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打击人口贩运法(国家管理委员会2022年第41号法令)

2022年6月16日(缅历1384年3月18日)国家管理委员会根据《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颁布本法。第一章名称、适用范围与释义第一条本法称为《打击人口贩运法》。第二条下列任何一项犯罪,凡涉及人口贩运犯罪的,均适用本法。(一)任何人在本国领域内实施的犯罪。(二)任何人在依照本国现行法律登记注册的船舶或航空器内实施的犯罪。(三)缅甸公民、在本国永久居留而持有外国公民身份证的人员或取得本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犯罪。

美国死刑的特殊形式

在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之际,美国仍然保留着死刑。传统的思考方式倾向于在美国的“保留”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废除”之间提出一个简化的、二元论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往往会忽略诸多影响因素,从而产生一个极具误导性的答案。美国的死刑以及刑事政策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也存在着共性。不能单纯地将两者之间的差异诉诸美国例外主义,要想更好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异,需要关注美国目前实施死刑的独特制度与文化形式。本文通过揭示美国死刑的特殊形式,并通过对私刑与当代死刑关系的探讨,解释了当代美国保留死刑的原因。

罪与刑的线性不相关: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理论迷思

一般认为,罪为因,刑为果。理想的罪刑关系应该是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然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监禁作为罪刑关系的样本却显示,罪刑之间并不存在如此直接和即时的线性相关。以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三个迷思为抓手,本文发现犯罪率的消长只是监禁率变化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根据,甚至不是主因。监禁率的变化对于犯罪率的消长而言也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效果,犯罪的潮汐涨落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注定了罪刑关系的复杂性,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既不符合现实,又会给现实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必须用一种复杂数据模型的思考方式去代替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只有观念发生变革,才能带来犯罪控制模式的革新。

从“姆纳顿标准”到“卡勒案”:美国精神障碍认定标准的发展、争议与启示

不同于其他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美国精神障碍的认定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规则标准。从姆纳顿标准、不可抗拒的冲动、达勒姆规则到《模范刑法典》,联邦和各州对精神障碍辩护的态度和认定标准不一,导致相关案件司法混乱,公民宪法权利严重受损。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试图通过卡勒案来遏制这一现象,但因精神障碍认定本身的技术缺陷和经验法则,面临质疑。可以看出,精神障碍认定的核心问题在于何种条件下允许精神障碍辩护以及如何通过相对确定、客观的标准评定被告人案发时的认知和道德能力。我国在精神障碍认定标准的探索中,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权,严格审查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专业适格性,以ICD-11诊断标准为据完善认定规则,确保认定结果的可靠性和透明性。

伏尔泰与18世纪法国刑法改革——以西尔文案为中心

18世纪60年代,伏尔泰为一些受到司法迫害的民众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辩护。西尔文案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通过对这些具体案例的深入调查,伏尔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刑法改革措施,如要求刑法统一,主张刑法与宗教分离;主张罪刑法定,反对封建擅断;主张罪刑相适应;提倡刑法人道主义,要求摒弃酷刑、废除绞刑;主张将自杀、杀婴及同性恋行为非罪化及要求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等。伏尔泰为实现其刑法理想所作出的努力深切影响了18世纪法国刑事立法改革的进程。

美国未成年人罪错案件先议权配置的经验与启示

先议权的存在使得先议部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根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危害性与其矫正可能性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最符合个案情况的程序与措施。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近年来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突破,但是先议权的配置不合理致使实践中各机关处理的未成年人罪错案件数量相差悬殊,难以匹配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而美国作为最早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国家,其先议权配置结构历经多年发展,最终使各先议部门于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对其审查的案件都实现了半数左右的分流转处,形成了漏斗式的结构,以此达到社会防卫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平衡。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美国先议权配置结构的经验,并基于我国国情及未成年人司法现状,取精用宏,为我国构建合理的先议权配置结构贡献些许建议。

美国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及其启示——由《反经济间谍法》的修正引入

《反经济间谍法》是美国专门为商业秘密提供刑事保护的法律。该法的最新修正扩大了盗窃商业秘密罪的适用范围,提升了经济间谍罪的法定刑。在构成要件的设计上,盗窃商业秘密罪与经济间谍罪都适用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两者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后者具有使外国政府或者组织获益的犯罪目的。美国严厉惩治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其在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上给我们如下启示:刑事立法应具有保护商业秘密的国际视野和坚持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政策方向。

美国近年死刑的适用与改革

2000年是美国死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自该年度以后,美国每年死刑判决、死刑执行、等待执行死刑人数以及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一直都在下降。围绕死刑适用的公正性与人道性,美国各司法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未成年人和弱智者的死刑适用,暂停了一些州的死刑执行,通过不断完善死刑程序,重视新技术在死刑证据中的运用,降低死刑案件的错判率,加强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当然,这些改革均引起了一定争议。

人工智能辅助刑事裁判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美国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案的启示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智能化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取向之一,智能辅助刑事裁判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卢米斯案中智能辅助量刑引发的争议启示我们应当注意人工智能辅助刑事裁判的不确定性、可解释性风险。应当坚守法官的主体性和智能裁判系统的工具性,防止出现对于智能工具的过度依赖和锚定效应。确立司法智能化改革和智能辅助裁判系统应用的制度框架,制定智能辅助裁判工具设计与使用的伦理准则,加强人工智能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着力实现司法公开和司法正义。

中法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对比与借鉴

因为中法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基于共同的功利主义动因,又采取相同的例外到原则的立法路径,使得两国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常常被认为具有高度相似性。然而,通过对中法两国关于法人主体资格、罪名范围、归责理论、刑罚配置的制度设计、理论解读和实践适用的比较研究,足以发现两国法人犯罪刑事规制的具体条文、基本原理和发展趋势都存在天壤之别。这些细节差异之处集中体现了中法两国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理论发展的不同重心和共同动向,对反思中国刑法单位犯罪的资格认定和立法技术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行刑社会化视角下的俄罗斯自由刑变革

行刑社会化是世界性的行刑体制发展趋势,俄罗斯刑法典在刑罚体系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这个趋势,同时俄罗斯刑事执行法也始终贯穿行刑社会化的精神,共同推动了俄罗斯自由刑的变革。但是俄罗斯正处于社会变革过程中,刑罚的丰富和社会的发展难以匹配,造成很多刑罚种类在现阶段难以实现,阻碍了行刑社会化的发展。鉴于中俄两国刑法特殊的历史渊源,从行刑社会化的视角审视俄罗斯自由刑的变革,去芜存菁,将对我国刑法中刑罚的完善和执行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现状述评

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理论界尽管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不一、聚讼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而另一方面,德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界对于法益概念的批判立法功能一直心存怀疑。法益论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发展告诉我们,法益理论的历史精神体现在它对自由主义的坚守,是不屈从于国家权威和国家家长主义的独立判断和坚持。合比例原则与自治原则是对法益理论的有益补充。

新加坡环境保护刑事法律述评

新加坡属普通法系国家,但在环境保护方面成文法作用和地位远大过普通法,除《破坏法》外尚有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单项立法,如公共环境卫生法、环境污染控制法、野生动物和鸟类法、濒危物种进出口法等等,在这些立法里除详尽地列举违法行为外还针对各种违法行为规定了较为严苛的刑事处罚,正是这些立法及其贯彻执行才有今日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国家之称。

死刑存废的民意冲突及其制度实现方式——以美国法视角为例

只要未能从立法上根本废除死刑制度,死刑政策终究会成为一个价值选择问题;而如何应对相对主义带来的挑战,则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立法者与裁判者很容易被集体无意识所裹挟着,难以抉择。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清楚地表明,无论是裁判活动还是立法活动不能只是民意的重复与汇总。这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他山之玉的价值。

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在不断调适科技发展与法律冲突的过程中曲折前进,逐步形成一套包含网络服务提供者报告、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举报热线和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工作组在内的犯罪治理体系。虽然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在制度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完善我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体系,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处理—事后救济”的综合逻辑,事前健全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相关规则,事中完善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报告和举报等处理机制,事后提升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救济与社会治理成效。

美国犯罪少年的刑罚替代措施

刑罚的严厉性并不能在青少年犯罪的矫治中起到较好的效果。随着责任社会化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为刑罚替代措施的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美国对此进行了百余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了较为科学的少年矫治体系,主要包括保护观察、家庭监禁、电子监控、训练营地等措施。

美国联邦反儿童性侵害犯罪立法沿革及评介

随着美国儿童受到性侵害的案件的发生和广泛报道,美国联邦开始制定相应法律来保护儿童不受性侵害,主要有《雅各·威特灵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梅根法》、《帕姆·林彻尔关于性罪犯追踪迹身份识别法令》等,其内容主要包括性犯罪者的登记、公开等制度。其内容不断的完善,但也存在无法得到实际落实等问题。

韩国预防性侵儿童犯罪的立法发展与经验启示

性侵儿童犯罪的泛滥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此,韩国通过健全相关法律的途径加强性犯罪防治和被害人救助,形成了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儿童性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特别在“N号房”事件之后,韩国立法机关迅速反应,通过了多部法律的修正案,进一步加大对性侵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韩国有关预防和惩治性侵儿童犯罪方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经验。未来,我国应当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范使用与国际一致的“性剥削”这一述语表达,完善性侵儿童犯罪有关法律规范,将持有儿童性剥削制品的行为纳入犯罪治理,并健全性犯罪者再犯预防和被害儿童救助制度。

日本轻微犯罪处理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如何公正而效率地处理轻微犯罪是重要课题。日本解决此问题时,首先,将警察权限限定于侦查权。然后,赋予检察官起诉裁量的权限,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正义性和民主化。对于决定起诉的轻微犯罪,采用简易司法程序。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游离于罪与非罪之间,即使作为犯罪立法,也属于执法不能被期待的象征性立法,而通过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解决此类问题,值得关注。

美国的刑法解释及其启示

随着美国刑法制定法越来越完备,给人的印象是刑法制定法似乎已经压倒了判例法,实际上,判例法仍然是美国的重要法律渊源,并且制定法所包含的规范只有在法院解释与实施之后,才能最终被接纳,因此根据判例解释制定法构成美国刑法解释的鲜明特征;此外美国刑法解释还表现为对刑法解释进行宪法限制以及对刑法进行严格解释的重要特征。美国刑法解释所实践的增强判决的确定性与变动性相结合、深化判决的说理性、确保刑法解释不偏离刑事法治轨道的品格对于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