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规制冲突及解决构想

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规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现有国际金融规制已然发生异化,国际金融标准(规则)中所融入的主权国家利益诉求的非对称性问题尤为明显,“熟视无睹”可能会触发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金融规制冲突。进一步深挖招致国际金融规制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立法阶段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不足所致。鉴于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落实公众参与来加强国际金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建构分层级的国际金融规制结构,在实现权力(利)配置均衡性的同时,确保国际金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欧美信用评级监管规则的最新发展

信用评级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法定标准,长期以来在美国和欧盟被广泛适用于金融监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信用评级监管制度中的缺陷,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改革,初步建立了信用评级监管体系。美国首先通过了信用评级监管法案,欧盟的立法参考借鉴了美国法的一些原则和条款,尽管美国和欧盟的监管规则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分歧,但未来极有可能趋同化发展。

WTO外汇争端管辖安排:模糊性及其现实理性

《WTO协定》在外汇争端管辖安排方面的规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并非立法疏漏或失误,而是寓含着深刻的现实理性。现行WTO关于外汇争端管辖安排的框架,为今后WTO扩张其外汇争端管辖权留下充分法律空间。透过这种制度安排以及目前汇率争端解决的政治化困境,我们可以预设未来WTO将不断扩张其外汇争端管辖权的发展趋势。

另类交易系统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另类交易系统是证券交易电子化、网络化的产物,它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依据特定交易规则,无中介、自动汇聚和撮合众多投资者买卖证券委托指令的电子交易系统,属于场外交易场所的范畴。另类交易系统区别于传统交易所的特征,在于其交易对象的广泛性,交易流程无中介性和高效性,交易规则的非任意性,交易系统与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与美欧相比,我国亦具备建立另类交易系统的市场环境,我国应当鼓励另类交易系统的建立与发展,并从监管目标和基本原则、监管模式与审慎要求等方面着手,科学构建我国的另类交易系统监管法律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语境下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暴露出国际间以及许多国家(地区)在金融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金融危机范畴中必然牵扯出金融法律危机。从挖掘金融危机爆发的国内外诱因入手,进而探讨相关法律问题、反思制度缺陷、提出合理性制度设计框架。

众筹金融域外立法经验及其监管启示——基于新金融业态视角

随着网络技术和金融体系的创新发展,众筹融资已成为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以及民间金融重要补充形式。从实质意义上来说,众筹即是“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新型融资行为,对于金融市场产品不完善、融资渠道相对紧缺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众筹对于金融市场具有不可或缺的补充性。目前,众筹新金融模式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金融结构创新的重要组成,然而由于对众筹融资风险和立法监管等问题缺乏系统认识,引发了对新金融秩序、安全保障的信任危机,亟须对众筹金融风险衍化、监管差异等理论问题重新厘定和辨识。美英意日等域外国家众筹立法规则与监管体系对我国众筹行业政策扶持、立法规制和金融市场体系化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和启示意义。在汲取域外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突破监管机构在业务职责、监管边界、权责配置等方面的认识误区,完善监管理念和规制路径,实现众筹金融“均衡监管、安全监管、风险监管、利益监管、纠纷监管”的最佳边际均衡,构筑适于“规范引导与有效监管”相契合的良性金融创新生态发展机制。

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贷款条件性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从产生至今因存在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问题不断受到各界质疑和批判。2009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严重危及各国的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严重阻力,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进出口贸易受到波及,国际收支面临失衡的国家不得不寻求IMF的贷款援助。而贷款条件性作为IMF贷款援助的核心内容,必然受到各界的重新关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IMF贷款条件性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人民币离岸市场法律制度构建——以人民币国际化为视角

人民币离岸市场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纵深发展和国内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许多法律制度问题。欧洲人民币离岸市场存在资金双向流动的严格法律管制,市场规模有限。境内IBF型人民币离岸市场更是处于碎片化地方试点阶段,缺乏系统性离岸市场法律制度规划。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法制,应当以内外分离为原则构建监管法律制度,以保障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同时需要建立优惠性法律制度以提供市场吸引力和政策驱动力。

对冲基金监管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相对于一般证券投资基金而言,对冲基金监管在监管手段与内容、监管目的、监管对象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当前对于对冲基金监管,存在反对监管论和全面监管论两种主张。只有对对冲基金实施适度的、有效的监管,才能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

美元霸权对货币主权的冲击

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实质上是美元本位制。该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美元霸权对货币主权的冲击,包括对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冲击,对取得国际铸币税权利的冲击及对金融调控权的冲击。对货币主权的冲击也是引发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航运联盟反垄断的法律规制研究

P3网络联盟事件引起了航运业界对航运联盟反垄断法的广泛关注。从航运联盟的含义及模式入手,结合航运联盟反垄断法的嬗变,分析中国现行有关航运联盟反垄断法律规定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现状。阐释航运联盟反垄断法的组织结构、反垄断豁免的适用情形、反垄断的审查程序、反垄断的执法机构以及反垄断的法律责任。提出完善航运联盟反垄断法律规制的对策为明确界定航运联盟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严格限定航运联盟反垄断豁免的适用条件,完善运价备案制度,建立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督机制以及探索航运联盟反垄断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冲击与回应:主权债务危机下的国际金融规则和体制

近现代以来,不断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国际金融规则和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包括对主权债券豁免、一致行动条款、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救助机制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规则已经作出了相关回应:形成放弃豁免规则、采用集体行动条款、构建主权债务重组规则。然而,国际金融体制尚未为化解主权债务危机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将来应当在建立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完善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救助机制等方面有所作为。

国际货币法律适用问题及我国之实践

涉外经贸业务中经常涉及到货币的支付和利息问题。由于各国关于货币和利息的法律规定不同,容易引发法律冲突,需要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涉外商事纠纷中也经常遇到此类问题,但法院在处理时往往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之后,在这方面将会遇到更多的法律问题。

美国金融监管缺陷成因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

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存在巨大缺陷。该缺陷的成因一般解释为法律的滞后性和制度变迁的时滞。但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待金融监管缺陷漠然的态度表明金融监管缺陷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制度长期供给不足,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能够对其成因进行充分解释。

国际金融法的社会功能析论

国际金融法是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的总称 ,具有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等社会功能。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晚近时期 ,国际金融法的功能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我国离岸信托的基本构造及适用困境

随着资金跨国流转的日益频繁,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信托运作越来越广泛。离岸信托与家族信托均是涉外民事信托的主要形式,二者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在我国,离岸形式的运用是现代金融创新的体现,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而产生的概念。离岸信托制度,从法学基础理论的视角来看,承继信托的内质,具备信托制度所有的优势;从法学的实践应用来说,是很具实用性的财产管理制度,是现代金融创新、财富传承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我国,由于法律制度差异、税收政策的管制,离岸信托在财产登记、确权等方面均产生适用障碍甚至会引发法律风险,从而导致这项制度在商业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

营造良好涉外司法环境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跨境上市纠纷法律适用为中心

日益增多的跨境上市纠纷,因其专业性和复杂性,为涉外商事裁判带来挑战。通过对有关VIE和VAM协议数个案例的研究,从法律适用角度,提出司法要保持审慎态度,不能将类似协议一概认定为无效。要准确适用违反强制性规定和公共政策,充分尊重商事交易规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护投资者利益。裁判者要具有包容性思维和前瞻性的眼光,不断丰富有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当事人尽量选择仲裁方式解决有关纠纷;学者要加强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解读发达国家普惠制安排的附条件性

在WTO框架内,普惠制项下的关税优惠待遇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但某些发达成员方在其普惠制规划中不合法地规定了受惠国应满足的条件,这损害了普惠制的有效性和价值。WTO争端解决机构未能及时认定附条件的普惠制安排的违法性,这必将给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以及WTO多边贸易体制带来消极影响。当前有关普惠制的WTO法律制度急需变革。

论制定国际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及其模式选择

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应当受到有效规制,但目前各国所推行的"效果原则"和"积极礼让原则"存在较多缺陷其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借鉴国际反垄断立法实践的有益经验并吸取其中的教训,在WTO框架下制定统一的国际反垄断法,是较为可行的模式。

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的国际实践及其启示

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作为一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处置权力,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及主要国家或地区普遍认可,并被纳入国际标准指导主要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我国立法以及金融监管框架中尚未确立该权力,现实中还存在基础性法律缺失、监管规则适用的空白或冲突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汲取国际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来完善相应制度,妥善应对问题金融机构处置以维护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健性。我国应当建立健全金融净额结算法律制度、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商法体系、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的规则框架,从制度上解决暂停行使金融合同提前终止权的有效性及其实施问题,这样才能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妥善应对风险、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