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法律性质之辨析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我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问题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当下国际经贸领域最具潜力的新兴贸易形式,不断助推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加速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成为本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议题。我国在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与发达国家有关数字贸易的基本主张存在分歧;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对接有待深化;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应当以自贸试验区为承载地,加快完善国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贸易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更新,进而实现数字贸易领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双向互动。

“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绿洗”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绿洗”行为泛滥的趋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通过分析企业“绿洗”案例发现,企业“绿洗”有两种动因:一是基于声誉效益的外部动因;二是根植企业利益的内部动因。两者是导致企业“虚假性”“欺骗或误导性”“真实性”投机表现的根本动因。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式治理”模式和以欧盟指令为依据的“专门治理”模式是当前较为典型的企业“绿洗”治理方案。这两种企业“绿洗”治理模式为我国治理企业“绿洗”的法律方案提供思路。鉴于当前我国治理企业“绿洗”行为存在立法表达缺失、执法不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国内企业“绿洗”投机以逃避处罚的事态严峻。对此,本文提出从法律层面建立企业“绿洗”治理的统一界定规范、将企业“绿洗”治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治理范式、强化消费者侵权诉讼补充公共规制、探索国际层面企业“绿洗”治理的一致性等建议,助力完善中国企业“绿洗”治理的路径方案。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本刊组织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的实际展开笔谈。本笔谈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法治赋能助力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纪学习教育应把握的“五个辩证统一”原则、优化治理机制以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以期有益于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服务大局,以铁的纪律护航党的事业稳健发展,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事业行稳致远。

WTO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WTO成员为解决WTO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联合声明倡议(JSIs)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WTO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WTO的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在无需对WTO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WTO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4“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WTO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WTO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局限、趋势及对策

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竞争力量。为避免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扭曲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利益接受者”与“利益提供者”两种范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形成国有企业的基本规则框架,但相应规则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约束色彩较弱及界定标准不清等缺陷,为确保国有企业公平贸易及合规经营带来法律障碍。新一代国际经贸相关规则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具有扩展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强化商业考虑要求及透明度要求、发展非商业援助条款及确立例外与过渡条款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边贸易体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改革方向。中国应以相应趋势为导向,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规则谈判、争取例外与过渡条款、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等方法,应对国有企业规则变革。

《巴黎协定》下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

多边开发银行以与《巴黎协定》相对标为主要动力,在资金运作方面现已建立起一整套以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气候融资规则,为全球气候融资体系注入了新活力。然而,气候融资规则的发展难以满足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与发展中成员国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较弱,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压力及私营部门融资信任赤字等问题,多边开发银行当下的气候融资规则体系仍面临资金配置失衡、规则孤岛现象明显、细节性内容缺失、透明度不足等多重困境。在未来发展中,多边开发银行应持续推进与《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构建统一气候融资规则标准框架,设计可量化、可对比的资金监测机制,并完善气候融资风险管理。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融资的关键行为体,中国应选择合适的国际气候治理路径,以高标准系统化构建气候融资相关规则体系,建立统一的气候融资管理机制,加强气候融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以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增加气候治理话语权。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框架下我国海事立法的完善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目前开放签署,该公约致力于解决船舶司法出售效力跨境承认问题。为做好我国加入公约的衔接准备工作,聚焦我国海事立法体系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与公约存在冲突之处,尝试对冲突原因与制度优劣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国内法的完善建议。在实体法层面,对公约及我国法下司法出售船舶可否获得清洁物权效力做进一步明确,并对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立法建议。在程序法层面,聚焦司法出售通知书的通知范围、司法出售的移交确认程序、船舶注销登记与重新登记程序等关键问题,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船舶登记条例》的修改提出完善建议。

《海商法》修改研究回顾及展望

当前中国学界、司法界和实务界对修改《海商法》达成了广泛共识,对《海商法》修改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海商法》的性质、修改程度等一般性问题以及内河运输、船舶污染损害、港口经营人等具体制度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海商法》的修改提供了重要的论证和参考。总体上《海商法》修改研究范围较广、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样,然而现有研究分歧较大,海商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未来研究应在建设海洋强国和海运强国的战略背景下,体现对现代航运业发展的回应以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海商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借鉴域外法律制度时注重契合中国法律体系,最终促进社会各界对《海商法》修改各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推进修改工作有序进行。

航运标准条款解释研究

航运标准条款是由权威机构起草的、用于在特定航运活动下反复适用的合同条款,航运业高度依赖标准条款。由于航运合同具有形式上的复合性,而标准条款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因此标准条款不能完全适用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一般解释规则和格式解释规则,有必要对其解释加以研究。通过对相关标准条款与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认为航运标准条款在解释方法上应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用历史解释方法代替习惯解释,并在进行体系解释时赋予具体协商条款更高的效力,最后将被删除的条款作为解释的参考。

CPTPP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国的检视与选择

在国际社会关于改革ISDS机制的讨论中,中国素来有其考量与立场。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CPTPP的ISDS机制虽然被视为改革范式之一,但是其内容并不能完全契合中国的诉求,因此,中国在未来应当如何安排其适用以最大化满足自身利益十分关键。中国在短期内仍然致力于改良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总体目标是平衡东道国的监管权与投资者保护,推动ISDS机制的可持续发展。CPTPP的ISDS机制包括大范围限缩投资者诉权、强化程序公正以及允许缔约方以换文的方式灵活安排ISDS机制的适用等措施,但这些举措并未促进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平衡,且上诉机制存在缺位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具体安排中不宜照搬缔约方的已有路径采取“逐案审批”措施,而应谋求强化内国救济的适用,完善调解机制,并预先通过换文的方式来明确早期条约与CPTPP中的ISDS机制的关系。

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若干问题研究——基于对GPA2007文本的分析

随着各国政府采购市场的迅速增长,以《政府采购协定》(GPA)为核心的WTO政府采购规则逐渐成为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热点议题,中国加入该协定的谈判尤为引人关注。中国应选择性地、分阶段地将符合"为政府目的"与"政府对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和影响"标准的国有企业列入政府采购业务适用范围的实体清单;中国在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GPA的同时要在谈判中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积极参与未来GPA发展中国家条款的修订;中国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可适用的相关国际规则,着手国内政府采购立法,从透明度、利益冲突排除及预防腐败等方面健全反腐败机制,为打击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行为提供充分救济和保障。

论WTO体制下的碳关税贸易措施及其应对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碳关税措施,使WTO调整环境问题的宪法性原则、具体规则以及一些专门协定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为此,WTO应积极寻求改革,确立环境规则优先、加强环境规则的可操作性,同时也应该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框架内的环境保护机制,强化CTE在WTO组织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对碳关税措施的有效规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机制、联合国框架和低碳国际标准的制定来突破碳关税对贸易的限制。

AIIB协定下国家豁免原则与中国法的冲突与协调

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从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积极态度和经济实力可以知其将如期在2015年年底前成立。亚投行的运作在受到国际法和中国法双重约束的同时,也给中国法和中国法院带来新的挑战。正如AIIB协定在国家豁免问题上采取的是限制豁免立场,但中国向来主张绝对豁免。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发展,限制豁免立场被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国内立法所采纳,同时也被国际公约等接受。国际实践从绝对豁免向限制豁免发展到当下,中国有必要适时改变立场,通过制定有关国家豁免的专门性法律来明确采纳限制豁免。在法律出台之前,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空白。

企业海外投资的非政府性障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除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各种政治、法律和经济障碍之外,近年来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也遭遇过大量非政府性障碍,其中,环境责任、劳工标准、文化保护、当地"经济贡献"和正当行政程序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东道国投资环境宽松、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模式落后、中资企业逐利本性是产生非政府性障碍的主要原因。投资母国防范海外投资非政府性障碍风险的关键在于系统和灵活运用国际与国内两套规则,注重法律保护,我国在新签订或修订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中应增加投资标准条款,督促东道国政府承担保护的责任,并通过构建企业海外信息披露制度,促使投资母国与当地民众、非政府组织实行"共同管制",此外,还要激励中资企业自觉遵守社会责任,进而在东道国树立起负责任的中资企业形象。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

当前,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主要讨论议题。然而,现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清晰界定,“自我认定”的方式正遭受一些国家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密切相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中涵盖的155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尽管多数为“最佳努力条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兼具身份和契约的双重属性,部分发达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本质上旨在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强起来”的第三阶段,但仍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将获得发达国家的自动接纳,相反,还会影响到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需要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享受完全一致的差别待遇,在后续谈判中,中国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国际治理中,中国也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论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管制制度及母国的法律对策——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海外并购为例

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往往会受到东道国的严格管制。东道国的外资并购管制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范式,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征。美国这方面的法制很发达,大致可以分为一般管制和特殊管制两方面。美国的外资并购管制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外资并购法律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作为海外并购的母国,在法律层面上,应该从各层面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对策。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投资壁垒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中国将深化与沿线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中亚国家投资。但目前中亚各国还存在众多投资壁垒,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存在审批与监管壁垒、国家安全壁垒、本地化要求壁垒、社会责任壁垒等多种壁垒,中国应通过制定完备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新型的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用尽当地救济,推动完善双边、区域或多边投资协定等方面的措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完善制度建设,同时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消除投资壁垒,实现投资的便利化。

被遗忘权的概念分析

大数据时代,遗忘是常态,传统遗忘权过渡到了数字被遗忘权阶段。被遗忘权从广义理解应为主体对其数据享有的删除并防止进一步扩散的权利。尽管学者对被遗忘权(删除权)认识不一,但《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对其进行了区分,并明确了各自的适用条件、范围和例外情形。我国应通过市场、编码(技术)、行业规则和法律等方式,特别是完善立法,有效保护数据主体的数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