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当前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基础较弱、定位于国家“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其产城融合发展面临着城市高标准开发的自我造血机能较弱、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要素支撑较少、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动态平衡较难等追赶和示范需同时进行等挑战。在未来产业发展服务化、城市发展多样化、产城发展协同化、产城创新数字化的趋向下,应以创新利用雄安“金字”招牌为首要、以充分发挥市场运行逻辑为支撑、以加快形成示范效应为突破、以渐进式产业发展为路径、以有效协调周边区域利益为促进,加快雄安新区产城融合发展,更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日益深入和多赢。

粤港澳大湾区真的产业结构趋同了吗?——基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与竞合关系视角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迈向高端化的重要支撑与主攻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规模优势突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分工和协作对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点的结构趋同程度、产业竞争和合作网络、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特征及其演变研究的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结构趋同,其中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总体表现出合意的趋同,主要是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产业内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所致。(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表现为能级接近城市之间的横向竞争,这种横向竞争无论是否在相同城市圈都存在。产业合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的纵向合作,主要存在于都市圈内部,且横向竞争在减弱,纵向合作得到加强。(3)核心城市部分行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得到强化,外围城市正经历差异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这是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范围再次分工、协作的结果。(4)都市圈联系网络的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地理邻近性、港澳地区的积极作用等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结构趋同和产业趋向分工合作的主要原因。

国家“双区”战略背景下江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与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目标、新要求,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这一战略举措对江西赣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打造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节点具有重要示范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辐射带动环泛珠三角、打造国际金融枢纽、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巨大消费市场,为江西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为赣州带来了产业辐射、金融辐射、科技创新辐射、消费辐射和交通辐射。据此,江西应积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大赣州承接产业转移力度,构建粤赣产业协作示范区;构建粤赣金融合作平台,推动“三南”园区一体化发展;加强科研创新能力,推进粤赣科技创新常态化合作;提升赣州国际陆港能级,加快江西融入“轨道上的大湾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加快江西融入“大湾区两小时旅游圈”。

新发展阶段的“雄安质量”:内涵、实践与路径

当前建设雄安新区的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标志着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雄安质量”作为雄安新区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概括,也体现出新的内涵、特点和发展要求。新发展阶段“雄安质量”的科学内涵,包含基本内涵,层次性、阶段性与时序性特点,以及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评价维度等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评价“雄安质量”的建设成效,并提出承接工作精准有序、加快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和分层构建高质量支持体系的新发展阶段“雄安质量”实现路径。

城市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基于雄安衡水协作区建设的思考

高质量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的战略决策,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市、美丽衡水的重要支撑,也是区域经济学大都市圈理论和空间溢出效应理论的重要体现。目前,雄安衡水协作区面临着统筹机制协调力量薄弱、规划体系还需进一步细化、土地和人才要素瓶颈制约严重、产业协作关系尚未形成等问题。因此,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完善区域经济规划体系、制定招商引资机制、破解项目落地要素制约、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加强与雄安新区的沟通对接和服务配套。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有序转移的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赋能产业有序转移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存在政府规划主导驱动型、政策优惠竞争驱动型、国际形势变化驱动型等三种类型,而实践中出现的“握手式”产业转移、“蛙跳式”产业转移、“出海式”产业转移等现象不利于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建立在跨区域协同治理基础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有序转移的重要推动力。粤港澳大湾区所拥有的制度型开放优势能够通过产业链溢出效应、升级效应与协同效应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为解决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此,可以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体系建构、加大制度创新供给力度、加快制度型开放经验推广、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途径,为进一步激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有序转移活力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实现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体面劳动指标构建与经济特区平稳发展

体面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全球化背景下针对劳动群体提出的战略性措施,与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文章以中国经济特区为例,探讨体面劳动与中国经济特区的联系,从企业创新、社会公平率、外资投入、政府注意力四个方面,分析体面劳动与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体面劳动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社会公平率、外资投入与体面劳动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而政府注意力能够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推进的典型做法与经验启示

“企业创新积分制”作为一种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对于精准助力科技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试点高新区的具体推进方式以及典型经验做法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得到制定个性化积分项目和计分标准、强化政策引导和激励、建立数据共享和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创新积分制度培训和宣传推广、持续改进和完善创新积分制度五大方面经验启示。

大都市圈人口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基于地理和网络圈层嵌套视角

厘清大都市圈的人口分布特征及问题是推动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都市圈的圈域结构理论,借助空间分析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地理圈层和网络圈层视角对中国上海和北京两个典型大都市圈的人口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分布呈现多“星火”团簇式集聚,北京则单中心人口集聚模式凸显;(2)从地理圈层视角比较人口规模发现,北京、上海两大都市圈核心区相对于东京和纽约大都市圈人口过密,但人口增长率降低,疏解核心区非核心功能有显著成效,中间和外围圈层显示出较高的人口承载空间;(3)建立人口的空间关联探究两大都市圈人口的网络圈层结构发现,上海大都市圈整体人口关联性更强,板块间互动更密;(4)将网络圈层人口流动嵌套于地理圈层发现,人口高频流动板块均位于两大都市圈的核心圈层,但上海大都市圈圈层内部成员和圈层间联系较北京大都市圈更为紧密。

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阶段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的分析

基于2022年国家高新区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超效率模型、三阶段DEA模型对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在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各区域也有所不同;环境因素对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影响不大,规模效率是造成各地区创新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找出影响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因素,对第一阶段的超效率值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地区比重、技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专以上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与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影响较为显著,并且都为正相关关系。最后,对国家高新区提升创新效率和解决地区差异的方法提出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现状、问题和对策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肩负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重使命,以敢闯敢试的气魄从无到有走出了一条具深圳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深圳的崛起绕不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历程,我国的科技创新也在深圳被诠释得精彩纷呈。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圳被再次赋予重大机遇和光荣使命,从先行先试转向先行示范,在新时代为实现全面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踏上新征程。本文通过对科技创新的要素构成和研究基础,结合深圳一路走来的政策背景和特征现状的综合分析,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如何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更好地给予解决对策,为广东乃至全国提供高质量的经验借鉴和启示。

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作为经济集聚与创新集群重要载体的产业园区,其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可持续发展观,以我国100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多个要素协同影响产业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单个要素不构成园区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实现高经济绩效发挥普适作用,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对实现高创新绩效发挥普适作用;(2)3条持续发展路径可以实现高经济绩效,2条持续发展路径可以产生高创新绩效,表明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具有多重路径。非高经济绩效路径有4条,非高创新绩效路径有5条,分别与相应的高绩效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在一定条件下,产业合作与社会环境在实现高经济绩效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在实现高创新绩效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4)高创新绩效路径一定是高经济绩效路径,但高经济绩效路径不一定是高创新绩效路径,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持续发展路径,是同时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关键路径;(5)经开区与高新区在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产业园区中的占比均衡,说明两者实现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具体发展路径基本一致。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以下简称“天津经开区”),是1984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1986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经开区时亲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曾连续16年蝉联中国开发区综合排名之首。

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商融合发展探析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开放的边缘,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开发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突显文化个性,展现特色湾区文化;重视宣传工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推动体制改革,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市场运作整合,丰富旅游产品体系,从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商三种产业融合和走向共赢。

黄河流域自贸区营商环境优化与辐射效应研究

2022年我国正式启动了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盟,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1年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盟的11个片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政府税收优惠、商贸流通水平、金融服务创新等5个指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盟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在准确认知与客观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结果提出沿黄自贸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有利于发挥其打造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新格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度工业产值、经济发展水平等样本数据,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模型,以济南片区为例深入考察营商环境的优化对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的影响效应,可进一步明确未来工作的着力点,为切实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借鉴。

国家级新区对房价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国家级新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可能引发区域房价波动。通过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国家级新区影响房价的理论机制。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使用PSM-DID方法系统评估了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新区设立显著推升了房价4.7%,且对低行政级别城市房价的推升更明显;国家级新区对周边100 km以内的城市房价并不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周边100~150 km内的城市房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国家级新区对房价影响持续期长达4年。同时提出优化区域房地产市场调控、发挥国家级新区的区位导向性作用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特区实践与理论研究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举。以经济特区为起点的渐进式改革与非均衡发展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特区由此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生动的实践。时代不断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外延,但其作为改革先行者、现代化引领者的内涵从未改变。特区持续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与活力保证,并贡献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路径。新征程上,经济特区的中国故事如何续写、中国理论如何深化传播,有赖于中国经济特区理论研究体系的构建。基于此,应从经济特区的“时代性”出发,把握中国经济特区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从特区的“特殊性”出发,认识中国经济特区理论研究的本质;从经济特区“一般性”出发,抽象出其为世界共性国家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的“普遍性”意义。

自贸区建设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在国家高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地理毗邻、政策叠加的背景下,客观评价高新区创新效率并准确识别自贸区政策效果,可为加快两者协同联动发展提供依据。利用2007-2020年34个国家高新区及其所在城市面板数据,分别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测算高新区创新效率,分析自贸区建设对国家高新区创新资源集聚和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贸区建设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高新区创新资源集聚水平,但对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将创新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实证结果显示,自贸区建设显著提高了高新区技术效率,但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此,提出促进高新区和自贸区协同共建、形成双区联动政策合力、促进创新效率提升等政策建议。

我国内陆自贸试验区试点的区位选择——基于fsQCA方法的分析

中央在选择自贸试验区试点时并不依赖单个条件而是综合考量地理位置、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生产要素、市场规模、区域中心度等多个因素。本文运用20个内陆省/市/自治区省级层面2020年的数据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这种新方法从组态视角对内陆自贸试验区试点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成为内陆自贸试验区试点的组态有三个,核心条件是产业发展水平即工业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市场规模和区域中心度,地理位置和劳动力要素也在其中一个组态起到辅助性作用。这说明中央在选择内陆自贸试验区试点时更着重产业基础、市场潜力和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同时,本文还发现成为内陆非自贸试验区的组态有四个,但核心条件都是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的缺席,工业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劳动力要素、区域中心度的缺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国家自创区科技创新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指出国家自创区是引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国家自创区科技创新政策。本文为评估国家自创区科技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科学性,基于科技创新政策内容本身,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创新力度、政策完善度和政策协同度3个维度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今后我国国家自创区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及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