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过程民主化自我革命:党的政治领导法规之共同体价值论

党的政治领导法规作为执政党在政治建设目标、方向上的革新性规范表达,旨在设定巩固政治领导所涉功能目标层面的自我革命事项,并往往外化至执政党领导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来予以确证。可依循全过程人民民主功能目标定位下的过程民主化自我革命策略指引,从民主认同维度的共同体价值认同规范和民主创新维度的共同体价值创新规范这两个方面,来阐明党的政治领导法规的事项范围。共同体价值认同规范作为一种预设权威创制规范设定,具体指向实现价值层面宣示与教化的政治领导法规,以达到相应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有机融合。共同体价值创新规范则作为一种预设权威变迁规范设定,具体指向实现价值层面形式与方法创新的政治领导法规,以切实推动执政党价值革新。基于此,应通过明晰这两个方面的规范事项表达要旨,来检视、固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导向下人民民主与执政党领导的辩证统一。

健康权政府保障职责的扩张、挑战与应对

健康权作为一种积极权利,其实现依赖政府充分履行保障职责。随着健康权内涵的拓展以及有效政府理论的提出,健康权的政府保障职责在传染病防治、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三大领域均呈现出扩张之势。当前中国政府在履行健康权保障职责时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职责扩张与权力控制的紧张冲突,二是健康治理的形势复杂而严峻。为此,政府在履行健康权保障职责时应兼顾法治价值与健康价值,在对健康权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保障同时,避免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害。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未来需要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责,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与公平性,将健康保障的重点拓展至慢性病防控领域,建立多元而高效的健康风险治理机制,并且完善相应的监督与救济制度。

论“两个结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具有指引作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罪刑观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慎刑和儒家的怜悯思想等法律文化在刑事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经历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时期、“严打”时期,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罪刑观思想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两个结合”为价值取向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内涵和时代价值,只有进一步健全我国宽严相济一体化的基本刑事政策,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意见》全面系统深入地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充分总结和反映新时代中央关于加强法治队伍建设、法治人才培养、高等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实践经验和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首次完整、集中阐述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领导体制、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相关要求和组织实施保障,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和新表述,指明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目标、方向和主要任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院校之一,西南政法大学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加快完善法学教育体系,不断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奋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而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论支撑。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比例原则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比例原则不仅是行政法的"皇冠原则",而且是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当注意管理手段与管理目的之间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不能欲治反乱,不能为了某一管理目标而付出极端高昂之成本,不能给人民加诸过重之负担。今天的比例原则已经为全球宪政主义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话语",惟有在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中尊重和落实该原则,公民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护,社会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国家才能和谐稳定。

论错法如何纠正

现代法治是遵循主流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受其评判和约束的一种善治状态,它不能满足于"有法可依",而更应关注法的功能和绩效。"错法"是指立法者脱离实际制订的,在实践中轻则形同虚设、重则祸国殃民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适当地对待、处理错法,是我国法治建设取得根本性进展的一个关键而重要的突破口。现有的法定纠错进路受制于整体法治水平不高而很难奏效,民众则通过规避和变通来表达对错法的异议。限于主客观原因,立法者主动纠错的几率很小,因而纠正错法的根本途径是确保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集中民意,并依靠主流民意对立法者、执法暨司法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令错法形同虚设并得以纠正。而合乎社会整体及长远利益的主流民意的形成,最终有赖于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内部的充分沟通、商谈和博弈以形成包括现代法治理念在内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藏族习惯法司法适用的方式和程序研究——以四川省甘孜州地区的藏族习惯法为例

藏族习惯法是从藏族原始社会的习惯、禁忌、图腾崇拜及特定的宗教信仰发展衍生而来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是指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确认或制定,并通过部落组织赋予其强制力或法律效力,由藏区各部落强制保证实施并靠盟誓约定的方式调解部落内外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规范。在四川省甘孜州地区,藏族习惯法在司法审判中仍然发挥其作用。我们应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学术视域中的国家科研资助——以人文社会科学资助为主的考察

国家科研资助是授益性的行政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资助相比,它具有更加鲜明的竞争性、专业性、引导性、责任性等诸多特点。国家实施科研资助具有实现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学术活动利益的双重目标,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语境下,积极保障公民学术活动利益有利于学术繁荣。我国现行科研资助体系在形式和内容上正日益完备,但从激励学术创新创造活力、调动学术研究积极性及实现学术受益权能上分析,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系资助管理在法定性、平等性、专业性、公正性、自主性等方面仍存在亟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之处。

民间上书：特征、类型与功能——对2000年以来重大民间上书事件的分析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独特方式,深具传统色彩的民间上书现象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引人注目.这种现象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长,反映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推进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民间上书在主体上是有专业人士和民间组织两类;其内容上,所关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断扩大;上书对象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间上书具有政治参与功能、利益表达功能、民主监督功能.

新中国法治话语之变迁:1949-2019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话语的演进历程,旨在揭示不同时期法治变迁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内涵。70年来,从新政权初建时的艰难探索到启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法治建设嵌入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之中。法治话语作为对法治进程的表达和提炼,其历经启蒙与中断、逻辑转换与价值确证、拓展与重塑的变迁过程,不断揭示和呈现中国法治发展的阶段特征、思想内涵和动力机制。对新中国法治话语变迁图景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思辨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未来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在中国——问题与对策

我国的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审查主体多样、方式灵活之特点,但欠缺刚性,难以贯彻执行。面对困境,人们从制度内外作出了各种改进努力。或许,我们可以转变思路,以外部的力量与因素来推动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发挥实效。例如,加强公民的启动性作用。一方面,这种启动须有实际效果,这就需要健全回复机制;另一方面,这种启动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如可以考虑由法院来受理这种"启动",即发展为一种诉讼上的权利。

团队生产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考辩

团队生产理论是法律经济学在公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应用。与契约联结理论不同,团队生产理论强调雇员对公司专属性资产的投资。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股东至上主义,把雇员放在与股东更为平等的地位上来讨论。这一理论在提出后受到股东至上论和董事至上论的双重批评。从整个公司法理论的视角来看,团队生产理论与董事至上论都属于过程理论,而过程理论被看作是与许可理论、契约主义相并列的理论流派。在这三大理论中,契约主义与公司社会责任内涵之间的冲突性较为明显。许可理论可以为强制性的公司社会责任提供支撑,同时团队生产理论也可以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撑。然而,团队生产理论过多关注团队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因此,要为公司社会责任寻找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把许可理论与团队生产理论结合起来,并填充公司自身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社群地带——行业和社区,以形成更为完整且多元互动的公司社群主义。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兼论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道德的法律化有其必要性,但应有"度"的限制,立法机关只能将国民应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道德义务要上升为法律义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种侵害必须对社会赖以维持正常状态的根基构成了威胁;二是这种义务必须是能够期待国民履行的义务,即这种义务应当具有社会相当性。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危险,有必要将国民在可能的时候必须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社会成员的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入罪。

迈向回应型法:转型社会与中国观点

如何建立能包容更多社会需求和因素的法律范式,是法律体系乃至转型社会不断追问的话题。作为能动司法的学术回应,回应型法是开放、参与、更具张力、更能反映社会变革所需的法律范式,是法之"应然"与"实然"结合的产物,并促使新型的普遍服从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契合了中国法律范式的发展要求。只是,中国仍处于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过渡的阶段。尽管存在人为导入回应型法因素和直接从压制型法过渡到回应型法的契机,但这却不利于整体法律建构。因此,中国欲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切实的法治秩序建构。

法律冲突与理性选择——“死给”现象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死给"是凉山彝族地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死给"的发生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冲突,恰恰相反,"死给"使矛盾冲突升级从而使被动一方变为主动。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死给"作为一种自杀行为,与"被死给者"没有关系,但当地的习惯法却将这种自杀行为归因于"被死给者",而且"被死给者"也确实因此而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命价、道歉等。从"死给"案的发生以及解决路径上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冲突的解决正是当地居民在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妥协让步进而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

法治与治理之间--基层社会警察“解纷息争”机制分析

社会转型背景下警察逐渐成为基层纠纷调解的主要力量,正式纠纷调解体系取代非正式纠纷调解体系。纠纷调解活动同时嵌入到基层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中。作为基层法治建设一部分,纠纷调解规范化实现了调解体系的科层化与规则化。但是由于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以及基层社会国家能力匮乏,调解实践陷入非规范化的运作形态。在纠纷格式、社会空间、组织体制三个层面出现悖论与冲突,调解实践内嵌入议价机制与暴力再生产机制,形成充满策略行为和暴力契机的脆弱秩序。化解纠纷调解困境,需要在规范警察权与提高警察纠纷解决能力、制度建设与价值内化、法治目标与治理目标之间兼顾平衡,弥合规范化纠纷调解体系与现代性纠纷解决能力之间的裂痕,在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的同时实现社会治理。

供给侧改革下法学本科核心课程的结构调整

在供给侧改革语境下,通过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以提升其质量至为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改革和法治建设需要大量优质的、专门化的法律人才作为支撑,而法律人才供给状况又受制于高校法学本科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其中,建构科学合理的、基础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本科核心课程体系是关键之举。在"领域法学"范式指引下,适时调整法学本科核心课程的结构和内容,采取"形式上做加法、实质上做减法"的方案以实现"法治发展的乘法",有助于塑造法律职业共同体,使法科教育更好地回应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提升全面依法治国的绩效。

“弱者”的类型分析

当前学界对"弱者"概念的界定存有主体认识不足和理论分析不透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标准的浅薄。考察灾民和难民、特殊群体、"少数群体"、"LGBT"群体、贫困群体、"社区特殊人群"以及存在"弱势心态"的群体等七类主体,发现这些所谓"弱者",由于在个人属性、占有资源、所处环境、具体处境四个方面具有差异,而存在能力、权利或尊严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些我们惯常称谓的"弱者"并不能在严格意义上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蕴含一种"强弱"的转换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