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发生转变了吗?——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解测算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研究中,如何测量居民收入差距,是分析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否由过去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转变?鉴于此,通过分布函数加总的方法,从理论上将基尼系数按照农村与城镇的群组分解,得到基尼系数由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与剩余项四部分组成。利用2005—2021年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分组数据测算了每一部分的基尼系数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并根据每一部分的贡献度来判断各时期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主要结果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2012年之后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镇内部,这部分比重正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不断扩大,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缩小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性的政策,例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差距;另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性偏向,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

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建立长期的人口流动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并建立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长期的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市化的发展逐渐扩大,城镇人均收入增加高于农村人均收入增加。充分认识和了解人口流动、不完全城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助于解决我国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现状,只有实现完全城市化进程,才能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制度的创新,而且还需要相对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户籍身份、社会流动性与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根本因素。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城乡户籍身份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农业户籍身份具有更高的再分配偏好,如果个体预期自己在未来会向上流动,就会对社会不平等有更高的容忍程度;第二,将社会流动性划分为流动性经历和流动性预期,如果社会中的个体过去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再分配偏好程度会显著降低;第三,对农业户籍身份的群体而言,流动性经历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比流动性预期更加重要。对政府而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于构建适当的制度安排,促进机会公平,提升社会流动性。

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两个构成要素分别为:一是收入水平要素,包括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二是收入分配制度要素,包括农村的社保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各种税费负担。其中收入水平对收入满意度作用最大。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地区、年龄、学历、行业、收入水平特征在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上呈现显著差异。

股市自由化能否改变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性——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代际持续性导致"贫者恒贫",这对于一国的经济稳定发展是极大的挑战。本文采用72个国家1980～2011年的国际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研究股市自由化对代际持续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股市自由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通过提高教育投资来解决收入差距的代际持续问题,而且这种影响机制在股市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显著,说明股市自由化能够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均等化。

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以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恰当的理论假设下,可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城乡居民不同年龄层次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会随之提升;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程度先下降后上升。这些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依据。

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实证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分析A-S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面版数据,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逃税规模和纳税遵从度问题,并分析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我们发现该模型基本符合中国的情况,但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组织结构扁平化与宽带薪酬结构的耦合性问题研究

传统的窄带薪酬结构不支持组织结构扁平化过程中的管理层级简化、员工职业发展多样化、职位轮换、组织权力下移、高绩效员工队伍的建设等,从而不支持组织结构扁平化。宽带薪酬结构是与组织结构扁平化相匹配的新型的薪酬制度和薪酬体系,它通过支持组织结构扁平化的以上特征和要求,进而支持组织结构扁平化,实现组织管理效率的提高。面对组织结构扁平化变革和宽带薪酬结构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实施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对策加以解决。

我国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基于1992-2008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经济主体都在分享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然而,各经济主体分享的程度相差甚远,作为生产和消费主体的居民,其收入份额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文章主要以我国1992—2008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为依据,从影响居民收入来源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收入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居民收入与居民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男性的收入满意度都要低于女性,年龄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都非常显著,都是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信任能显著地增加收入满意度;把参考点设置为"自己的过去水平"的人,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即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比跟别人或自己期望值相比的人更容易满足。结论说明仅仅依靠增加居民的收入并不能让居民满意,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建设,才能增加居民的收入满意度。

婚姻中的教育匹配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8~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DFL收入分布分解技术,分析了婚配中的教育匹配行为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婚姻市场在各种不同的教育水平上都有较强的婚姻正向匹配现象,虽然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在不同教育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长期趋势,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婚姻教育匹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从截面上看,如果不存在教育匹配,样本期内的基尼系数将下降0.5%~5.5%;从时序上看,如果教育匹配保持1988年的模式不变,样本期内的其余各年收入差距会下降3%~5%。这些结果说明,以往研究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婚姻的教育匹配行为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劳动力价值理论与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一个多层视角的解析

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包括价值决定的国家、市场与劳动者三个维度,本质规定与历史形式两个层面。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国劳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症结之所在。现阶段中国劳动收入分配不公正,既有劳动力价值形成与实现过程中的国家层面原因,也有市场和劳动者个人方面的因素。国家在实现分配公正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收入不平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基于多重中介效应视角分析

如何正确处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文章使用199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并把教育投入分为政府教育投入和家庭教育投入两种类型,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投入的两种类型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且对政府教育投入产生负向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将导致家庭教育投入提高,较高的家庭教育投入会减缓经济增长,即使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利,但长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文章研究发现,政府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教育投入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入的替代作用更强。稳健性分析验证了以上结论。

初次分配下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与述评

有关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研究非常繁多,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范围内的研究,其研究角度各有不同,众多研究成果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不清晰,不利于对真正原因进行整体判断分析。以居民收入形成的过程作为逻辑主线,着眼于造成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制度起因,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和成果,系统、全面地分析,从而能理清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勾勒出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较全面的评述。

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特征、影响因素与防范路径

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国民总体富裕的重要途径,然而在中等收入群体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现象。以2012—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估算,每四个家庭即有一个从中等收入群体“滑落”至低收入群体。通过对比“滑落”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保持的中等收入群体发现,二者在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所持房产、工作类型和工作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呈现出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而其收支结构和消费储蓄结构基本一致。基于此,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因素和工作因素是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关键。家庭中成员教育水平越高,“滑落”概率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该个体所处的家庭“滑落”的概率下降约2.07%。家庭中非农业工作者和体制内工作者越多,其“滑落”的概率越低,家庭中每增加一个非农业工作者或体制内就业人员,“滑落”概率分别降低11.62%、5.56%。鉴于此,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须瞄准“滑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稳定性就业等方面入手,阻断向下“滑落”的通道,保证中等收入群体绝对规模的进一步提升,以实现“扩中”与“稳中”的有效统一。

分税制、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之后,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不断走低,而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究其原因是,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之后的税收结构不利于居民收入的相对增长,另一方面分税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的能力,从而导致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实证分析也表明,随着分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呈现出显著的下降特征。

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差距

不同类型的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截然不同。本文基于1989—2011年CHNS微观数据,运用基尼系数跨期分解法考察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贫富阶层收入地位固化,不同阶层在获得经济地位提升的机会上存在差异;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分为两类:一是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引发的收入差距,二是"富人愈富"导致的收入差距。因此,从制度和体制上推进"提低、控高"已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农村居民收入--基于收入结构视角

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体系决定了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是其主业收入,农村居民的主业收入和非主业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可能存在不同的增长影响机制。本文以此为基础,将农村居民收入按来源划分为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不同来源收入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对于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于非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影响较小,且反应较为迟缓;通货膨胀对于不同类型来源名义收入的提高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是非经营性收入提升的重要因素;对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高于通货膨胀,对于非经营性收入增长,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高于经济增长。

技术价值论与需求层次论对分配理论的重构及其现实意义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全球风靡反映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分配制度的强烈不满,但无论是旧福利经济学还是新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无法有效证明制度型再分配的合理性。技术价值论通过对历史财富的强调论证了制度型再分配的正义性,需求层次论则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公平的分配制度、高质量的国民教育,积极的文化价值观能够使国民发挥出最大的创新潜能。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证检验,也证明了制度型再分配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并存。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实现制度型再分配的条件越来越具备,只有继续加强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国民素质,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改造传统文化,最大限度激发国家的创新力,才能有效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