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首违不罚”的困境与制度重构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仅对“首违不罚”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税收征管法》对于该制度处于规范空白状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以及各地的税务裁量基准对此规定不一,导致“首违不罚”制度内涵、“首次违法”的适用范围、适用周期、“不予处罚”等概念均存在界定不清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存在不一致的状况。应当依效力层级建立相关法规体系,完善“清单”制度,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构建税收领域的“首违不罚”制度。

论增值税法上的估价规定

增值税立法从交易定性转而重视交易定量,是增值税立法的现代化发展。增值税法上的视同销售、反避税规定、法律的拟制性规定等需要进行估价,参考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立法技术,在我国增值税法上引进资产评估技术是一种极佳的立法选择。

人口负增长时代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扩围的理论逻辑与制度优化

育儿成本不断攀升成为掣肘生育意愿提升的关键因素。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制度是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从而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制度上,现行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制度的主体、项目、标准及申报在促进生育方面的实效不尽人意。理论上,释放生育潜能与个人所得税法的量能课税原则、激励功能及税收法定原则高度契合。因此,我国应调整扣除主体并增加课税单位选择,明确扣除项目并扩充扣除范围,差异化扣除标准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育儿成本涉税信息共享与申报争议解决机制,以期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育儿成本扣除制度,降低育儿家庭的税收负担,提升家庭生育的积极性,逐渐破解人口负增长难题。

税法备案条款的规制定位与体系优化

税法备案条款致力于约束和规范授权要素立法,广泛见诸于各税种法文本。整理这些条款可发现,不但其涵括的备案文件形式多元且备案法定依据不清、文件制定主体相同而报备主体各不相同、备案之后结果不明且审查监督效果悬疑等立法镜像随之呈现,而且以单一课税要素备案为主导、以税收定量要素备案为指向和以弱化“税务主导”为皈依等隐性规律油然而生。更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其双向义务、强知情权和弱监督权的本源属性。要想最大限度释放税法备案的制度功效,当须直面税法备案条款内生问题,恪守其隐性规律和本源属性,创设税法备案公因式条款,优化税法备案的核心制度,补强税法备案的辅助设施。如此则既有必要统一税法备案文件的法定形式,厘清税法备案文件的报备主体,强化税法备案审查的法律责任,又有必要明示税法备案文件“有备必审”,建构税法备案文件清理制度,引入税法备案文件质量跟踪评估制度。

各国取消进口税收起征点对中国跨境电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我国利用各国进口税收起征点政策提供的免税优惠和简易通关便利,迅速成为全球跨境电商的核心生产国和供应国。然而,各国正陆续取消进口税收起征点,严重冲击中国跨境电商。本文基于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分析各国进口税收起征点政策变化影响中国跨境电商的机制和具体表现后发现:各国取消进口税收起征点作用于中国跨境电商经营主体的成本利润,沿产业链向上传导到制造商,将导致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降低,出口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下降,电商供应链的中国布局弱化,最终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中国跨境电商应采取向产业链上游整合,聚焦正外部性商品,帮扶弱势群体等方式,应对各国进口税收起征点变化。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私募基金增值税:国际比较与立法选择

私募基金增值税处理是金融服务增值税立法中的一块高地,涉及增值税与资本利得税、所得税的正确区分。美国、欧盟、新加坡的基金税收立法就此有不同的立法对待。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已经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如何将私募基金增值税处理纳入通盘考量,建议通过国际比较从而作出我国的立法选择。

税务大数据执法与比例原则

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比例原则,在税收大数据执法过程中,无论是税务稽查、税务检查,还是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处罚;无论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是行政法律行为,都需要遵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目的特定与目的正当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均需要逐步在税务大数据执法中予以落实。具体而言,不得对没有偷漏税嫌疑的公民进行大数据监测和稽查,要避免设立中央数据库;大数据稽查所处理的个人信息应该是与偷漏税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并且处理的个人信息应限于实现执法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之内。既要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又要切实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税收法律制度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解析

法律对于意识形态具有塑造作用。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不仅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把纳税归结为屈服于政治权力的行为,就实际上否定了纳税是国民的义务,从而不利于培养国民的纳税意识。税收法定主义不能仅仅被理解成为由狭义的法律来规定税收,否则最终的结果便是将税收人治披覆以税收法制的光鲜外衣而已。直接税的征收触及每一个公民的敏感神经,在培养民主参政意识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财税应该有利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应该扩大缴税的人群范围,逐渐从“少数人纳税”的税种向“大众税”转变。申报纳税的运作要求纳税者有对税的足够意识和自发性协助,让纳税者通过申报认识自己的税负担,分析其负担内容,进而能够提高自己对税收用途的关心。

应税事实认定融贯论

将融贯性理论引入税收稽征领域提炼而得的应税事实认定融贯论,属于事实建构论的范畴。应税事实作为税法规范中的抽象纳税义务,成为纳税主体应当履行的具体纳税义务的依据,不仅仅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还经由税款征纳主体主观意志的建构,其发生过程需要由纳税主体记述及生成后可经其复述,继而可能被税务部门认可、修正甚至调整。在抽象事实模型的指引下,应税事实认定取决于纳税人可否准确复述事实,及其构造的事实能否取信于税务部门。为了促使已发生的事实完整再现,纳税主体负有记述及复述基本事实的义务,税务部门查证复述而得的事实应遵照真实性基准。若纳税人构造基础事实时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进而不当减轻其税收负担,税务部门可依据合理性原则进行调整。

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遗产税制度的构建

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论证我国共同富裕与遗产税制度的契合性,认为现阶段共同富裕的特点使得遗产税的制度价值得以凸显,因为遗产税制度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但当前我国遗产税制度构建存在困境,如遗产税功能的“双面性”、隐性财产显性化难、税制要素界定难、遗产税归属难等,同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税制制度选择与分析、对我国遗产税制度设计、对遗产税法配套制度进行完善等,推进我国遗产税制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构建。

税法总则优于税法典:税法编纂的限度省思

税法总则所代表的税法编纂是否应在我国启动,一旦启动应选择何种法典化道路,需要阐明理论基础,提供实践方案,以为立法机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建议。税法编纂具有推动税收法定导向更高水平、高效简化税收法制、实现税法体系正义等治理价值,也面临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国税法编纂环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等实践隐忧。税法编纂在域外代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广泛盛行,只要我国宏观上始终保持合适的编纂尺度,微观上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税法编纂就应予以开启。税法编纂是税收法治的核心建设路径之一,相比规范主义进路和工具主义进路,功能主义进路更适合作为我国税收法治的评价与建设基准。在功能主义税法进路指引下,只制定税法总则、放弃制定税法典的半法典化模式是我国税法编纂的最优方案。

人力资本为主型服务业增值税制的问题及其解决

人力资本为主型服务业的增值税税负存在着较营改增之前减负不明显甚至税负加重的问题,例如律师服务业、文化教育业、科研与软件开发业等均存在这种情况。虽然营改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人力资本为主型服务业增值税制所存在的这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为主型服务业增值税的抵扣效应不明显或无法发挥以及没有妥当地考虑人力资本的进项因素的抵扣。而合理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路径可以有三:一是对人力资本为主型服务业降低税率或增加加计抵减;二是允许将工资薪金作为进项税税基并由用人单位计抵进项税;三是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增值税并将整体税制改革成以所得税为主体以调节税为辅助的税制体系。

互联网零工经济的税法治理:挑战、逻辑与应对

互联网零工经济的发展在重构就业形态的同时也重构了劳动者与组织的关系,按照传统“二分法”来认定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已不合时宜,并带来了税收机遇与挑战。当前我国互联网零工经济的税法治理仍面临税法要素难以认定的适应性困境、专门性税收优惠考虑不周的公平性困境、税收征管技术难以匹配的效益性困境以及税收收益分享不均的均衡性困境,这些问题亟需放置于数字要素的税法治理、劳动关系变革的纳税义务调整和信息不对称的税法管理机制创新等理论框架中予以解决。为此,有必要在遵循税法原则基础上,通过实体税法对零工经济进行制度回应和规则创新,区分零工从业者收入水平的高低给予优惠待遇,完善零工经济主体的税务登记、涉税信息报送和真实性保障规则,并根据税收贡献和受益原则加强对税基的重新划分,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全面回应零工经济的税法治理难题。

生育激励背景下家庭课税的德国模式:体系展开与理论镜鉴

伴随我国人口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的积极变化,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德国作为世界主要税法滥觞之一,其税法与婚姻家庭的互动模式值得研究与借鉴。德国家庭课税模式体系主要聚焦个人所得税,由联合评估、分割方法、税收减免三大部分组成。联合评估是指夫妻或民事伴侣作为共同体进行评估;配偶间既可以选择单独评估,也可以进行联合评估;在引入分割程序之前,德国联合评估因存在多种弊端而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定违宪。此后德国《所得税法》引入分割程序,解决了德国家庭课税模式对婚姻家庭的经济歧视,更好地贯彻了男女平等与税收平等的宪法原则。此外,德国家庭税制不论纳税人财产状况如何,只根据婚姻家庭情形平等享有大量税收减免项目,形成独特特色。我国宜借鉴德国家庭课税模式,坚持婚姻中性和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原则,禁止婚姻家庭税制发挥均贫富作用,引入联合评估和分割程序,并结合我国国力设计减免税项目。

消费税与“双碳”目标耦合的功能选择及规范调适

随着“双碳”目标的规范性要求愈见明晰,节能降碳的法律制度在环境法治结构体系中呈现量级增长的趋势。在具有节能降碳表征的消费税制度中,其财政功能、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兼顾的制度构造无法完全保障“双碳”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应当将经济调节功能作为消费税在“双碳”法治结构中的主导定位,并以资源利用调节的实质目标作为立法目的与税制建构的正当性基础。在消费税立法改革的契机下,法律应当以经济调节功能作为构造依循,专设二元构造的目的条款,明确消费税“控制消费行为”的直接目的与“调节资源利用”的实质目标;在具体制度规则建构上,则应遵从量能课税与税收共治的双重原则,扩张课税对象的具体范围与列示课税对象的多阶税率,并调整消费税的课税形式与环节,实现消费税的税收机制与“双碳”目标的有机调适。

税收征管信息化趋势下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

为解决税收征管信息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侵害自然人涉税信息权益的问题,对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具体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证税收征管信息化对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明确规定纳税人信息权、遵循兼顾限制征税权与保护纳税人信息权的总体思路两个方面提出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前提。进而,从完善涉税信息收集制度、强化税务机关保密职责、健全税务机关责任追究制度三个方面提出自然人涉税信息保护制度设计的内容。

基于REITs主体视角的涉税优惠全环节分析

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沉淀了大量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能够盘活大规模存量资产,补充新基建资金来源,有效助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增长。目前,各地区基础设施REITs运作水平参差不齐,且各类参与主体关系纵横交错,涉及各纳税主体与业务的税收政策繁多复杂。对此,文章简要分析了REITs的兴起进程和我国类REITs与REITs的重要区别,进而基于REITs原始权益人、项目公司、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投资者五主体视角,对其设立、运营和退出三环节的涉税优惠分税种进行了分析,以期帮助企业把握基础设施REITs的运作模式,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与基础设施建设两大领域创新协同发展。

建筑材料采购管理与增值税进项税额筹划

我国建筑业企业为了追求快速增长,对建筑材料采购往往采用粗放的管理模式,导致材料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很少。我们从导致进项税额少的材料采购内部管理缺陷出发,结合当前增值税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建筑材料采购报价进行数理分析,综合考虑增值税发票的类型、发票注明的税额以及采购的实际成本,选择有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方案,并提出完善企业采购管理的具体措施。

论税务稽查期限延长的法律控制——以吉林丰达有限公司案为例

我国现有税收法律规范对税务稽查期限延长次数与长度的规定存有法律漏洞。为避免因税务机关多次延长稽查期限导致纳税义务人承担多缴纳税款滞纳金等不利性后果而由此产生的诸多争议,在立法面上,税务稽查期限延长的次数和长度应予法律保留;在执法面上,税务机关延长稽查期限应接受由程序参与性、程序中立性、程序理性和程序及时性构成的正当行政程序之约束;在救济面上,应建立税务稽查期限不当延长的抵抗权制度、抗告诉讼制度以及税款滞纳金停止计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