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立法表达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既要实现环境立法的体系化,也要吸纳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制度成果,为我国的“双碳”战略提供法治保障。实现“双碳”目标,“降碳”是战略方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重点路径。“双碳”法治建设应秉持整体论法治理念、重视调整对象的关联性、彰显治理制度的协同性。现行减污降碳法律规范体系未确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整体性法治理念,未将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调整对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阙如,亟待予以针对性制度创新,同时也要回应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多层次复合关系。生态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应从更新立法理念、完善污染控制一般制度和大气污染控制专章制度等方面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环境行政处罚对象在租赁关系中的确认

在环境行政执法实践中,处罚对象适格是行政处罚成立与否的重要前提。然而,由租赁关系引起责任主体的变化,致使行政机关在认定环境行政处罚对象时陷入困境。损害担责原则是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它由污染者负担原则演变而来,其责任范围涵盖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领域。行政执法机关以损害担责原则来确认环境行政处罚对象,符合违法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的一般原则。在租赁关系中,当事人约定环境责任的条款有效,但不能改变行政公法责任的承担主体,行政执法机关确认环境行政处罚对象应遵循:对履行环保义务存在有效约定的,由协议约定的一方或第三方履行,但是,确认环境行政处罚对象应以实际违法行为人为准,并坚持损害担责原则和处罚法定原则的路径。此外,基于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特别规定,在执法实践中还需要区分污染/破坏环境类违法行为、环境管理制度类违法行为,并结合租赁标的对被处罚对象的确认进行类型化分析。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研究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建立,是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事物的发展与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定会产生如何衔接的问题。通过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承担的分析,可以发现存在分担不均衡、构成要件不明确的现状,认为原因在于共同侵权认定无标准、违法性要件缺失等,影响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设立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并明确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共同侵权如何界定,确立违法性为侵权责任认定的构成要件,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制度。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环境污染”概念辨析

如何界定“环境污染”,是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问题。我国现行立法通过“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污染或污染环境”“污染环境”这四种不同方式界定“环境污染”,各国环境法典根据各自国情以及环境法典编纂目的需求定义“环境污染”。环境立法应根据立法目的和任务,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定义“环境污染”,回应环境科学上“环境污染”的多重属性。生态环境法典中界定“环境污染”,应立足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任务,体现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着眼于生态环境法典的“适度法典化”模式选择。我国生态环境法典中“环境污染”概念应当体现“环境污染”的客体概念属性,以界定污染控制的法律范围;体现“环境污染”的事实概念,以构建污染控制编的法律关系及其制度体系;体现“环境污染”的内容概念,以构建“污染环境”的法律责任制度。

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机制是提升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保障和服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构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高度关注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主要包括:第一,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机理与基本样态应有科学把握,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科学前提;第二,对不同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功能应作合理定位,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系统之维;第三,积极促进多元治理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协同效能的产生。上述关键性问题的解决需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和配置好法律资源、经济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综合运用多元治理机制,系统把握、稳步推进,惟其如此,方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并进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对苏州重点产业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

我国提出双碳政策以来,各级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本文采用STIRPAT模型探索2008—2021年江苏省苏州市重点产业碳排放量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人均生产总值、绿色金融指数、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同时,设置不同绿色金融发展程度情景,对苏州市重点产业进行碳排放峰值模拟实验。研究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苏州市加强发展绿色金融对达成碳达峰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论绿色元宇宙的法理构造

绿色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与环境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兴形态,正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推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法理构造为分析视角,深入剖析绿色元宇宙的发展面临的法律挑战,并通过系统化的法律规制策略,构建对应的风险治理路径:一是明确各级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在绿色元宇宙风险治理中的主体角色、权利义务和职权责任;二是构建碳排放监管、环境数据管理、绿色认证与激励机制等关键制度;三是明确虚拟主体环境责任、完善追责程序与生态修复机制,以及采取预防性法律措施。这些法治方式可以保障绿色元宇宙的可持续发展,明确绿色元宇宙主体、内容和责任三层法理构造,从而在技术创新与环境治理之间实现平衡,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治理新路径。

环境质量标准能否作为排污者主张合规抗辩的依据

关于环境质量标准能否作为排污者主张合规抗辩的依据,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立法基础、司法实践、不同类型污染的内在特征和规律。在拟制型污染侵权中,环境质量标准不能作为排污者主张合规性抗辩的依据。在实质型污染侵权中,排污者可以排污行为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而从因果关系方面否认侵权责任的构成,环境质量标准作为排污者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实质型污染侵权中。

强化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吗——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政府遏制环境污染,强化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基于2012年～2017年434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法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对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显著,但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补贴的加入能够弱化新法对创新活动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不支持"波特假说",为政府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执法的同时如何兼顾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对动物福利立法的思考

动物福利是保护动物康乐的外部条件。立法层面,动物福利比动物权利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不应当局限于保护动物自身,而应当上升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度。动物福利立法的保护对象不应当局限于与人类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脊椎动物,而应当根据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加以确定。除了关注宠物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表演动物和竞技动物的福利外,也应当关注野生动物的福利。野生动物的福利不仅仅限于免除或者减轻痛苦,更重要的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环境。

边缘与前沿:当代法学背景中的环境法学

借助"边缘"与"前沿"两个概念,能清晰阐明环境法学的学科地位、其与传统法学的关系及其理论范式的特征。环境危机是环境法学兴起的直接动因,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现代性危机及其"后现代转向"是环境法学兴起的知识背景,环境法学的萌芽、发展都置身于"存在"的边缘与前沿之境。环境法学理论的建构起步于传统法学的缺陷与不足之处,起步于传统法学研究的边缘地带和前沿领域;环境法学通过不断批判、修正和重建传统法学的概念、价值和方法,逐步凸显并形成了自身的逻辑和理论。环境法学是一种后现代的法律现象,环境法学范式具有的"边缘性"和"前沿性",集中表现为它具备后现代理论现象才具有的种种表征。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亮点、不足及完善——以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两解释”为分析重点

无论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还是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都过于粗略,不具有操作性。有鉴于此,2014年12月最高法院连续作出了两次司法解释,力图为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可操作的司法规则。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进步之处在于确立了中级法院的管辖权,初步确立了特别保护弱者的激励机制,首次确立了生态修复赔偿之诉等方面;但是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原告资格过于苛刻、受案范围过于狭窄、管辖规则与激励机制半就半推等。针对这些不足,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的范围,赋予公民个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建议权与起诉权,正确处理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及其他民事诉讼的衔接关系,落实巡回法庭管辖规定,确立私人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以期能够更有效地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施。

政府环境责任的规则变迁及深层法律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和宪法保护的双重视角

旧《环境保护法》在罚则编重"企业罚"而轻"政府罚"导致的环境执法监督不力,饱受学界诟病与指摘。新法不仅加大了生产经营主体的环境责任,更加大了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尤其以"区域限批"罚、"越级罚"和"引咎辞职"罚吸引公众眼球。然而,由于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尤其是中央对地方政府依法问责机制缺失、政出多门和多头执法、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督机制缺位,使得新法较之旧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责任,但其实施效果仍有赖于基本法层面的深层法律问题的解决。

生态文明理念下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以外部性理论为探究视角

农业是一切社会产业之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契机下,以外部性理论为探究视角,通过对农业生态问题的负外部性解读和农业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探讨,明确农业生态保护的必要性,进而提出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架构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责任制度、规划和影响评价制度、综合利用制度、专家监督制度、利益分享制度和纠纷解决制度等具体法律制度,对加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确保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和谐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维护公民及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制度已经得到认可;调解制度以其高效性、实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体现了时代、效益和秩序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原告对环境公益的处分权。依"有限调解"原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特殊模式予以考量,凸显公益诉讼的特征十分必要。

我国环境修复基金来源途径刍议——以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为视角

我国现行立法对环境修复费用的来源没有明确且具体之规定,造成环境修复过程中费用的来源存在困境。以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为分析视角,借鉴其有关资金来源保障措施的立法经验,有利于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修复基金来源途径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立法构想。

论第二代环境法及其基本特征

第二代环境法在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第一代环境法的局限性,作出了回应和改善。通过更新价值观念,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行为方式,来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各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同,且法律传统和制度发展存在差异,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同质同源性,第二代环境法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功能上追求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共进共赢;范围从末端治理拓展到源头预防;内容不再限于单一媒介或污染因子,而是注重环境的整体治理;管制手段多元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参与。

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与相对豁免

高难度、高虚耗与低效率,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履行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改良论"与"废除论"是学界从制度存废角度展开的"路径选择"论争,但终究难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破解提供可靠理论方案。从"义务相对豁免"角度切入与展开,允许企业以委托第三方治理或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等方式有条件地获得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豁免,符合激励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与"理性经济人"假设。希冀通过立法明确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审定程序、政府监管与责任保障,构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制度,以期促进"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消释。

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应以规范政府环境行为为主,从确认公众(主要是自然人)的环境权出发,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传统环境侵权责任、传统环境民事诉讼、传统行政诉讼"与"新型环境侵权责任、新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新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联系与区别,明确"环境利益"、"环境损害"和"环境损害责任"的概念。环境权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损害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因侵犯环境权而引起的诉讼,是对受到侵犯的环境权进行救济的主要途径;公民为了维护其环境权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而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