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与实践机理——基于农民合作社建设的思考

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着一定的现实问题,包括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力量仍需强化、村落空心化现象突出带来连锁反应、产业现代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民族关系稳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生态治理现实性压力与预防性压力交织等具象化表征。依循小农经济改造的必然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农民合作社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化大生产、促进民族地区乡村人力资源整合的一种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这构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农民合作社的生成原理。具体而言,农民合作社作为基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补充场域、各民族内源式发展的良好平台、民族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主体、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天然媒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载体,有助于达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这五维目标旨归,推动各民族在内源式发展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地方性何以再生产:湖北监利“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及其启示

“玻铝大军”是生活在广袤中国的一个地方群体,是通过参与现代市场实践自下而上完成地方性再生产的缩影。“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表明,家庭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民间学徒制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价值取向,在时空变迁中展示出极强的创造性和建构性。在“玻铝大军”以“家”“群”“乡”等形式整体嵌入现代市场及现代化进程后,地方性与现代性实现新的融合,地方性由此得以重构和再生产。中国传统的地方性具有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社会文化基因和能力。

族群经济对多元族群社区治理的影响:理论依据与机制分析

多元族群社区治理是当前最具前沿性、挑战性和国际意义的社区治理研究内容,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以往研究主要聚焦社区治理对族群经济的影响,鲜少研究族群经济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文章以义乌阿拉伯族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将族群经济作为解析与洞察社区组织结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文化融合以及社区政策环境的独特变量。研究发现,义乌族群经济的发展为群际接触创造了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以及权威支持四大条件,激发了多元族群社区管理的创新改革,形成了“多元共治、以外治外、文化互嵌、制度保障”的多元族群社区治理体系。义乌多元族群社区治理为优化我国移民政策、管理外籍商业活动和治理多元族群社区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民族地区的就业与劳务品牌——基于熵值法的优劣解距离法模型的应用

基于熵值法的优劣解距离法模型设计劳务品牌综合评价指数,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3年统计的内蒙古劳务品牌发展数据,综合评价内蒙古68个劳务品牌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第一,年均劳务收入、年均带动就业人口数量是评价劳务品牌的重要指标;第二,评价结果与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选的“2022年度自治区级劳务品牌”结果高度吻合;第三,通过设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优劣解距离法模型有效地区分了劳务品牌之间的表现差异,显示了领先品牌的优势特征以及落后品牌需要改进的方面;第四,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评价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使用基于熵值法的优劣解距离法模型对劳务品牌进行评价的结果是稳健的。

发展飞地经济 促进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阿坝州成阿飞地工业园区为例

飞地经济开启了“既要经济发展,又要低碳环保”的一种创新发展路径,在为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的同时满足了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贴合了各族人民对建设美丽中国的强烈愿望,响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探索,成阿飞地工业园区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是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实践,其成效值得全面总结。本文以成阿飞地工业园区为例,探索飞地经济模式促进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制,研究认为我们有必要从利益分配机制、“输血”和“造血”相结合机制、协调发展机制、绿色发展机制、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来进行探索,为了更好发挥飞地经济对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创新民族飞地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完善民族飞地园区要素支持机制、优化民族飞地园区协同招引机制、健全民族飞地园区绿色发展机制、巩固民族飞地园区民族团结机制等政策建议,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创新飞地经济发展模式,使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

产业链理论视域下家庭牧场经营模式研究

家庭牧场作为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畜牧业经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牧区振兴、牧民增收和畜牧业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3个旗的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为基础,从农业产业链视角呈现4种不同的家庭牧场经营模式,考察现实情境下家庭牧场的经营特点、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探讨优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的路径和对策,有效促进家庭牧场产业化进程,提升家庭牧场发展质量,对推动牧区乡村振兴和经济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牛羊育肥与族际互动: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共生互惠共同体的生成

牛羊育肥作为农牧结合地带的一种特色产业,不仅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而且串联起不同区域与环节过程中的各个民族,将之编织到同一个有机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中,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青海循化的牛羊育肥产业在牛羊贩运、育肥、屠宰、出售等各个阶段中,撒拉族、藏族、回族、汉族等民族都存在着广泛且深入的交往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跨区域跨民族的互惠互助关系。牛羊育肥所推动形成的多民族共生互惠关系,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树立了典型案例,对当前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最低工资、行业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本文使用2003—2022年全国各省(区、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显著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和滞后影响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降低行业总人数和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平均工资,进而影响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从异质性看,经济发达地区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弱。同时,随着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低工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会被削弱。因此,建议相关部门统筹考虑地区企业和劳动者利益关系,采取鼓励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出台适当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等配套措施,充分发挥最低工资制度的“提低”效用,使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工具。

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民族八省区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的角度构建高铁影响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基于2006—2017年民族八省区地级市的高铁开通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对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及其来源进行实证检验并考察了可能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从整体影响及其来源看,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且影响主要源于其对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影响的异质性和动态性看,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城市发展基础而异,且积极效应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时滞期约为3年;从影响机制看,高铁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产业带动以及绿色发展的产出拉动3项机制,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有针对性地补齐高铁城市的资金和要素短板,对不同城市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激励政策,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借力高铁赋能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文创型乡村社区营造高质量发展思考

为探究文创型社区营造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社区营造的五个视角出发,阐释民族地区进行文创型乡村社区营造的必要性,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层面进行效益分析,剖析当前民族地区乡村社区营造存在缺乏地域特色、社区居民参与感不强以及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出立足民族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整合特色资源,激活文创能量,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从外在的空间营造和内在的人的营造两个方面,着力思考实现民族地区文创型乡村社区营造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民族村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乡村振兴政策是否能够引导民族村农户继续进行理性的生计策略选择,是未来民族村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的关键。文章基于广西靖西大莫村的田野考察,发现随着“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在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民族村脱贫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逐渐由单一的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转向半工半耕。这一生计策略是民族村脱贫农户小农理性的结果,符合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需求。

文化数字化的战略要义与实践探索

文化数字化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关键是加大文化数据资源的有序流通力度、拓展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的融合维度,不断提高文化数字化发展的内涵质量,全力支持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的原始创新、集成应用与协同进化,充分发挥AIGC等数字技术的效能,构建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融合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最终奋斗目标,提炼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文明元素和标识,丰富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当代表达,重新评估“人文科学”的新进展及其推动新人文思想的创新能力,探索古代生命的生存和现代生命自我激发、自我引导的多重可能性,实现数字文化产品从“技术形态”向“艺术形态”的转换。发展健康的数字文化消费模式,增强数字文化供给结构对生命本质需求及其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高质量的数字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两山”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两山”理论与绿色转型、绿色发展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在“两山”理论视角下探索绿色转型和发展之路是一种科学决策。基于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图谱方法,对“两山”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进行发文量、关键词共现、高被引文献研究热点以及聚类分析,剖析“两山”理论内涵。研究发现:“两山”理论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有关的“两山”理论与实践研究外延需要不断延伸,成为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从公众认知、生态产品价值、生态修复与补偿乃至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研究展望,对于在服务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工作中,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方向指引。

经济学视角下的羌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文化资源属于特殊资源,其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性、外部性、公共性以及垄断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保护与合理利用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经济学视角,诠释了羌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问题,提出了羌族文化产业多维度开发模型,旨在为羌族传统文化产业开发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于传统手工艺品商业化发展的分析与对策——以黑龙江省赫哲族鱼皮工艺为例

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国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当下,对其商业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为具体辨析传统手工艺品商业化的概况和发展前景,文章采用举例说明法、文献分析法,从黑龙江省赫哲族鱼皮工艺着手,对传统手工艺品市场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阐述分析,并提出发展策略。

民族地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下的扶贫绩效研究——以小凉山彝区为例

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本文基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从生活水平、生活认可、生活参与三个方面构建扶贫指标体系,运用层析分析法对小凉山彝区的扶贫绩效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发现,小凉山彝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综合扶贫整体上取得了进步,但生活方式变化缓慢,总体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生活方式贫困路径依赖性较强,生活认可、生活参与的扶贫绩效指数明显低于生活水平,县域及县域内部生活方式扶贫效益差异性显著。为此应把构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作为扶贫重要内容,长期实施,并注意统筹好生活水平、生活认可、生活参与的扶贫支持政策。

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

民族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虽然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诸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根源在于,迄今尚未从理论上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怎样有机结合这一难题。民族学与经济学可以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以民族学为主,二是以经济学为主。过去20多年的理论探索表明,民族经济学采用以民族学为主的研究思路,难以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问题,难以建立起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框架。民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总体研究思路从民族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转变,民族学与经济学、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应当是经济学框架内的结合。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之间的最优化配置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微观效益评价分析

在新的扶贫移民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特殊区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内蒙古是最大的少数民族扶贫移民区域之一,从微观层面并将包容性评价指标纳入对其扶贫移民效益的评价体系,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它能够对未来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实施效果的衡量,提供实践指导与理论借鉴。

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区域主体自我发展视角出发,构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测评西部民族地区2005-2011年自我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自我发展能力在波动中上升,区域间协调发展程度逐步增强,但区域内部政府、企业、家庭与区域整体学习创新能力的协同性较差;城镇化、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起着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政府干预经济强度对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不显著。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探讨:作品·产品·商品

"一带一路"建设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以民族工艺品为代表的文化对外贸易是民族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载体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新路径。但反观现实,民族文化资源与民族经济发展融合度不高,以民族工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并未转化成对应的文化资本,其根源在于产业化程度较低,经济联动效应较弱。基于此提出了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产业化道路。其前提是从原有的民族工艺作品中提取文化元素彰显文化特色;其关键在于工艺产品的批量化与规模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其保障是在国内外市场中完成文化商品交换并扩大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