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东北抗日剧的概念界说与历史逻辑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来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与走向,那么抗日战争则超越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强化了人民的国家意识,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世界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抗日战争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知情几许: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

1934年10月,为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改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长征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取得重要进展,推出了一些新结论,澄清了一些争议,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疑点。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对红军长征尤其是长征出发相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明晰长征决策相关重要史实,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启示,对于进一步深化长征历史研究、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我刊特邀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何友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建农、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凌步机,分别就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红军长征前准备工作及启示、毛泽东出击赣闽浙皖地区方略与长征决策等问题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新观念、新资料与福建事变研究

福建事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偏重革命理论阐释到史学研究的转变。学界基于新革命史、民国史以及民国史与革命史交融等史学观念,运用海内外相继开放的新资料,对福建事变各种细部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对既往一些片面、偏差、模糊认识的澄清,颇具进展。其中关于十九路军反蒋的特殊性、中共因应福建事变的复杂态度与实际过程、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的心态与策略、西南与福建事变的关系、福建事变之于南京与西南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在资料运用从“发现”到“发明”、研究内容从“求真”到“求解”、以新的历史叙事推进整体研究等方面,福建事变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探索。

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国民党“围剿”红军态势不断演进,红军面临形势极其危险。在此背景下,胡宗南所部第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被中共和红军设伏于山城堡等地。山城堡战役是国民党“围剿”红军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国民党各路军队未能协同配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战后国共对抗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山城堡战役评价过高是不适当的。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胡宗南对山城堡战役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才结束了对抗,实现了国内和平。

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和移营问题研究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一度攻克湖南醴陵、浏阳等城镇,但随后迭遭失利,不得不退至浏阳文家市,并经萍乡、莲花、永新等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即9月24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萍乡东部重镇芦溪宿营。学界对于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这段史实研究不多,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爬梳史料,可以发现部队24日下午3、4点抵达芦溪街,下午6点左右已扎营完毕,因获知敌情而连夜转移至“芦溪南面的山地”宿营,移营过程比较艰难,但部队却得以安全宿营。芦溪宿营和移营,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早期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雏形,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彝海结盟”故事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经过彝族聚居区时,大力宣传并且灵活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留下“彝海结盟”的千古佳话。这一段发生在红军长征时期典型的民族团结故事,在新时代仍然焕发着新的生机和活力。分析“彝海结盟”故事的内容、内涵、影响,挖掘该故事中嵌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内涵:共同记忆、价值共识、命运共生,“彝海结盟”故事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在三个层面:讲好故事本身,有利于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凸显故事精神,有利于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核心;加强故事传播,有利于扩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辐射范围。

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930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离开古田,经清流、归化、宁化,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成功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失败,并为完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走出了重要一步。此时古田会议刚刚结束,红军政治军事双丰收,战士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站在武夷山下,远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词句,昭示着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定会胜利的光明前景。

湘江战役发生的历史性影响因素论析——以中国共产党军事行动策略为中心的考察

湘江战役是长征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党的生存发展必须以军事斗争胜利为基础,由此决定了党的军事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以党的军事行动策略为中心考察湘江战役过程符合动态科学地把握战局形势的要求。湘江战役并不是偶然孤立发生的事件,短时段的湘江战役事件受到较长时期形成的革命局势的影响。对湘江战役发生前后过程的考察不仅要重视时间变量要素的分析,而且要重视影响战争局势的多重要素分析,特别是政治路线因素对湘江战役产生影响的分析。

《长征行》的学术创新及其启示

经过近90年的研究,有关长征的历史叙事和解释日臻成熟,但认识无止境,长征研究不该止步,而应以创新精神不断拓展和深化。剖析长征研究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案例,体悟其理念方法,取法其研究经验,是推动长征研究创新的有效路径。石仲泉的《长征行》是长征研究创新的典型著述,既通过独特的范式创新推进长征研究,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分析长征经典问题得出新的认识,实现“旧题老法出新话”。《长征行》学术创新的路径和成果,为深化长征研究提供了诸多经验启示。

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之火——长征时期的标语口号

红军长征途经的西南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但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与外界相隔绝,信息闭塞,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导致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恐惧和排斥心理。在长征途中,红军常常需要急行军甚至夜行军,如何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革命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是一个重要问题。标语口号简洁明了、富有感染力的特点,在艰苦的长征中,遂成为红军既简易实用,又十分有效的宣传工具。

贺锦斋的游击战歌

他文武双全,“上马战斗,下马写诗”,在英勇杀敌之余,还创作了一首首诗歌,真挚地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形象地记录湘鄂边游击战的革命斗争。他就是年轻的红军师长、湘鄂边革命武装创建人——贺锦斋。贺锦斋原名贺文绣,1901年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父亲贺星楼是清末秀才,贺锦斋6岁随父读书,喜欢背诵唐诗宋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经验刍议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第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留在中央根据地的20多所医院和8000多名伤病员,由新组成的中央军区卫生部领导管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部队卫生人员克服各种艰难困苦,设法救治伤病员。我们党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该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刘店草莓

一、主要产地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刘店镇伍桥村、姚楼村、刘店村、彭庄村、胡洼村、前曹村。二、品质特征刘店草莓单果重30~40克,果实长圆锥形,端正美观,色泽鲜红,富有光泽,香气浓郁。果肉淡红色,髓心较大,肉质细腻,酸甜适中。刘店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9.0%,总酸量(可滴定酸)含量为0.366%,维生素C含量为68.5毫克/100克,锌含量为0.48毫克/100克,品质优良。

“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9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恶劣,但红六军团不畏艰险、浴血征战,胜利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的任务”。1934年7月23日,湘赣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行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训令,积极做好西征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初,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从永新县牛田村向遂川县方向进军,在遂川县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正式突围,由此,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危机与转机:山城堡战役再研究

1936年10月,国民党军“迅猛”追击制约着红军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为消解军事压力、实现红军休整及改变国共谈判中的被动局面,在“击破南敌”的战略目标指引下,中共中央决定在红军占据优势的山城堡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红军山城堡之战虽未歼灭国民党第二三二旅全部及第二三四旅的2个团,但击退国民党第七十八师且暂时迟滞了胡宗南部“迅猛”的追击态势。第七十八师失败出乎蒋介石意料,打乱其“聚歼”红军之企图,促使其重新审视西北“剿匪”局势,部署“剿共”的同时计划动用烧夷弹来打击红军。面对胡宗南部主力西撤,基于战场形势、红军休整及东北军统战工作的综合研判,中共作出乘胜追击、休整备战等因应,伴随国民党军进攻倾向的明晰,中共亦做好应战,双方战事一触即发。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前提。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在解除红军面临国民党军“剿共”压力的同时,助力于中共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实现,使得山城堡战役的“开局”意义充分彰显。

“云南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的研究现状、缺憾及展望

党史部门和专家学者对“云南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学界普遍认为云南人民对红军长征取得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具体包括云南人民热烈迎送红军、为红军提供情报和物资、为红军开路带路、协助红军完成军事行动或作战任务、参加红军壮大革命队伍、掩护和救治红军伤病员等。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成果数量十分有限、研究视野有待拓展、学理分析有待加强、现实观照存在短板。本文结合研究现状及不足,提出相应的研究展望,希望推动该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如听伟人指,红军本可不长征

1961年2月,朱德到福建闽西视察工作。途经武夷山时,他回忆起1932年春红军攻打赣州时的往事,于2月9日写下《经闽西感怀》一诗:“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解释说:“这首诗第一句以下的各句,都是毛泽东当时的指示精神。1932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前进,在那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自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出发前有备无备问题的启示

长征,是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历时两年辗转向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次战略大迁徙。参加长征的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总人数高达20万(沿途扩红数不计),四支部队的总行程达6.5万余里,途经约2亿人口的大半个中国;长征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率领下进行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也随之迁徙,这是一个“国家”的迁徙。这场巨大的社会变动,不仅给苏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苏区人民带来极大的震撼,而且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红军长征出发史,是研究这场社会巨变的开端。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武装整改研究(1932—1934)

红二十五军的武装整改是中共在地方红军建立“以党领军”“党指挥枪”党军模式的重要探索与实践。1932年到1934年,鄂豫皖省委为强化党在红军中的权威,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多次整编、改造,尤其通过整肃方式促进了“以党领军”建军原则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落实。鄂豫皖省委通过整肃方式在红二十五军中确立“以党领军”的路径,是中共在鄂豫皖苏区调适党军关系的重要方式特征,也是中共“党指挥枪”多元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遵义会议早期传播考析

遵义会议的早期传播,是红军长征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展开的,包括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国际传播、内向传播五种类型。总的来看,这些传播一是极大提振了红军的士气,使他们树立了必胜的信心;二是极大感召了沿途人民群众,使他们千方百计支援红军;三是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看法,并使遵义会议逐步在中国甚至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