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付式消费政府平台法律监管的治理路径

为应对预付式消费给传统监管体系提出的挑战,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信息化、互联化的优势,探索建立统一的互联网监管平台。这些平台存在着备案参与度低、平台风险警示制度缺乏互联互通等困境,究其根源是由于政府管控型监管理念与风险预防逻辑不适应;监管权力配置模式过于僵化;制度规范滞后于监管需求;监管工具的创新性不足。为治理上述困境,亟需从政府管控监管理念转换为多元协同监管理念;构建“部门协同、社会共担”的监管权力配置格局;健全“风险预防、程序保障”为导向的监管规范体系;创新监管工具以提高风险预防的精准性等四个方面的改革路径,为治理政府主导型预付式消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困境提供思路。

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及其限度

《行政处罚法》第49条为我国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提供了法律依据,以提升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社会公众亦有义务容忍和服从这一特殊安排,以配合行政机关尽快将社会秩序恢复至常规状态。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调适的场域涵盖内部和外部两个环节,手段则包括省略步骤、变通形式、调整顺序、压缩时限、优化方式等多种。基于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仍须遵循一定限度。行政机关应以比例原则为衡量尺度,能够通过常规行政处罚程序实现目的,就尽量不要行使行政处罚程序调适这一“特权”;确需行使的,也应根据紧急形势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调适种类和幅度。行政机关应以正当程序为调适底线,不得简化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听取陈述与申辩、告知权利等制度,确保行政处罚程序的核心要素和价值不受减损。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扩张的法理阐释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加重赔偿的特殊民事责任,本是填补性赔偿原则的例外和补充,但《民法典》及一系列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日渐扩张适用的趋势。这种扩张适用的法理依据是以公法之长克私法之短,以严惩恶意侵权;其现实基础表现为风险社会倾向的进一步加深、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恶意侵权屡禁不止以及环境治理乏力等;其经济动因则体现在降低并内化预防成本、弥补被低估的损失、引导受害人积极追偿、防止侵权人逃脱责任和鼓励事先交易等。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扩张,可以打击主观恶性极强的严重侵权行为并更好地救济受害人,醇化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行政处罚权下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下放制度促进了基层执法体制改革的深化,推动了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回应了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该制度的设立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和弹性空间,存在着主体不明导致权限配置模糊,权力下放不当引发制度异化,承接能力不足导致权力虚置以及政府权责不清激化风险矛盾的现实困境。为规范、有效实施行政处罚权下放制度,应明确赋权决定主体、明晰权力下放条件、完善权力下放清单、增强基层承接能力、厘清政府职权边界以及建立权力回收机制。

行政活动的规范分类

行政法治原则要求对行政的各项活动方式进行全面的规范性分类,以达到对于各种行政活动的周全的法律控制。我国目前在学理上尚缺乏对于行政活动规范分类的系统讨论,有代表性的行政法教材,对于行政活动规范分类的叙述,都显得混乱且错误丛生,而现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对于行政活动的分类,更是充斥着根本性的错误。综观法国行政法和德国行政法对于行政活动的规范的分类,相对完整的行政活动的规范分类应包括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处理、行政协议、行政规则、行政指令、事实行为等概念。

《行政处罚法》第29条在水行政执法中的应用

随着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行,各地区更进一步整合涉水行政职能,加之水行政执法在进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各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将由一支队伍负责执法,在面对复杂的水事违法行为时该如何从复杂繁多的行政法中选择恰当的法条进行“过罚相当”的处罚,值得深入研究。2021年7月15日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了“一事不再罚”,以及罚款“从一重处断”的原则。通过具体案例和假定情景,根据“一事不再罚”和“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如何选择法条处罚进行分析。

我国财产损害行政赔偿标准的司法适用及其展开

《行政赔偿解释》通过对行政赔偿标准相关规范中计算基准、计算节点、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等梳理,就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重申、发展或调和。以行政赔偿标准为切入口,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在救济原则上已实现从适当弥补到完全弥补转变,在填补规则上由特有制度向民事侵权赔偿靠近,且在体系构成上逐渐与行政补偿制度趋同。

行政处罚减免制度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处罚是苦涩的,那么由《行政处罚法》第30-33条所构建的行政处罚减免制度则折射出人性的温暖和关怀。这种温暖和关怀蕴含在支撑处罚减免制度的法律父爱主义、后果判断理论、责任能力理论和主观过错归责理论等法理之中。比如,关于特殊个体行政违法的减免之规定,闪烁着法律父爱主义的关怀;关于“无后果不处罚”和“首违不罚”之规定,反映着后果主义判断理论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运用;以责任能力为“量罚”要件之规定,贯彻了法律责任能力理论;“主观过错”条款,则在行政处罚中嵌入了主观过错归责理论。

行政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之困境及化解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复议共同被告制度,是为了促使复议发挥监督职责。在行政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下,单纯追求复议纠错率已与实际情况脱轨,且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也带来公信力减弱、与司法同质化、过度纠偏等不良反应。行政复议应加强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舵。为此,要设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修改举证规则、扩大复议改变的范围、通过绩效考核和败诉追责加强监督,为复议共同被告制度的取消做备选机制。

试论习近平“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断

面对中国发展的百年新征程、实践新起点,习近平创造性地阐发了“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断。从理论基础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华优秀文化构成了“五个必由之路”的生成性基础;从历史底蕴来看,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由乱到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由定到治”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由治到强”的过程构成了“五个必由之路”的继承性前提;从实践指向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在中西比较中显示出世界性意义构成了“五个必由之路”的时代性启发。“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断凝结着习近平对治国理政的理论总结和实践回顾,是彰显开创性和充满前瞻性的崭新论断,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研究

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跨行政法与民法两大领域,关系到保护财产所有权人财产安全与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冲突选择,如何协调其中利益,需要严密原理和体系制度。从法理基础、赔偿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来看,不动产登记行为应认定为行政行为,根据"不动产登记管理局"成立性质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意图,登记错误中登记机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以保护真实权利人合法权益,且应逐步健全赔偿资金保障制度,保护因登记错误遭受损失的不动产利害关系人。

房屋征收决定之可诉性的制度解读——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4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4条所创设之救济机制被寄予厚望,且其由司法裁决"公共利益"之制度趋向、以及对前置性控权机制的创设,颇值肯定。但是,事实上,14条仅为新条例整体之必然举措,其与《拆迁条例》之拆迁许可证的可诉性并无实质性差异,如此,晚近拆迁许可证之诉讼命运终会影射于"征收决定"之中;同时,14条本身亦有诸如"原告适格"等方面之细节不足。因此,14条的实际功能依旧有限,而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仍旧依赖于政府本身的法治意识。

论我国房屋征收制度之发展与完善——兼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配合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国务院于2011年1月21日正式公布施行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不仅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简单修改,更是我国立法工作者和学者们对国家征收制度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同时也体现了立法理念和设计模式的嬗变:由"拆迁"到"征收",法规名称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商业利益性的城市房屋拆迁划分的理念转变,同时在模式设计上,新条例更是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程序控制、补偿机制以及救济制度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

关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食品安全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其中也存在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过去几年来,《食品安全法》几经修改并且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在征集修改意见中,从立法层面来说,食品安全立法日趋严厉并且更加完善。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来看,治理领域在以下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整合问题、食品安全标准治理及立法完善问题、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治理绩效评估问题、街头食品及网络订餐涉及的食品安全治理问题、不安全食品致害侵权的私法救济问题、公民食品安全普及教育问题以及食品安全信息的权威发布,等等。

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探讨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倡,在工商、城管、公安、狱政等领域开始了大量通过柔性的非强制执法实现管理目标的尝试,非强制行政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政法现象。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表现,亦有滥用的可能,有对其进行制度化的必要。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柔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决定了立法规制和司法审查在功能上的局限,必须依赖行政机关制定的自我约束规则。

论行政权的谦抑性及行政法的相应对待

与刑罚权同样是公权力,行政权也应当具备谦抑性。人的自律性使行政权的他律性受到抑制,社会自发自生秩序与行政权的创造秩序产生互补,私权的私益性与行政权的公益性各得其所,公民权利程度的强化与政府行政权强制的弱化,都使行政权的谦抑性具备自然属性。行政权如何谦抑性及行政法的相应安排,包括转变观念、转变角色、确立比例原则、推进行政法与民法合理分工、确立适应行政权谦抑性的行为方式等等。

从行政性、合同性双重视角审视行政合同的延展与规范

行政合同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解决,如行政合同诉讼方式的明确、行政优益权的规范和保障、对行政合同的监督等等。解决这些难题,规范行政合同的应用,应统筹考虑行政合同的合同性和行政性,将其视为一类特殊的合同,允许行政主体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行政行为,允许行政合同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优益权则需要在立法渐进中逐步规范其保障范围和实施程序,既要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又不能随意损害行政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合同签约的目的,还需要健全完善第三方监督评价体系,进一步明确监察委、审计等专门监督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对行政合同的监督权限和职责。

PPP模式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PPP模式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方式,PPP模式应当以公共利益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分析我国PPP模式的规范性文件,总结我国PPP模式公益条款及行政监管中的公益保护机制,发现我国PPP模式公益保护并不理想。为此,应当从立法、监管等角度完善PPP模式中公共利益保护制度。同时,应当建立专门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包括在PPP领域适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完善公众监督机制,建立监察衔接机制。

论ICCPR语境下行政拘留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行政行为中的不相关考虑

行政行为中的不相关考虑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为时考虑了不影响行政行为性质、过程、情节的要素。行政行为中的不相关考虑对行政法治实践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也可能对国家或者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因此,应当建立不相关考虑行为的无效制度和问责制度,即不相关考虑的行政行为应当被宣布为无效、不相关考虑的行政裁量应当被确认无效,不相关考虑的获利方应当被追缴利益,不相关考虑的行政主体应当被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