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国家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是二战以来继对苏联和日本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是基于美苏双方几无经济交集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军备竞赛、舆论战和价值观颠覆,并动用盟友力量全面对抗。对日战略焦虑则限于经济领域,主要通过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贸易战、整体上强迫日元升值来实现。而对华战略焦虑及应对举措更具全局性和激进性,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舆论的全方位对华战略遏制,是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联合全球盟友来对华进行的组织化、体系化的竞争。对此,中国亟需清醒认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坚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夯实自身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挑战。

中美芯片设备行业的科技竞争演变

近年来,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表明,全球进入了一个充满科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时代,尤其是由新技术民族主义引发的“科技冷战”局面。这种技术民族主义的做法将中国的技术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挂钩,并采取了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以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进步。现有研究探讨了美对华技术限制对跨国企业及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影响,然而大多研究将这些限制视为单一时点的事件,忽视了限制政策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对技术领域的长期影响。本文以芯片制造行业为例,并将美对华技术限制视为一个时变的、动态演化的过程:首先,本文基于知识图谱方法,将全球芯片制造专利分解成88个技术领域及其共现关系,揭示了技术领域作为美国政策目标的特征。通过分析美国实体清单与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投资企业的专利知识网络相似度发现,中美两国的支持/限制策略呈现中等水平的共同演化趋势,而非简单的对抗关系。进一步,本文分析了技术领域的异质性,探讨了各领域中科学、市场与政治因素的混合特征,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两国政策的差异。本文为理解中美技术博弈中的政策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底层逻辑:历史演进与现实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经济规则进入了战后以来的重大调整期。国际组织与主要经济体都试图推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以提升治理话语权。本文梳理了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及不同时期国际经济规则的特征与演化过程,从各项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效率与安全优先顺序的交替转变是造成国际经济规则演变的重要底层逻辑;从多边体系、区域组织、自贸试验区和企业标准四方面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路径,指出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国内主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约束、长短期利益不一致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建面临着突破西方围堵与平衡长短期利益的挑战。中国需要坚定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调整参与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策略,推进全球多边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提出中国方案。

欧盟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的特点分析与应对建议

中国崛起、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加速了欧盟对中国的防范进程,欧盟对华政策的保护主义正逐渐抬头。近年来,欧盟密集出台《芯片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外国补贴法案》等多个政策,不断强调对华“去风险”。欧盟对华政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因素。通过全面梳理欧盟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取向,分析其战略布局和政策工具的特点,得出结论,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具有“三分定位、三角网络、三重壁垒”等特征,从而限制中国企业活动,影响中国技术发展。对此,中国应深化中欧科技合作,优化投资环境,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并加快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以缓解压力并推动双方互利共赢。

能源发展权: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再思考

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不断深化和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实践,建构创新性的、引领性的和普遍性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理论体系,以此变革全球能源治理理念。立足发展权的理论体系的不足,以及其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文章着力于拓殖发展权的实践价值,并破解发展权的实践困境,基于能源与发展权的关系,创新性地提出并定义了能源发展权概念。初步建构了能源发展权概念体系,分析了能源发展权在当前能源合作中的实践意义,指出能源发展权在变革当前能源治理秩序和促进能源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从能源发展权的角度检视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现状与机遇,认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集体能源发展权与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呈现不均衡状态,尤其是通过分析发现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同时,结合分析当前能源转型进程中的一些特征发现,集体能源发展权和个体能源发展权正处于大分化和大变革之中,其表现为集体能源发展权实现进展将在未来一段时期缓慢,而个体发展权的实现已具备各种利好的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在于推动集体能源发展权朝着对等、互惠、普惠稳步前行和推动个体发展权的实践能够付诸行动,认为推动集体能源发展权发展的合作路径在于,一是要突破既有合作思维,促进构建新的能源合作秩序;二是推动以项目、管线和重大能源基地等的集体能源发展权实现的同时,兼顾个体能源发展权实现条件和机会的创造;三是创新集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方式,推动“一带一路”新型能源合作实践。推动个体能源发展权的路径在于,一是加强依托能源改善民生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一方面要普及个体能源发展权理念,以能源发展权的实现保证和改善沿线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另一方面,要拓展个体能源发展权实现思路与路径,特别是要加强光伏扶贫经验互学互鉴。二是要加大新能源技术的学习交流,为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创设条件,在思维、技术、制度等层面保证个体能源发展权的实现。

经济发展、外部约束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证研究

世界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文献中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右偏的"S"型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发达国家则是倒"U"型关系。同时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受到诸多外部约束,其知识产权制度变迁体现出强制性变迁的特征;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变迁则更多地体现出内部自发的诱致性特点。具体而言,FD I存量、进出口贸易和虚拟变量WTO等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教育和虚拟变量WTO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进出口贸易在低分位数水平上显著;FD I存量在分位数中端水平上显著;教育水平和虚拟变量WTO在所有的分位数水平上显著。

反倾销贸易壁垒与中国钢铁对外贸易问题对比研究

通过计算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指数和措施指数，并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依据反倾销强度指数公式及其变形，从反倾销发起国和反倾销被指控国两个角度，分析了反倾销主要来源国对中国产钢铁的反倾销强度指数的演变及其影响；最后利用计量方法就反倾销行为与贸易差额、进口比重的关联度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1999年～2009年间，中国钢铁产品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反倾销调查和措施指数位居世界第三，次于印度和韩国，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额受到他国反倾销的影响从轻微变为相对激烈；对华产钢铁发起反倾销诉讼的主要来源国已由美国变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且具有广度和集中度的特点；进13国钢铁贸易逆差扩大，且从中国进口钢铁额占该进13国钢铁总进口额的比重增大，则进口国更容易发起反倾销诉讼。

不同投资动机下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

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对的主要风险。本文选择政府稳定性、腐败和内部冲突三个维度刻画东盟国家特有的政治风险,并分别与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以及效率寻求型企业投资动机变量相乘加入引力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分析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最高,而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的"规避效应"只针对内部冲突一个维度,该类型投资对其他政治风险维度具有显著规避倾向;市场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弱于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效率寻求型投资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最弱。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水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在简析我国水产品的出口贸易、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最后,总结了我国水产品出口屡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并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3个层面提出了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

外部经济失衡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

外部经济失衡是中国经济面对的一个重要外部矛盾。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中国与美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巨大,贸易摩擦增多,西方国家增强了贸易保护以便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部环境恶化和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失业加剧。为解决面临的困境,中国需要从对外经济战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和提高竞争优势等方面进行调整。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竞争力比较——基于全球竞争力指数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首先,选取30个发达经济体和29个新兴经济体的基本要素指标、效率因素指标和创新因素指标,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竞争力孰强孰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其次,通过对各指标的计算和比较,得出新兴经济体竞争力仍比较弱的结论。最后,提出新兴经济体要想提升自身竞争力必须从政治制度、宏观经济运行、教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非对称的中国澳大利亚反倾销格局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谈判

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不对称的反倾销格局是何成因?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如何通过谈判解决的?这对于其他中外自由贸易区谈判有何启示?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分析探索。本文首先从中澳两国的进出口结构及需求、澳大利亚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和实际执行结果,以及中国对澳贸易逆差及其主要来源等角度分析中澳两国反倾销不对称格局的成因,并从两国产业链角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其次,通过一个两国贸易模型,应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先决条件一揽子解决方式进行了讨论,揭示了该方式的有效性和对其他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示范作用。

增长极理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传统的增长极理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曾经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增长极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佩鲁式"的回归与充实。基于制度创新的增长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基于制度创新的增长极理论对于转型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现实的指导作用,也构成了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反倾销的争议与竞争政策国际协调的难题

反倾销具有明显的保护倾向和反竞争效果 ,其公平性到合理性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争议。能否通过制定一个多边框架来改进或取代 WTO反倾销规则 ,本文对此作了评析。

美国“竞争中立”政策:平台、特点与战略意图

美国一直致力于把竞争政策与贸易问题挂钩,近期大力推进的所谓"竞争中立"政策即是最新表现,其推进平台涵盖双边与诸边协定,已渗透到TPP、TTIP等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当中。美式"竞争中立"政策具有标杆引领性、重视边界内措施、影响范围广、随意性大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等特征,其战略意图在于保护国内市场与技术、扩大美国在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市场份额和争夺经济发展模式话语权。美国的"竞争中立"政策将对我国国企的"走出去"战略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尽早筹划应对之策。

论美国破产法中的实质合并规则

文章分析了影响美国破产程序中实质合并规则的判断因素及该规则适用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平衡关系,阐述了实质合并规则的基本原则、合并的前提条件等核心问题,并与公司法中的"揭破公司面纱"制度进行了比较。实质合并规则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揭破公司面纱"规则的一项旨在破产法程序中就债务人财产向债权人进行公平分配的制度。从尊重公司独立性这一公司法核心原则出发,应严格界定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条件,慎用实质合并。

中国省区会展旅游业发展竞争力评价

我国会展旅游业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非常快,特别是在会展旅游业的硬件设施建设上大有超前发展的态势,众多大型展馆和星级饭店的落成也相继促进了旅行社和展览服务公司的发展。本文主要根据我国各省级区域具备的发展会展旅游的各项条件和设施水平,对我国各省级区域发展会展旅游业的竞争力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美欧经济制裁协作的特点、限度及其走向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制裁问题上协作对目标国甚至第三方有重要影响。从1993—2018年制裁数据可以发现,美欧经济制裁协作总体水平趋于提高,但也随美国总统任期有所波动。美欧经济制裁协作在定向制裁理念兴起、欧盟实施制裁意愿和能力提高、美国游说施压影响下增强的同时,也受到双方对制裁认知差异、制度差异和利益冲突三个方面限制。在美国调整对外政策、“英国脱欧”以及美欧对伊核协议的分歧影响下,未来美欧经济制裁协作走向存在变数。

海岛主权争端与国际关系问题探讨

我国海域辽阔,岛屿众多,但在东海和南海的海域中,部分岛屿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至今还为外国势力所染指和占领,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不仅影响了我国的海域经济发展,而且也扰乱了周边的国际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对海岛主权争端与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解决海岛主权争端的对策创意。

中俄民间贸易“灰色清关”问题的考查与反思——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事件透视

“灰色清关”是一个长期困扰中俄民间贸易并经常导致贸易纠纷的复杂问题。2004年春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事件,作为近年来俄内务部警察针对莫斯科华商规模最大的一次查抄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中俄双方高层领导的重视,从而把历史上形成的“灰色清关”等非正规贸易方式问题提上了中俄进一步磋商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