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研究——基于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正全面渗透和深刻改变着居民生活和家庭消费。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引入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分项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和改变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增效应。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收窄,进而正向赋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我国非理性消费行为研究现状及热点

本文对我国非理性消费行为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以“非理性消费”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高级检索,利用CiteSpace软件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理性消费”“消费行为”“心理账户”“消费心理”是主要研究热点;网络消费已成为研究热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理性消费行为的研究显著上升。

城乡医保统筹与家庭消费结构

优化消费结构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城乡居民医保的渐进式统筹为视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微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医保统筹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医保统筹可以优化家庭的消费结构,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更有利于农村、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

空气质量改善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兼论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厘清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从医疗和防御性支出、规避行为以及劳动生产率等视角阐释了空气质量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其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逆温天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更换空气污染物指标、考虑空间自相关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作用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产生;此外,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空气质量,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增长困境与对策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通过制度环境重塑机制、供需对接便利机制和供给质量提升机制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在实践中,数字经济助力提升居民消费也存在数字鸿沟导致的消费排斥困境、数字技术导致的消费选择困境和数字营销导致的消费安全困境,需要从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持续培育消费信任和全面提升消费安全保障等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互联网普及与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对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影响,是否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发现:①互联网使用人数、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以及居民家庭总消费在时序上均显著增长;东部地区享受型消费占比最高,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占比最高,东北地区生存型消费占比最高;互联网使用人数和家庭总消费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且表现出空间扩张和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②互联网使用在促进家庭总消费的同时,也推动家庭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此外,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区域、城乡家庭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城镇、西部、东北地区家庭消费升级中有更突出的积极作用。

数字化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机理、挑战及路径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需求持续扩张、结构升级与创新转型日益成为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扩大内需的重心逐步由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消费升级与现代科技、生产方式紧密融合,使我国经济发展蕴含较大增长空间。数字化转型是利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实现企业战略、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等全方位的转型。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由产品导向转向市场导向,挖掘潜在需求、适应新型消费,以新需求引导新生产。其核心在于优化商业模式,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更精准的方式促进消费升级,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化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机理主要体现为:在生产端,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效率并降低成本;在消费端,数字化转型催生新的消费业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在配置端,数字化转型实现供给与需求精确配置,改善消费体验,助力建设高质量消费市场。然而,数字化转型在促进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瓶颈与高成本、数字鸿沟、数据隐私与安全、技术兼容性及创新型人才不足等多重问题。为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战略规划;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数字鸿沟和场景制约;打造健康、安全的数字化环境,保障数据隐私和安全;推动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协议,完善技术兼容性;加大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长期照护保险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预防性储蓄等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法,依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考量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长期照护保险使得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了5.2%,这种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消费、日用品消费、通信消费中,对文化娱乐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不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收入高以及过去一年内有住院经历的农村家庭受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表明,预防性储蓄、居民健康和代际经济支持是长期照护保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应通过扩大城乡试点范围、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构建服务供给体系等方式,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影响——基于电子商务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维护消费市场稳定,增强消费市场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对于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支付数字化转型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会产生直接的正向赋能作用,相比较而言,支付数字化对维护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稳定的作用更强。同时,支付数字化也会通过电子商务发展渠道间接影响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表明电子商务发展的中介效应存在,具有进一步增强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正向赋能作用,且这种赋能效应在农村消费市场韧性中表现的更强。最后,本文从加快支付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视角,提出了维护我国城乡消费市场稳定,增强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健康公平视角下的城乡居民医疗支出不平等研究——基于生命周期模型

促进健康公平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立居民医疗支出内生决策的生命周期模型,根据实际数据采用模拟矩估计法估计城乡居民偏好参数,通过模型求解揭示居民的医疗支出行为特征及城乡差异,并讨论相关政策对城乡医疗支出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生命周期最优医疗支出均呈现倒U型,但医疗支出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收入差距、主观偏好差异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差异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且重要性依次降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升医疗技术以及引入普惠型健康保险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医疗支出差距。因此,应增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性,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惠民保等普惠型健康保险,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以缩小城乡医疗支出差距。

数字经济赋能消费提质扩容的机理与路径

以数字化为关键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的新的关键驱动力。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行为、消费偏好和消费对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呈现消费结构优化、消费观念变化、消费空间转向等新特征。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消费主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提升,推动消费客体供给质量提升和创新升级,释放长尾效应,优化和创新消费场景,基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场景协同赋能消费提质扩容。数字经济在赋能消费提质扩容的同时,也面临数字消费内蕴矛盾、数字鸿沟、数字治理体系构建等挑战。为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建议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场景和消费治理四个方面入手,破除制约消费实现和升级的阻碍,激发更多的内生发展动力。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抓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助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界定消费和经济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基于新发展理念,阐释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而分析当前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对策建议,包括增强消费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对提高居民效用水平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和增加家庭信贷可得性,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低人力资本家庭、中老年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提高数字经济包容性,满足家庭多样化消费需求,为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数字支付能显著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吗?

居民消费对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少关注农户内部消费不平等问题。鉴于此,基于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由农户人均消费支出测算的Kakwani指数构建消费不平等测度指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支付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支付能够显著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支付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高消费可及性,进而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支付对户主年龄更高、受教育水平更低农户消费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更大,对发展型消费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大于生存型消费。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加大对农村数字支付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支持农村发展型消费品产业发展。

荆州市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潜力调查与分析

农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荆州市农村消费潜力巨大,调查发现,荆州市农村居民有强烈地创新创业意愿,农村消费市场环境持续改善提振了消费信心。但在挖掘荆州市农村市场消费潜力过程中,也存在收入增长放缓、消费热点不多、消费场景不够完善、消费环境存在改进空间等问题。因此本文建议,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深挖农旅融合潜力,加快农村市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满足农村消费需求。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系统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202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值的97.3%。根据国际经验,在迈向高收入国家门槛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大,如何增加社会消费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命题。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增长一直受到高投资特别是无效、低效投资的挤压,导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消费率持续偏低、投资率奇高。当前,我国消费增长不足是系统性变量综合影响因素形成的。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抑制了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消费规模的扩大;二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压低了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能力;三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直接降低了社会消费的整体增长;四是社会再分配功能偏弱不能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五是供给结构适配性不足难以适应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六是消费市场环节痛点堵点多,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有待理顺。必须从体制和政策上根本解决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和难以扩大消费的问题。

城市职购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与优化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职购行为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消费活动,对其特征及成因的理解有助于完善城市就业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协调布局,丰富城市生活空间的理论认识。以武汉市为例,运用LBS位置服务数据、抽样调查数据、GIS空间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测度职购出行距离,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职购活动以中短程出行为主,职购距离的圈层异质性明显,城市边缘及外围地区职购便利性更差。就业地商业可达性、社会经济属性、就业通勤成本、网络购物习惯等是影响职购出行距离的重要因素。应优先对10余处职购不便问题突出的就业集聚区开展优化,既要推动基于多因素协同的综合优化,也要区别不同就业集聚区职购困难的诱致主因,实施分类型、差异化的改进措施。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

基于2010—2020年西部地区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集聚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均有促进作用;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方面,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集聚对西南地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效用均高于西北地区,且对文化服务业的消费市场影响最显著。为了优化西部文化消费结构,应探索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型发展路径,提升文化消费市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