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措施、影响及对策

2008年至今,美国政府形成了以“在岸生产”为核心、以“近岸外包”为支撑、以“友岸外包”为保障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政策体系。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态势得到缓解,海外供应链调整加快。尽管如此,美国强行推动国际供应链重塑有违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大势,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持续负面影响,并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经济。美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对我国产业发展与供应链安全有重要影响,应对美国“脱钩断链”需要系统施策。

美国产业政策复兴:目标、特征与启示

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美国政府也在国际上反对产业政策的使用。但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出现复兴,主要体现在直接干预型产业政策明显增多、推动产业本土化归岸化、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加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等方面。从历史上看,产业政策在美国的崛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二战后美国取得全方位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重点支持科技创新,鼓励自由市场竞争,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实施适度干预。当前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呈现出产业补贴的使用增加和力度加大、竞争前环节仍是产业政策的重点、联邦产业政策多以法案形式出台、注重不同政策间盟友间的协调配合等新特征。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政策仍然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迈进,也需要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对于我国全面认识产业政策的作用、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供应链政策与供应链效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准自然实验

提升供应链效率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试点政策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效率、优化内部控制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供应链效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以及所处试点城市的企业,试点政策对供应链效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拓展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存在行业溢出效应和经济后果,试点政策对同行业非试点企业供应链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效率促进企业绩效。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信创技贸措施及合作建议

本研究探讨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投资限制、审查机制和贸易限制的影响,并提出促进中美合作与稳定贸易的建议。通过共同努力,双方可实现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稳定、繁荣和可持续的中美经贸关系,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美日欧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解构与比较分析

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链安全保障措施,显著影响国际分工体系。以“指导思想—政策工具”为分析框架,可以相对全面而有效地解构其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旨在追求“美国优先”的绝对安全与霸权地位,日本总体继续坚持“综合安全保障”的理念,欧洲国家则主要强调“战略自主”。政策工具设计分三个层面实施:在国家层面,美日欧都强调重塑制造业生产能力,但侧重领域不同;在区域层面,美日欧更强调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并行,并辅之以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在全球层面,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强化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权是其关键诉求。展望未来,一定时期内美日欧的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实施将对中国产业链安全造成较大挑战,以区域合作为关键机制的多链并行或将成为重要趋势。

汇率方法与购买力平价方法视域下的中美经济规模比较

以汇率方法和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美经济规模会得出不同结论。近两年中国以汇率方法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有所扩大,实际上这是由美国价格水平上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造成的。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2017年超过美国,其后超过美国的幅度不断扩大。但是,国内生产总值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从“脱钩”到“去风险”:美国对华经贸科技政策的变迁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延续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在经贸和科技政策议题上,美国从强调“脱钩”转向重视“去风险”。美国认为,经贸与科技政策隐含的安全风险日益显性化:经济全球化催生的过长供应链容易受到地缘形势和突发事件的冲击;全球化造就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而产生脆弱性风险;军民两用技术随着全球化扩散有可能损害美国安全利益。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将这三种风险与中国紧密挂钩,对华推行“去风险”政策,强调投资自身以提高美国的工业和创新能力、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以提升其韧性、加强对先进技术转移的管制与限制。美国对华“去风险”政策仍在探索和调适的进程中,其“去风险”政策与“脱钩”有所不同,旨在消除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所带来的风险的同时保留双方有益的合作,但同“脱钩”一样难掩其霸权焦虑的本质。未来,美国的“风险”认知和应对策略仍将不断调整和发展,这也意味着中美战略博弈的过程将是长期和复杂的。

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态势、政策变化及启示借鉴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一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攀升。同时出现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吸引重点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分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领域出现结构性变化。这与美国引资政策稳中有变密切相关。美国在现有引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签署高标准投资协定,加大安全审查力度和重点领域引资力度,原因包括美国要巩固并增强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芯片等重点领域发展,以及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促进增加就业等。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做法对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

收入分配、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基于美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探讨了收入分配对医药创新发展的影响,并阐释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机制。基于2013—2020年美国51个州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机制检验程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着倒“N”型非线性的影响关系。(2)在收入分配影响医药创新的路径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是影响机制之一。(3)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医药创新的作用不同,表现出门槛效应:过大的收入差距抑制医药创新,跨过第一个门槛后,适度的收入差距将该效应由负转正;经过第二个门槛后,收入差距过小也将对医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也存在着相似的两个门槛。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可以为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实现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形成创新药物的有效需求等政策制定提供证据支撑,对推进医药创新在我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美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结构与运行特点分析

面对军事战略转型牵引、新型战争形态推动、新军事技术驱动的现状,美国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形成良性运转的国防科技创新生态圈,呈现“需求导向、体系完善、保障完备”特征,具备“总体战略-作战应用-专项支撑”三级顶层规划机制,可有效保障美国利益。

西雅图“科技创新之都”建设对杭州的启示和建议

西雅图位于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西北部,总面积15203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2023年,西雅图都市区的GDP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排名美国城市第9位、全球第18位。根据全球知名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报告》,西雅图创业生态排名全球第10位。西雅图作为美国著名的“科技创新之都”,微软和亚马逊两大云计算巨头都坐落在这里,与杭州的城市定位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发展经验对杭州建设创新型城市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主题态势解析及应对策略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以应对中国挑战为目标,使用“综合威慑法”得以从战略上“竞赢”美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竞争对手——中国,出口管制是美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撒手锏。本文采用2021—2022年拜登政府的官方文件等开源资料,运用社会网络和文本聚类的分析方法,系统解析拜登总统任内对华出口管制的焦点主题。研究表明:“科技”“军事”“供应链”“新疆”是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的关注重点,且热度交替演进。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出口管制政策,并在此基础上重视出口管制与其他制裁工具间的联动,进一步强化联合其他国家构筑“去中化”的高技术联盟。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假日市场:美国中心城市复兴的可行路径

20世纪70年代,假日市场的兴起成为美国城市发展和复兴的重要趋势。通过重塑中心城市的历史建筑,创造吸引人的城市景观,这些市场吸引了游客和居民,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活力的恢复。波士顿法尼尔市场的开发及兴衰,反映了假日市场成功的原因及其对城市复兴的意义。随着经济结构去工业化和空间结构大都市化的双重转型,中心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拆除—重建”的城市更新方式已无法满足后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生成于工业时代的市中心,其成功复兴的主要路径在于与后工业经济步调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城市需要关注创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保护历史建筑、创造吸引人的城市景观,并引入多样化的商业和文化活动,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美国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计划实施现状与特点

2023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了“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计划”(Region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ub Program),在全国投资设立多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将它们转变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中心,以促进与经济增长、国家安全等领域相关的重要技术投资,并为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以及全球竞争力发挥作用。该计划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组织,最终从全美370多份申请中遴选出31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些中心聚焦创新产业,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等前沿领域,能够从联邦政府获得4000万美元至7000万美元不等的实施经费。

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构建“经济安全国家”:相互依赖时代的美国竞争战略

在大国竞争重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轴后,如何在新的、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展开竞争、趋利避害就成为美国政策界的核心关切。相关研究在视角和原则上均延续了冷战时期的类似讨论,关注国家应对外部安全压力和维护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主张在长期的大国竞争中制定追求适度安全、平衡安全和发展需要的竞争政策,并据此构建与政策相匹配的国内体制。在当今美国,上述研究正围绕什么是经济安全,美国面临着何种经济安全形势,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安全国家”等议题展开。基于不同的对华认识,美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认识。一者主张只有“全面脱钩”才能确保经济安全,另一者主张美国能够依靠“去风险”来兼顾安全和发展需要。拜登政府也是这场争论的参与者,其对经济安全的认知也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和中美力量对比的消长而变化。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收窄了经济安全的定义,没有将中美经济关系全面“安全化”,也没有大刀阔斧地重构国内的经济安全机构,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温和平衡的战略路径。透过考察美国如何设计和构建“经济安全国家”,可以更加精准地理解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妥善应对这一竞争。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的盟伴选择:一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

外交联合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不对称优势,美国在不同议题领域对盟友和伙伴进行了联合。当前,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仍然是国家科技竞争涉及的主要结构,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四大结构下的不同领域成为了国家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而在不同结构下拥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则是美国进行联盟和拉拢的重点对象。由于美国在金融结构下具有显著的不对称优势,美国更加倾向于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挑选具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使其成为自身的盟友和伙伴。由于一个国家可能在多个结构下具有较高的结构性权力,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进行的外交联合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盟伴体系。通过对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中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为理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

美国多边技术合作的进展与局限

拜登时期,技术竞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美国也愈发注重联合盟友实现其“小院高墙”的目的。为此,拜登政府构建或升级了一系列多边技术合作平台,在一些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中也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竞争的功能。本研究跟踪总结了拜登时期美国多边技术合作取得的主要进展,并分析其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为我国应对美“小院高墙”策略,突破多边技术封锁提供参考。

品味美国“牛仔之城”达拉斯

提起美国达拉斯市,我们想到的通常是“西部牛仔”“农场主”“保守主义”这样的词汇。实际上,达拉斯的形象不止于此。坐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的达拉斯市,是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美国第九大城市。作为美国南部重要的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达拉斯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都很发达,交响乐团、歌剧院、芭蕾舞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广布,是美国南部当之无愧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