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境外追逃的法律机制发展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法律机制逐步完善。但从境外追逃执法和司法实践看,境外追逃中常规适用的引渡措施仍面临瓶颈问题,缺席审判程序的追逃功能有限,境外追逃量刑承诺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问题有待明确。为促进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一体构建,应拓宽引渡措施的适用渠道,以制度创新破解缺席审判适用难点,促进境外追逃中量刑承诺法治化发展,明确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情形,进而促进境外追逃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东盟范围内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增长较快,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对我国的法治体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涉案赃物的追缴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之一。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赃物追缴主要以刑事追缴为主,采取个案单独追缴的方式,缺乏系统化的追缴合作协定和规范的追缴程序,追缴协助积极性不高、效率低、效果差。为进一步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高涉案赃物的追缴效果,我国应完善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协助的规则体系,探索多元化的赃物追缴途径,建立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信息系统,构建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协助补偿”制度。

智慧时代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智慧时代反腐败追赃面临支付便捷化、货币虚拟化新命题。资产分享制度在反腐败追赃中的地位日益为各国所认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对其加以规定。我国在立法上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是实践中依然存在缺乏关于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专门立法、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与相关立法协调不够等不足。我国应立足智慧时代积极推动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构建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专项规范、协同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与相关方式、推动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规范适用。

世界毒品治理模式研究

世界毒品治理模式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两类——司法惩治导向模式和公共卫生导向模式。司法惩治导向模式强调从毒品供应层面采取措施,严格管控毒品及打击毒品犯罪;公共卫生导向模式强调从毒品需求层面采取措施,关注人权和公共健康。从传统司法惩治导向模式到目前两种模式并行发展,这一过程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文章立足中国问题,坚持综合治理理念,走中国特色毒品治理之路;合理确定禁毒主责部门,高效推进毒品治理工作;加强多方实质化参与毒品治理,实现毒品治理效果最大化;转变“重刑治毒”思维,均衡毒品治理战略资源;探索毒品分级管制制度,提高毒品管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基于循证方法的毒品政策效果评估,科学制定和调整毒品政策。

加密货币恐怖融资监管对策研究

自“9·11”事件后,全球恐怖事件频发,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共识,而阻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源成为重中之重。在传统监管力度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恐怖组织开始寻求新的融资渠道,例如通过加密货币筹集和转移资金。目前,尽管利用加密货币进行融资尚未成为恐怖组织的主要手段,但仍存在极大的潜在风险。联合国(UN)、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多个国际组织对此纷纷加强金融管控,然而,各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态度不统一,导致现有监管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的恐怖融资现状,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生效后对我国罪名体系的影响与应对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兼顾各方利益、凝聚全球共识,为打击与预防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权威的规范框架,也反映了我国维护网络主权的底线立场。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分析,为推动未来《公约》的有效实施,有必要比照我国现有的刑法罪名体系,对《公约》总则的部分条文与第二章规定的具体罪行进行逐一检视,并结合我国“违法-犯罪”二分的立法体例,从教义学阐释与规范更新的双重视角,探索落实《公约》要求的具体路径。

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基本原则的传承与发展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传承并发展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基本原则。《公约》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网络主权原则的新要求,在人权保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数据保护新规则,在双重犯罪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例外条款。中国应继续推动将网络主权写入《公约》,并将网络主权理念贯彻于《公约》的执行过程;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对等原则,体现大国担当,制定双重犯罪原则的具体实施方案;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刑事诉讼法律规则,并推动完善刑事数据出境国际规则,防止形成数据保护壁垒。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制定历程、核心内容与我国动态调适

联合国长期以来针对网络犯罪治理开展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探索。《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经过多年国际协商与谈判最终获得通过,标志着全球网络犯罪治理迈入新的历史阶段。该公约关注了主要类型网络犯罪的定罪标准,明确了程序性措施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框架,旨在通过统一的法律标准与跨国合作机制,提高各国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与效率。中国作为全球网络空间的重要参与者,积极参与了公约的制定与推动。未来,在公约实施阶段,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法律体系,确保与国际规则的合理衔接,从而在全球网络犯罪治理中发挥更积极和关键的作用。

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国际舆论异象谈双向“刻板印象”及其纠偏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其最终案文的篇章结构和主要条款与《布达佩斯公约》保持了较大相似性。然而,与后者通过以来获得各方广泛赞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关于《公约》的国际舆论特别是英文评论,以批评性意见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评论者对《公约》及其首倡阵营的“刻板印象”。由此这种不实指责持续扩散,可能导致各国在批准《公约》时面临更大的国内阻力,损害本次多边立法尝试的成效。与此同时,对《布约》阵营的“反向刻板印象”,同样值得重新审视与反思。

论打击偷运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以联合国《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为视角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简称《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作为国际社会处理偷运移民问题的刑事司法合作文书,统一了对“偷运移民”的定罪标准,为缔约国和国际组织采取预防和执法行动、打击海上偷运移民以及保护被偷运移民的权利提供了指引。同时,《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的审查机制以合作、包容、非对抗的方式评估缔约国的履约情况,以期更有效地帮助和促进缔约国实施该议定书。中国尚不是《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的缔约国,了解其对刑事定罪的要求、合作框架安排以及审查机制的运作,有助于加强我国对该议定书的认识,并为未来批约奠定基础。

跨境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困境、成因与破解

跨境网络犯罪是互联网结构要素跨越国境或边境的犯罪形式,使得犯罪的主体、行为、对象和结果等涉罪要素的载体处于不同的空间场,为确定刑事管辖权带来了复杂的现实境况,引起多国或多地区的管辖权冲突以及管辖权冲突规则难以协调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对保护管辖原则的理解僵化、刑事管辖权立法规范适用性不强、司法协作机制不完善所致。为此,中国应当重新解读并践行“双方可罚原则”,在鼓励“进取型管辖”的同时注重保障人权,积极推行适用“行为-结果联系原则”来确定刑事管辖权,以防止出现立法保守下的司法被动局面或者为宣示司法主权的立法过度扩张态势。鉴于此,我国应当尽快与刑事管辖权冲突比较突出的国家和地区缔结以惩治跨境网络犯罪为核心的国际条约、多边协定和司法协助规定,并在国内法中同步转化,以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对网络安全治理目标的实现服务。

涉外刑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领域人才培养为视角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海外华人合法权益保护面临多重挑战,跨国有组织犯罪渗透线上线下多个领域,国际法治任重道远,涉外刑事法治人才培养迫在眉睫。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对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存在着培养体系不健全、学科交融欠深度、涉外法律实践锻炼机会有限、人才培养与实务需求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机遇期亟待转型升级,培养出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人才。立足这一现实背景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供教育和实务界参考。

日本治理贩运人口犯罪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措施

贩运人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自2004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制定并实施打击人口贩运的相关措施,公布的受害者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然而,对情色业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力关注贩运人口受害者权益,也无法彻底杜绝加害者收割受害者利益的现象。据政府官方报告及学界研究资料显示,日本下一步要做的是有效开展相关犯罪治理工作,继而在起诉、保护、预防三方面改正存在的不足,全力扭转贩运人口案件形迹隐藏、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受害者权益丧失的局面。

全球安全倡议视角下中国开展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当前,在以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存在虚假报道影响中国警方国际形象、单边主义影响执法安全合作成效、新兴挑战影响全球安全治理规则等困难挑战。建议统筹推进倡议体系的衔接配套、主动塑造积极健康的国际舆论、打造执法安全合作的样板工程、强化执法安全合作的科技赋能、推动涉外法治工作的不断完善、加强执法安全合作的理论创新,助力全球安全倡议成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与现实路径。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分析

跨国网络犯罪组织逐渐策划和实施更加复杂的犯罪活动,给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要惩治跨国网络犯罪,单一国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的平台,使得各国能够共享情报、收集证据,协同执法行动,以实现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目标。

论美国跨境刑事数据调取中的国际礼让:以《云法案》为例的分析

美国《云法案》确立的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非适格外国刑事数据的取证途径,本质上是绕开外国主权者而开展的单边跨境取证活动。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跨境取证法律冲突,《云法案》将国际礼让内嵌其中,并根据产生法律冲突的主体不同而构建了法定礼让分析与普通法礼让分析双重解决路径。然而借镜司法判例,《云法案》的国际礼让体系极可能承袭既往不平衡的礼让特点,在礼让分析的结果上压倒性支持美国单边跨境刑事调取。这是国际礼让理论在美国流变的结果。针对《云法案》国际礼让的特点,我国可兼采完善数据本地化立法的“对抗”措施与推动跨境刑事数据调取双(多)边合作机制升级的“调和”措施,以构建开放而有序的跨境刑事数据调取路径。

境外追逃中劝返措施适用反思与优化路径研究

追逃实践中劝返优先适用、独立适用、组合适用的趋势使以往有关劝返的定义急需更新,笔者认为劝返是一种在各级纪委监委组织协调下,借助法律、外交、政策等力量,由司法机关及其授权人员通过与在逃人员直接间接对话方式,说服迫使其自愿回国投案接受刑事司法调查和处罚的一种跨国追逃措施。针对劝返现阶段地位程序不明、力度相对疲软、承诺效力待定的问题,提出以法治统领劝返工作,通过修订《监察法》制订《劝返法》明确其地位程序。正确认识“劝”和“返”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从人、财两方面牢牢掌控追逃工作主动权。分类处理追逃对象诉求作出劝返承诺,定罪量刑承诺应参考我国驻外警务联络官制度,由最高检、最高法设置相应机构建立备案审查机制。

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绿色条款的完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关涉环境保护的条款就是绿色条款。这些绿色条款在第8条关于战争罪的规定当中尤为明显。战争罪中的绿色条款不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还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涵盖了对人文环境的保护。除了第8条,在第6条和第7条中也存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这些绿色条款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忽视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能力以及对环境保护力度低等。这些问题应当在以后的缔约国大会上予以关注和修正。

网络空间战略论坛 聚焦与解析《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是网络领域首个由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公约,具有强化国际合作、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的重要意义,对网络空间国际法的发展具有指标性意义。具体看,《公约》传承并发展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基本原则,为打击与预防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提供了规范框架,但是,《公约》案文仍存在明显的缺憾。中国是《公约》谈判的首倡者和坚定支持者,将继续扎实做好《公约》后续工作,推动《公约》尽早生效,持续强化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不断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仇恨言论如何构成灭绝种族罪——国际刑法对煽动灭绝种族言论的规制

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分支,国际刑法在规制仇恨言论方面提供了诸多规则,形成了较多刑事司法实践。国际刑法对仇恨言论的规制起源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后经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套独特且较为细致的仇恨言论规制机制,主要通过将仇恨言论认定为直接公然煽动灭绝种族以打击最严重的仇恨言论罪行。国际刑法要求行为人具有灭绝种族的特定意图,仇恨言论需满足“直接性”和“公然性”两个要件,而行为人未实际造成灭绝种族的严重后果也可能会受到惩罚。研究国际刑法相关规则和实践的演变对形成规制仇恨言论的国际共识和标准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消除互联网时代仇恨言论的危害,各国有必要在国际刑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仇恨言论的规制以达成更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