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与影响因素分析

提升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解决我国整体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熵值法从内外部双重视角对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测度,同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描述性统计、影响因素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提出西部民族地区要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提升人力资本作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强化“市场主导+政府调控”发展模式等建议。

民族地区城乡融合的功能、空间及治理研究

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社会稳定的风向标,乡村地区作为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压舱石,均对我国社会平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既推动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也凸显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城乡功能不协调、空间布局待优化以及协同治理不完善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上述发展模式固化衍生的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及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困境,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短板,然而重塑城乡空间关系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因此应在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通过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善治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促进功能互补,构建城乡双向赋能的空间结构,对于民族地区实践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价值。

数字经济赋能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逻辑机理和路径选择

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战略部署。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是边疆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在微观层面通过供需匹配、成本节约、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等助力边疆地区的企业加速转型,在中观层面推动了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嬗变,在宏观层面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以数字化提高边疆地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面对新发展格局,文章从政策保障体系建设、数字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数字化开放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边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以期全面提升边疆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驱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依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创新动能,成为驱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质生产力与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其能够以新要素为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以新技术激发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以新产业构成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在把握新质生产力驱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以要素融合为途径、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新兴产业为导向、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基调,共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低碳技术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以宁夏光伏产业为例

以宁夏光伏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为例开展案例研究,从光伏产业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光伏企业、村集体组织的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光伏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光伏技术通过三大作用机制赋能乡村振兴:一是赋能农业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及能源结构转型;二是创造就业岗位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完善基础设施与提高乡村文化活力。据此提出“光伏+”理念推动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绿色产业振兴路径,确保技能人才供给与光伏产业需求相匹配的人才振兴路径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光伏项目管理的组织振兴路径。

发展差异视角下的涉藏牧区生计政策效益分析——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为例

在可持续生计理论指导下,梳理既有研究对生计措施进行的“生计孵化措施”“提供成品措施”以及“生计环境再造措施”三种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收集县域统计数据,采用数据分段法划分涉藏牧区生计水平,对研究案例进行生计发展差异分析。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量化分析数据,以生计结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发现:一,不同类型生计措施对生计结果内涵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生计孵化措施”对有关“能力”和整体生计结果产生较好的促进,“生计环境再造措施”和“提供成品措施”对生活便捷性和生计韧性的优化产生效益。二,生计政策的效益实现在不同生计发展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较高生计发展区域的政策效益在程度和广泛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其主要优势源自“生计孵化措施”,“生计环境再造措施”对低生计发展区域产生更好的政策效益,“提供成品措施”效益则在不同生计发展区域中相对一致。

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及赓续路径

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丰厚,是多民族互融共塑的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至今积淀了深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代表着各民族共创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符号外显于形的物质层基因;彰显着各民族共享的中华形象,是民族形象内隐于形的行为层基因;凝聚着各民族共融的中华精神,是民族精神内蕴于心的精神层基因。“形、感、效”是相互贯穿的有机统一体,农业文化遗产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的赓续,需借助“形”塑造可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对象;通过“感”融入可激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情感;巩固“效”夯实可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成果,最终汇聚成促进其赓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势能;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张力与调适——基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府职能视角

治国必治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驱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性,在宏观层面存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与正外部性间的结构性张力,在中观层面存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累积循环效应”的客观事实,在微观层面存在“完全市场假设”与“诱质性制度变迁”的双重差距,三者共同构成了政府职能的“在场”逻辑。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政府职能,以“有为政府”建构“有效市场”,具体表现为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边疆民族地区还需调适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我国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与区域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民族八省区经济、社会、生态、旅游的相关指标数据建立旅游发展与区域韧性综合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与区域韧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障碍度模型探索了影响其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各省区旅游发展综合值大致相近,且均在2019年达到峰值;(2)民族八省区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逐年上升,且社会韧性增长速度高于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3)民族八省区旅游发展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是旅游与区域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基于此,我国民族八省区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提高就业率,积极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发展、加强环保建设,依托自身地质资源和环境优势努力发展旅游产业、打造完整的旅游产业链。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高龄老人社区照顾体系的构建——基于湖北省利川市Z镇B村的调研

在人口老龄化逐渐严重的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现象日渐加剧。推动老龄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优化全国养老服务的重要驱动力。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实地农村调研,分析少数民族地区高龄老人面对来自个人或家庭、社区的养老困境及其原因,从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层面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高龄老人社区照顾体系的构建,旨在缓解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高龄老人面临的养老困境,满足其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

河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深化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指出两者的协同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2012—2022年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整体实现较大改善,但子维度发展存在差异;耦合度和协调度得分稳步提升,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提升至优质协调,互促效应加强;11年间,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但后期新型城镇化发展迅猛,逐渐赶超乡村振兴。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川西北高原牧区低收入群体生计能力调查与稳定增收策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低收入群体返贫风险监测是国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文章基于对川西北高原牧区6个县的田野调查,利用获得的105户低收入群体一手资料详细评估了该群体的生计水平和生计能力。研究表明:受访群众整体生计能力指数处于偏低状态,占比达到66%,相对较高生计能力仅占34%,返贫风险较高。同时人力资本低下与能力贫困、抗风险能力低与支出型贫困、内生动力不足与心理贫困三者交织是该群体容易返贫的主要诱因。鉴于此,推动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应该从加强其人力资本培训,健全产业稳定增收新机制,建立联动针对性返贫风险预测信息化管理政策响应体系和构建稳定增收的社会兜底保障机制四层面出发,系统性出台适用于川西北高原牧区普惠性、特色性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策略研究——以甘南地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给文化旅游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潜力与机遇,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甘南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社会组织等层面的努力下可助力区域乡村振兴。文章依据甘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的数量、种类,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甘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民族地区三产融合的效应——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近年来,数字经济赋能三产融合发展的势头强劲,于民族地区而言,数字赋能其三产融合颇具时代意涵。文章基于2001—2021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三产融合发展的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正交化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数字经济对三产融合发展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数字经济单向赋能三产融合,但其赋能的长期效力不足。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打造民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新平台;第二,加大民族地区经济投入力度和政策实施效度。研究结论所强调的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新平台的建设及其政策实施效度的提升,实现数字经济有效且长期赋能民族地区三产融合的举措,可为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支持。

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基于山脚村的个案调查研究

产业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对于广大后发展地区而言,加强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选择、培育和发展,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又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鹿寨县黄冕镇的山脚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以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成功入选2022年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调研发现,山脚村成功实现以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离不开多重政策支持和多措并举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方法的运用:充分利用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促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强化党建引领,鼓励多元主体协同乡村治理;壮大村集体经济,吸引劳动力回溯;繁荣乡村文化,筑牢共同精神家园;健全乡村生态长效保护机制,发展生态循环再利用产业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展CCER潜力分析

清洁能源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CCER重启,研究民族地区清洁能源的发展潜力对乡村振兴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通道侗族自治县当前清洁能源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当地清洁能源的发展前景进行评估,研究得出通道侗族自治县若融入CCER交易,能提供近40吨的减排量,为其带来每年近两千万的经济收益,发展CCER的潜力巨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青海省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

基于2007—2021年青海省各市州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运用AHP-熵权TOPSIS对青海省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Kernel函数等模型全面分析其整体协调和时空演化特征,并进行障碍因素识别。结果表明:2007—2021年青海省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为0.434 1,处于中等水平;各市州中西宁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指数均值为0.568 4;青海省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提高状态;五个维度贡献力度最大的为创新发展,平均贡献力度为29.43%。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系统协调性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水平,平均协调度为0.290 7;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空间非均衡性和地区差异,区域间差异平均贡献率为50.87%。影响青海省高质量发展最大的准则层障碍因子是创新发展(平均障碍度为28.75%),最大的指标层障碍因子是科技投入(平均障碍度为8.95%)。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地区民宿产业发展模式——基于阿坝州汶川县的调研

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民宿产业是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汶川县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和民宿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得出羌族地区民宿产业面临发展要素不健全、业态发展不协调、管理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找准民宿产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点,提出“政府—企业—协会—经营者”四方联动模式,通过加强政府政策支持,统筹协调推进发展;引入企业资本投资,发挥企业合作优势;发挥民宿协会自治管理功能,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指导民宿旅游经营管理;民宿经营者要因地制宜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实现民宿产业有效供给,探求民宿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路径。

四川省红色旅游共生图谱形成机理及演进态势研究——基于红色旅游与民族经济发展的视角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是具有鲜明政治导向、强大思想感召力和广泛教育意义的特色文化资源,籍此形成的红色旅游在我国的旅游发展格局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的客观事实、应对新冠疫情体现出的制度优势、实现中国梦愿景下攻坚克难的精神需求等共同催生了对红色旅游的发展期待。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地也大多处于我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利益分享,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民生改善。本文以更好地发挥红色旅游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作用为旨向,运用共生理论,聚焦四川省这个特定区域,分析红色旅游共生体系的搭建历程、共生体系内各要素的内在关联、未来发展态势研判和应对举措等,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

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从经济上看,互嵌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渗透关系,通过经济互嵌式发展,不仅扩大了各民族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选择空间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间,而且还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从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综合评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发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已有显著提升,但族际差异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