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维度

2022年沉寂17年的《能源法》终于浮出水面重新列入立法规划,但出台的希望却依旧渺茫。《能源法》的厄运不在于与其他能源法的制度混同或冲突,而在于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没有定位;不在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存在争议,而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与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市场的进展;不在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不努力,而在于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边界已经超出了政府权力边际。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基础法,能源战略政策法还是能源管理法,《能源法》都必须解决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制度设计的问题。然而,《能源法》制度如何设计或能否出台何时出台均受制于政治家的抉择。

《能源法》绿化的理论阐释与制度表达

法律体系在整体上的绿化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立法发展完善的明确趋势,《能源法》的绿化也势在必行。《能源法》的绿化不仅体现为时代发展的外部需要,更是一种内生的制度需求。《能源法》的绿化应坚持异质思维、协同思维和系统思维,异质思维主要解决《能源法》绿化的基本定位问题,协同思维主要体现《能源法》的目标取向问题,系统思维主要明确《能源法》绿化的立法表达问题。《能源法》绿化的系统表达,应体现在多元立法目的并进、结构性制度优化以及衔接性规范设计等不同立法层次。

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法治障碍与纾解路径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能源生产与应用国,推动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随着世界上130多个国家陆续提出碳中和目标,绿色能源国际合作蓬勃发展。在绿色能源国际合作中,法治是规范合作程序、解决合作争端和保护合作成果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实施中存在着缺乏推动合作的国内法依据、合作过程中灵活性与规范性难以平衡、第三方政策不明导致利益冲突、救济制度缺位导致争端难以解决等问题。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可以通过夯实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国内法基础、构建软硬兼备的国际合作法治体系、依托多边平台完善第三方政策查明机制、持续推进绿色能源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等措施予以解决。

“双碳”背景下能源安全的理性认知与法律回应

“双碳”目标所预期的降碳进程,与现阶段能源安全的保障需求并非始终契合。近期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从国际社会到国内,都出现了以煤炭为主体的化石能源“重启”,以应对因能源供给短缺所引发的能源安全风险,凸显了对“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理性认知的必要。现阶段,只有实现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发展,才能实现能源供给的持续与稳定,这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础,也并未偏离“双碳”目标推进的长期要求。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并重与兼容的能源供给结构确立,不仅需要对化石能源发展空间与路径进行法律确认,还需要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创新发展的支持。

我国能源立法体系的不足与完善——以“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为视角

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碳排放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愿景目标。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能源立法体系,推进能源法治化进程,对于破解环境问题至关重要。以“能源法”为基本法的我国能源法制度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高权行政监管与市场化产权改革之间冲突的外部结构约束,以及行政权配置模式的组织法抉择的内部结构制约,使得能源法制度体系虽然具有保障能源安全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显正功能和配置能源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责、权、利的潜正功能,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府权力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侵犯个人权益的潜负功能。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减排国际承诺并致力于构建清洁、绿色、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新时代背景下,能源法结构优化及其制度完善成为破解能源立法体系结构障碍和不足的可行进路。应在明确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约束与功能选择之间因果联系的基础上,以分析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能源单行法存在的问题为缩影,破解能源法制度体系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消解其负功能,优化其结构、完善其制度。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建立能源基本法与各单行法之间结构性衔接制度;建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建立政府权力与市场产权之间结构性均衡制度;提升能源生态环保价值,建立绿色低碳能源激励与传统化石能源约束之间结构性互补制度。

中国能源法制的低碳化塑造

基于“双碳”目标和能源革命的驱动,应在系统观念下对我国能源法制进行“低碳化”改造,在注入“双碳”法律功能的同时使之与现行法制体系相兼容。鉴于现行能源法制的“双碳”欠缺与不足,我国能源法制应“补短板强弱项”,将“双碳”全面融入能源法制建设之中:确立能源“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目标、在贯彻多元理念的同时强化安全发展理念、突出协同原则、建立能源消耗“双控”与碳排放“双控”相结合机制、实现法律与政策的治理协同,并加强能源安全、能源科技、能源结构调整和转型、能源市场、能源治理等领域的“低碳化”法制建设。

能源立法模式与核心制度选择

拥有较为完备的能源立法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制度基础。虽然就法律表现形式而言,我国的能源立法已初具规模,但就其内在逻辑关联与制度构建而言,仍有诸多问题有待厘清,因此制定一部统领整个能源法域的基本法已迫在眉睫。我国能源法应当在"通则式"、"政策式"和"法典式"为代表的三种国外能源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中做出选择并应建立起包括能源规划、管理体制、市场监管、科技创新等制度在内的核心制度群落。

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能源宪章条约》

《能源宪章条约》体系是推动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国际法律工具。它存在着适用活动范围"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缺乏边界,以及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国际仲裁机制缺乏公正保障的重大法律缺陷。这两项缺陷所导致的风险会由于地缘政治、缔约方之间或者投资者与作为东道方的缔约方之间的价值理念差异、仲裁机构(员)枉法等因素而变得更为扩大或者严重。中国不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但是应该在审慎检视自己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其兼容性的基础上,推动其修改工作,而后决定是参加它还是继续作为观察员国。

再论中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历经四十余年的制度变迁,中国自然资源产权从无到有,从不可交易到可以交易,却依然受困于资源决定型体制,尤其是资源产权及其管理并未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资源决定型体制走向技术决定型体制,让自然资源融入资源产业,让资源产业融入工业制造业,进而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背景下设计并安排中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已经成为现实的抉择。从资源确权到推进资源产权交易则是政府资源管制变迁的法律路径,关于这一步,政治家必须作出决断。

论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的构建

战略石油储备的重要性要求构建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我国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工作需要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的保障。构建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法律制度体系的思路:(1)界定产权:战略石油储备设施和储备对象的所有权均为国家,而储备主体应以政府为主,同时也要给民间储备以合法"名分"。(2)石油储备的劳动分工:石油储备的动用权应归中央,石油储备的动用方式和动用规模分为经济调控部分动用和战略全面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费用来源应以政府拨款为主,政府和"民间"多方面多梁道筹集;战略储备决策监管应由国务院下设专门机构系统监管。

我国核电厂选址中的利益衡平机制研究

核电厂营运单位、公众和政府作为核电厂选址中的三方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核电厂营运单位主张通过合理选择核电厂址,促进核能开发利用,创造经济效益;公众希望核电厂选址不会对自身及后代的健康与生命造成危害,因此要求参与选址决策,并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政府关注如何规制核电厂选址的风险,平衡促进核能发展与保障公众安全之间的冲突。三方主体的利益相互交织,需要构建一套解决冲突的利益衡平机制。国外选址实践充分体现了三种利益从激烈斗争到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核电厂选址利益衡平机制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具体构建该机制时,应对公众利益予以优先考虑和保护,采取沟通协商和经济补偿两种方式解决公众与核电厂营运单位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核安全法》对核电厂选址以及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规定体现了利益衡平的考虑,但不足以充分保障公众的利益,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法律选择

现代能源安全具有能源节约、能源效率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意义内涵。如何制定和实行我国新时期的能源安全战略,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能源资源、节约能源和提高效能,能源立法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我国在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应当坚持正确的能源安全战略,构建以《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为能源稳定供应和能源使用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保障能源安全的立法原则应当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政府管制与市场化有机结合原则、能源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原则。

统一能源法典:基于现行能源立法的检讨

虽然《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在理念和制度上的一系列创新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能源立法,但其本身仍存在内容不够充实、政策性立法倾向严重、协调性不足等问题。我国能源立法已积弊多年,能源基本法的制定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能源法律的立法空白、重叠、冲突和衔接不到位的状况。诸多现实需求决定了在能源立法中不仅要充实能源基本法内容,也要对能源单行法及相关法进行整合与协调。在这方面,统一的能源法典无疑兼具能源统筹与法律整合优势,是实现能源立法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值得尝试的方法。

中国能源革命的法律逻辑

从政党政治肇始的能源革命已经成为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能源革命的速率与绩效却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问题在于作为行动规范或能源对策体系行动规则的法律缺乏对能源革命的制度响应。推动能源革命的法律制度设计俨然成为《能源法》肩负的神圣使命。然而,《能源法》对能源革命的制度设计是有限的,没有推动能源革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会有能源革命的法律,没有推动能源革命的法律结构同样不会有推动能源革命的《能源法》。能源革命其实是市场经济体制革命及其市场经济法律结构决定的,《能源法》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法律结构前提下才会做出能源革命的制度设计。市场经济体制革命和市场经济法律革命才是中国能源革命的制度逻辑。从资源分配型体制向技术竞争型体制转型及其法律制度转型是中国能源革命法律逻辑的路径依赖。

试论我国《石油天然气法》的立法目的

受立法技术不够完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石油天然气法》的立法目的、立法核心理念尚不清晰。这种局面既不利于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进行科学立法。在推进《石油天然气法》的立法进程中明确立法目的,可以发挥该法在整体制度构架上的指引、规范作用,以便为高效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资源、充分保证国家石油天然气供给安全、促进社会经济良好运行奠定基础。立足于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我国《石油天然气法》的立法目的可表述为: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石油天然气资源,保障石油天然气供应安全,实现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日本新能源开发政策及立法探析

大力发展新能源是日本能源政策与能源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控国家能源政策的同时,日本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对能源产业、能源供需制度进行调节和监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能源立法体系。尽管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日本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上仍存在一定问题,说明了能源立法在执行上的特点,值得我国能源立法加以注意。

国际能源机构应急石油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应急石油共享体系是国际能源机构的核心制度,也是国际能源机构各种应急反应机制的衍生基础和合法性根源。国际能源机构原初设计的应急共享体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对成员国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尽管第二次石油危机的供应中断程度没有达到全面激活应急共享体系的标准,但危机仍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国际能源机构原初设计的应急共享体系暴露出灵活性不足的缺陷,制度改革和调整势在必行。经过40年的制度变迁,国际能源机构的应急石油管理制度已经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层次和规模的供应中断危机。应急石油管理制度变迁呈现三大特点,即:制度调整的非正式路径、运用政治而非法律手段解决争端、成员国日益重视市场功能在危机应对中的作用。国际能源机构应急石油共享体系的制度设计、制度变迁特征以及危机管理实践经验为我国设计和运行应急石油管理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石油储备法的立法理念

我国未来制定《石油储备法》的立法基础应包括:立法理念、法律制度、规则体系等内容以及相关的技术体系,核心将是立法理念。安全理念、经济理念与人本化理念将贯穿我国石油储备立法目的、原则、储备模式的选择、储备规模的选择之中,为立法提供宏观指导,亦应成为我国未来石油储备立法的主导理念。

能源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困境及破解路径

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重大信任危机频发,甚至多次成为舆论关注热点。当前,国家能源局通过发布《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2016—2020)》《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性文件,着力推进能源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然而,由于能源企业信用理念尚未有效形成、国家信用法律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我国能源企业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治理机制不完善、信息采集不足、监管方式僵化等问题。为了加强我国能源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树立能源企业信用理念,确立信用治理机制,创新信用监管方式,建立信用法律制度,构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巴西石油法律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巴西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在石油产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随着石油产业形势的发展,巴西的石油法治也进一步完善起来,在新的石油法律体系下引入了新的管理机构和新的资源利用方式。巴西石油法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石油利益的维护和设立石油社会基金的作法等,值得我国石油法治建设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