接管辖权项目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正努力通过直接管辖权项目协调各国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矛盾。考虑到现阶段针对直接管辖权的所有内容制定约束性文书存在困难,各方仅就制定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达成了初步共识。至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具体框架与内容,仍待进一步讨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必将深度参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制定过程。为确保我国参与国际谈判时享有充分的法律基础,有必要尽快完善与涉外平行诉讼有关的现有规范,限制立法放任平行诉讼的立场,优化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规则,建立有限度的禁诉令及配套制度。

违反管辖协议的权利界分、性质认定与合目的性检验

为推进我国违反管辖协议救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厘清违反管辖协议适用损害赔偿救济的法律基础,以实体与程序的区分方法为视角,对违反管辖协议的性质进行了研究。首先,界分违反管辖协议的权利,应当包含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和管辖协议本身两个方面。其次,通过判断争议是否会在实质上影响案件结果来认定其性质,应当根据起主导作用的性质,将违反管辖协议认定为特殊的程序问题。最后,这种性质认定与符合法院地的公共利益、实现当事人的正当期待、追求当事人的正义对待等目的相契合。

“一带一路”背景下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互惠原则适用的变革及建议--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首次承认和执行我国民商事判决为视角

外国判决[1]的承认与执行中互惠原则的适用是国家利益权衡的结果,并伴随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政策的变化而调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适用互惠原则的审判指导精神发生了重大转变,但目前审判实务仍囿于条约互惠和事实互惠,亟需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寻找互惠原则适用的平衡点,合理确定互惠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标准。借鉴以色列最高法院首次承认和执行我国民商事判决中的案例和经验,可以完善我国域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的措施。

文物追索判决申请外国承认与执行的路径检视

2022年12月发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增加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具体情形,此修法建议与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间接管辖权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未来我国法院作出的民间文物跨国追索判决将有机会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促进流失文物的实质回归。对此,我国法院应当坚持依法行使对民间文物跨国追索案件的管辖权,避免外国法院在先差异判决。

“直接适用的法”的界定与评析

“直接适用的法”是从司法判例实践中引申出来的一种观念范畴。“直接适用的法”是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新的法律选择方法。“直接适用的法”的走向表现为它与主权国家同在,且具有公法化和无限扩大的趋势。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分布与平等适用,又要合理限制其数量和范围,并逐步以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取而代之。

论我国互惠原则的司法改进

互惠原则的适用过于强调对等和报复,这使得互惠关系难以启动,从而事实上使得互惠原则成了外国判决之承认与执行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在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坚持互惠原则还是有着一定实际价值的,互惠原则在美国立法中的回归就是很好的例证。我国互惠原则适用中所出现的互惠关系无法启动、互惠形式多样性导致有效性不足、先验性地强调国家利益而形成"囚徒困境"等现实窘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国法院基于防范心态而坚持的严格立场。所以,应当放弃互惠原则的报复主义心态,并对我国互惠原则加以司法层面的改进。

简析美国国际平行诉讼中的禁诉命令

禁诉命令是美国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一种手段,是当事人用来逃避外国法院诉讼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禁诉命令有利于保护美国法院的管辖权和重要公共政策,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却有悖于国际礼让原则,损害外国国家主权。美国法院发布禁诉命令时适用宽松的标准或限制的标准,两种标准各有优缺点。

外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原则、条件及程序研讨

移管外国被判刑人应遵循有利于被判刑人、相互尊重主权和管辖权两项原则。移管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执行国必须是被判刑人的国籍国或居住国、依执行国的法律被判刑人的行为业已构成犯罪、被判刑人仍有一定的刑期需要执行、移管所依据的必须是判刑国的生效判决,并且不存在尚未完结的申诉程序、必须获得被判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移管应按下列程序进行:征得被判刑的外国囚犯的同意、提出移管被判刑人的请求、审查请求国的移管请求并作出决定、就有关移管具体事宜进行磋商安排、继续执行判决。

论国际民事诉讼的管辖权

一、引言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呈日新月异之态势，国界疆域由此越来越失却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民商事主体进行交易活动天然屏障的作用和意义，与此同时，跨国间的民商事纷争也日益剧增。纷争的及时、妥当解决不仅至关其主体本身的权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至关...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

协议管辖制度目前已发展成为国际民事诉讼中一项基本管辖权制度,并在晚近呈现出以下新的发展趋势:管辖协议形式要件的放宽;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拓展;协议法院与案件联系因素的淡化。为保证协议管辖制度的合理运用,各国均对该制度作出了必要的限制。为顺应国际潮流,我国相对落后的协议管辖制度亟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区块链的“司法化”:发展、挑战与应对

在“指数爆炸”的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且赋权给传统法律监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基于区块链技术衍生的内部私人仲裁系统呈现“司法化”特征,引发“链上仲裁”与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的对立。为应对这一挑战,各国需从内部和外部合法性两方面做出努力:内部合法性方面,从区块链内部赋予政府超级节点特权,并对仲裁系统的自动化决策设定必要限制;外部合法性方面,根据案件类型构建链上链外分工合作机制,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建立全球共识机制。中国需加强区块链“司法化”相关标准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推动数字时代立法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审查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管辖权的确定常常关系到实体法的适用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法院对管辖权的审查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对管辖权审查的过程、范围以及中国的立法和实践进行了探讨。

长臂管辖效果辨正及对我国的启示

长臂管辖并非是一种独立类型的对人管辖权,而是美国法院根据各州长臂法案的授权,依据联系原则,在非居民被告与法院地的联系满足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所要求的最低联系时,对非居民被告行使特别管辖权或者一般管辖权所形成的管辖权范围扩张的效果。尽管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认定最低联系的方法,但并没有对最低联系本身确立统一的标准。同时,美国法院为了保护本州原告利益,不断扩张解释本州长臂法案的范围。这就共同导致了美国法院长臂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可预见性。为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最新判例中提出了认定一般管辖权所需最低联系的新标准,极大的限制了长臂管辖的范围,并且通过对联系原则与属地原则之间关系提出新的观点,也限制了特别管辖权的范围。我国目前存在着与美国当年同样的扩张对非居民被告管辖手臂的经济背景,立法上存在承认联系原则的趋势,司法上具有限制管辖范围过大的方法。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行性以联系原则作为确定对非居民被告管辖权的依据,并可以通过借鉴美国的司法经验,从被告、法院以及所涉争议之间的关系来认定被告行为与法院地的最低联系。

B2B争议管辖权冲突与解决原则——兼谈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

在冲突法上,关于其争议管辖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而作为使用网络或电子交易形式的B2B交易,由于其不同于传统交易市场的特征,因而冲击了冲突法的一般管辖权的传统理论,包括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认可或接受的管辖权的基本适用原则。本文从B2B基本交易结构的特殊属性展开分析,认为在冲突法上所赋予的管辖权内容并不是管辖权限制而是管辖权选择,所以,即使是属地管辖原则或属人管辖原则这样明确的内容,在具体适用时也会因案件涉及他国问题而发生法律冲突,而在B2B形式的交易争议中,一般管辖冲突之外还会出现新的冲突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解决原则。

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财产没收制度

犯罪所得没收制度是实现腐败财产追回的强制措施之一,也是实现国际间腐败财产追回合作的重要途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英、美、法等国家相关法律对此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定,而国内相关立法尚有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在借鉴英、美等国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为有效打击和控制腐败犯罪的跨国发展,实现国际间司法合作之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财产没收制度立法:对现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造;建立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独立的民事没收制度。

论欧盟航空排放交易规则下的管辖权冲突——从欧盟法院航空碳税案说起

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触发了各国就全航程排放的管辖冲突,成为国际碳减排规则的新问题。从欧盟法院航空碳税案裁决看,原因是各国就确立各航段空域排放管辖的标准认识不同,是国家减排行为边界国际法依据模糊和个别国家对气候谈判诱导试图的共同产物。据此,应明确领空内排放由主权国属地管辖,公海上空排放则根据气候变化公约确认是否突破航空器属人管辖而采普遍管辖或保护性管辖;对欧盟单边性意图,应集合贸易与减排国际法制度效力加以应对。

知识产权侵权专属管辖之驳论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基本上处于专属管辖的现实状态,这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脱节与背离,也是跨境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如涉外定牌加工问题)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的症结。侵犯外国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被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进而形成一定的趋势,这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司法合作,从而促进国家之间互信互利。专属管辖存在五方面理由:与不动产物权的类比,礼让原则和国家行为原则,有效性与侵权的分离性问题,规范管辖权和裁判管辖权的混淆,外国法查明的困难。这些理由均难以成立。基于此,我国司法实践应适当地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突破专属管辖。

解读“规范出发型”诉讼理念——以具体个案为基点

“规范出发型”和“事实出发型”是分别作为代表罗马法系和日尔曼法系诉讼理念的关键词;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成文法传统的国度,裁判案件应在“规范出发型”理念下指导下进行。一般来说,实体法保护的权利仅限于自身框架之内,避免以虚构权利的方式达到保护利益的目的,特别是在该利益可以通过实体法上本来就具有的权利予以保护之时。在适用上,外部的基准应是民事实体法,而不应是宪法;内部的基准应是以规则为主体,只在个别情况下适用原则予以矫正或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