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发展、科技创新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业生产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引发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研究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农业农村能源转型和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10—2021年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物联网发展显著抑制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并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有效提升了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把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发现物联网发展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物联网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强。研究结论在推动数字化农业、促进科技与农业融合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减排影响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来自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运用我国29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且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横向来看,不同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强,中西部、京津冀等地区相对较弱。纵向来看,2015年以来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持续收敛,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未来持续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监督效应与激励效应的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新一轮产业革命驱动下企业的战略选择,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主要通过监督效应和激励效应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好、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国有和重点排污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同时开展绿色独立和联合创新、同时积累绿色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研究结论明确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产业载体

论文讨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演进,从新发展理念、产业载体等角度对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大判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动员或对绿色发展的强调,在此基础上提出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对新质生产力特别是绿色生产力可以驱动、支撑和赋能的重点领域进行了详细研讨,提出了绿色生产力可以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并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可以支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构建,可以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可以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拉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最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解决的需求角度提出应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以及提高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益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喀斯特山区贵州省为例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和运作机理,明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益的主要内容,构建起包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子系统15个指标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益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益,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益提升的障碍因子,并以喀斯特山区贵州省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综合效益稳步提升,综合效益值从0.2310增长到0.8197,年均增速约为15.11%;(2)经济效益增长显著,生态效益次之,社会效益增长较慢;(3)影响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益的主要障碍因子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乡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异等。为推动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坚持生态优先,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差距。

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论文基于2013—2020年全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及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水平以及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趋势,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趋势;我国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水平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相关特征,东部地区空间联动格局较高。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基于中国26个省份的异质性分析

论文从乡村生态旅游入手,利用2011—2020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作用效果,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控制变量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接待设施水平对生态旅游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和中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中部地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旅游的影响最大。为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加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优化升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因地制宜制定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政策,推动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旅游产业深度融合;(3)实施乡村生态旅游业向社会资本全方位开放战略,引进外来资本、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碳减排进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抉择。然而,现有文献鲜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系统探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为此,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保费改税能提高企业财务和环境绩效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是刺激企业降污减排、促进绿色生产、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研究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对企业减排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零和博弈”和“波特假说”理论,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激励作用,对企业财务绩效表现为初期抑制而滞后无显著影响,对环境绩效的激励作用补偿对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保费改税通过倒逼绿色创新激励环境绩效、改善财务绩效。政策效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三大经济区企业利好作用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深入推进政策实施和企业全面提升整体效益。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探讨三者的耦合关系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引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环境规制综合水平最高;(2)三者耦合协调度存在时空差异,时间层面上全国耦合协调度位于中等和良好协调之间,总体呈现“W”型上升态势,空间层面上“链条式”和“组团式”特征明显,呈现“马太效应”;(3)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上表现为“高—高”“低—低”集聚模式;(4)产业结构、政府能力和国际贸易是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研发资金、人口压力成为抑制因素。

中国设施农业的减碳增汇效应分析——基于1828个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设施农业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及减碳增汇效应对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采用2013—2017年中国1828个县域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县域碳排放、固碳量及设施农业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设施农业的减碳增汇效应,并从区域和粮食产区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县域碳排放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固碳量则显示出西高东低的特点,设施农业面积空间格局也为东高西低,三者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及高-高空间集聚特征。2)设施农业面积对碳排放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呈“U”型,存在显著减碳效应,但设施农业面积对固碳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负,增汇效应不明显。3)设施农业面积对于减碳增汇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就区域层面而言,设施农业面积显著促进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碳减排,显著抑制中部和西部地区碳汇;就粮食产区而言,设施农业面积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对三大粮食产区的增汇效应均不明显。研究认为,各县应当加快推进设施农业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低碳农业,加强区域间减碳增汇合作交流,以此有力地推进设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减碳增汇的愿景。

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五极”城市群的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论文基于2011—2019年黄河流域“五极”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在城市群视角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群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在空间维度具有正向溢出特征。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不同的城市群维度、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之间具有典型的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源于数字经济所诱发的创新要素集聚。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实现协调发展的保障。论文深入研究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生态环境治理指标体系,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环境治理保障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具有区域异质性。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环境治理保障具有中介作用。最后建议各地区加大绿色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各部门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保障。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广东省城镇居民碳足迹研究

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计算了广东省城镇居民直接碳足迹、间接碳足迹,构建了城镇居民间接碳足迹复杂网络,并对碳足迹重点产业部门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城镇居民直接碳足迹的主要来源是汽油和液化石油气,间接碳足迹网络的核心产业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广东省城镇居民碳足迹的主要来源为间接碳足迹,对所构建的碳足迹网络进行整体结构和个体特征两方面的分析发现,城镇居民间接碳足迹网络的通达性逐年向好,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协同碳关联关系的发挥尚有提升空间。(3)根据产业部门在碳足迹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相关指标将其划分为碳核心社区、碳中介社区、碳边缘社区,在对碳核心社区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发现,碳排放强度效应均为减碳因素,消费水平效应、城镇化水平效应、人口效应为增碳因素,且消费水平效应的增碳贡献率最大。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物流效率研究

绿色发展是物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借助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分别计算在碳排放约束下2009—2020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物流效率和物流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揭示物流效率类型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通过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研究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城市间与省际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我国碳排放约束下物流效率呈上升态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特征,在逐渐通车的铁路干线与公路干线周围的城市物流效率提升明显。(2)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物流效率类型的城市对其邻近城市的物流效率转移有明显带动或抑制影响。(3)物流业GML指数值大于等于1的城市在全国各个地区分布大致均匀,物流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较大。(4)省际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明显高于城市间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基于结果分析提出在碳排放约束下提升物流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食物浪费、资源消耗与全球碳排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年3月发布了《2024年食物浪费指数报告》。该报告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了全球食物浪费的规模及对气候、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公私伙伴关系等可行措施。食物浪费不仅消耗地球资源,也会增加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推手;反过来,地球资源减少及气候变暖也会影响农食系统的安全、质量及可获得能力。因此,减少食物浪费应改变居民的饮食结构和调整农食生产方式,同时要强化食物供应链各环节各类主体的协同性及协同治理能力。

基于“脱碳”视角的中国省际低碳效率时空分异研究

低碳效率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脱碳视角更多关注各省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资源碳排放的背离程度。论文使用2011—2020年全国各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CO_(2)净排放量和地区实际GDP之间的脱钩弹性系数对中国各省份进行脱碳视角分类,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从省域角度计算全国的低碳效率,运用核密度函数和泰尔指数研究各省份在脱碳视角下的低碳效率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存在低碳效率总体不断提高,但低碳效率时空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三大碳排放类型省份空间差异性整体保持由大到小的演变趋势,低碳成长型省份空间差异变化幅度最小。未来,全国各省份要充分发挥低碳自主性,不断调整能源结构、继续转变产业结构、多手段增加森林碳汇,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增汇保驾护航。

数字经济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战略途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论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有空间相关性,即空间因素不能忽略。(2)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正“U”型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效应的充分释放;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数字经济更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为主,长期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

中国燃煤发电水足迹时空特征研究

中国燃煤发电行业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基于生命周期方法,建立了中国燃煤发电水足迹评估模型。该模型包括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运输、燃煤发电和电力输送五个阶段,水足迹不仅考虑了直接水足迹,还有间接水足迹。基于该模型,定量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燃煤发电整个生命周期的用水量和废水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中国各省份燃煤发电的水足迹以及跨省煤电运输所产生的虚拟水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2000—2020年,中国燃煤发电总水足迹逐年上升,从160亿立方米增加到661亿立方米。单位水足迹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5年达到最大值15.6 m3/MW·h。期间,灰水足迹占比较大,为76%~83%。整个生命周期中,间接水足迹占总水足迹的36%~45%。从空间上看,2020年,内蒙古、安徽、宁夏、陕西和新疆是主要虚拟水输出省份,而内蒙古、山西、山东和新疆是2000—2020年水足迹增长最多的省份。研究结果以期为我国煤炭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以及水环境管理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