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学习、组织韧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的主要途径,然而目前鲜有探究双元学习和组织韧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为厘清双元学习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拓展组织韧性和技术创新相关研究,运用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将双元学习划分为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将组织韧性划分为前瞻韧性和即兴韧性,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二者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组织韧性的中介作用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调节作用。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来自制造企业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工程管理硕士(MEM)学员线下发放问卷、通过社会网络向制造企业有关人员线上发放问卷和实地调研部分制造企业等3种方式收集相关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不仅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前瞻韧性和即兴韧性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瞻韧性和即兴韧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分别在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与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大数据分析能力正向调节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对企业的相关管理启示:加强双元学习,提升自身组织韧性,以及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

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基于“动机-能力-机会”(AMO)理论分析框架

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而如何提升转型绩效是当前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但学界针对此议题的深入研究尚较为缺乏。对此,首先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概念作出定义并分析其内涵要素;其次,鉴于组织、团队或个体的绩效水平会受到其能力(ability)、动机(motivation)和机会(opportunity)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动机-能力-机会”(AMO)理论框架构建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影响因素的组态模型;最后,采用面向全国制造企业的103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并结合典型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企业转型能力(企业动态能力、企业知识禀赋)、转型动机(内在转型需求、外部竞争压力)以及转型机会(政府政策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样本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能力、动机和机会均无法单独构成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必要条件;存在8种会导致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并可归纳为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动机主导能力支持型、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机会主导能力支持型和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五大组态类型;有1种条件组态会导致企业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可归纳为能力、动机、机会兼不具备型。由此得到启示:制造企业在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须重视对自身能力、动机和机会三者情况进行综合性考量,结合实际选择合理的转型升级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经济下行风险防范与应对:基于G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是保障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发展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快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统筹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和“在险增长”(GaR)实证研究框架,演绎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使用我国2011-2022年期间226个地级市的季度数据测度了区域经济下行风险,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下行风险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力防范区域经济下行风险;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城市市场潜力、激活乡村消费活力以及增强大众创业动力,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资本渗透与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缺乏区位优势、经济基础较弱的城市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调节风险防范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对研判宏观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论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以生产性服务业数智化为契机,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内在机制基础上,构建包含金融服务、科技信息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三部分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回归模型对2014—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数智化改造对AGTFP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金融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的数智化改造对AGTFP的影响呈现当期有效的特征,而科技信息服务数智化改造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可以保持对AGTFP的显著促进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强到弱依次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AGTFP的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构建以科技信息服务为基础,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服务为引领,拉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效增长机制。

基于网络演化视角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合作创新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长三角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主要集聚区,但针对该区域集成电路行业产学研多主体深度融合创新绩效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选取1995—2021年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的专利数据构建产业合作创新网络,采用ArcGIS可视化手段,通过拓扑结构分析、空间结构分析等方法梳理该网络演化的趋势特征,并基于2021年其中124家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合作创新网络的发展可划分为4个阶段,近年来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创新网络,网络结构从松散逐渐紧密,网络内区域间联系逐步增强,与区域外主体空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企业在合作专利申请行为中的位置优势及经验优势不会影响企业的合作意愿;知识邻近性对关系邻近性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通过创新绩效对合作创新成果产生中介效应,而且创新绩效对合作创新成果的正向影响显著;环境邻近性显著正向影响知识邻近性且显著负向影响创新绩效。因此,要进一步打造品牌化、国际化和数字化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合作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提升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合作创新网络的能级。

利益相关者知识共享行为对项目绩效影响机制探究——以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为例

知识共享行为在重大工程项目中的重要性已获得广泛认识,但实践中受项目和组织的复杂性以及严格的时间和成本等限制,跨组织的知识共享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和管理。为提高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增强利益相关者管理的针对性,并给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见解,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从宏观、微观和实践3个层面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项目行为分析架构,在不同的尺度上提供理解复杂项目背景下跨组织行为的视角和工具;在此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针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典型代表——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探讨关键利益相关者知识共享行为影响项目绩效的机制。结果表明:在该多层次理论框架视角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感知态度、主观规范和制度支持对其知识共享行为意图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此外,知识共享行为意图显著正向影响实际的知识共享行为,进而对提升大型航空交通枢纽项目的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在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依赖传统的“硬性管理”手段,还应加强对“软性管理”方面的关注,通过识别和优化利益相关者的跨组织行为模式可以有效提升项目的绩效。

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企业社会关联可能是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已有关于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对新创企业以外其他不同类型企业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也缺乏对环境动态性这一重要情景变量在企业网络关系与企业成长中的作用研究,此外考虑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也不足。因此,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与资源依赖观为基础,探讨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动态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82份来自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有效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商业关联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但不具有倒“U”型关系,认为主要原因是商业关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带来的资源效益仍然高于建立与维系商业关联的投入成本和互惠陷阱;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适度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而当政治关联的强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源可能会更多地被投入到发展其他能力等方面,从而对企业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即环境动态性越高,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弱。为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谨慎使用政治关联,平衡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强度,有效整合两种外部社会关联所带来的资源。

中美知识产权贸易影响因素测度

在全球经济转型中,象征着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中美技术创新导致的知识产权贸易的优势差异,根据波特钻石模型,收集2010—2020年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和其他10个东道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5个)的有关面板数据,并引入东道国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运用实证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等,探究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考察期间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收入均值中国远小于美国,同时收入差距中国远大于美国。(2)美国知识产权贸易仅受东道国的关税税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工自由度3个因素影响,而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受制约因素更多(共7个),其中受东道国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的负向影响较大,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的实力和比较优势与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3)中介效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其中东道国的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对美国知识产权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对中国而言则前者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后者为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东道国居民消费率为部分中介;此外,东道国GCI对中国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美国。(4)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实力,而目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优势国为发展中国家。(5)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利于其削弱关税壁垒和人才流动的影响,于中国而言则可减轻受关税、人力资本和企业承载力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中国进一步增强资源承载能力和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对策建议。

知识资源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在数字化的情境下,关于知识基础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尚存在不同观点。为利用和盘活已有知识资源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基于知识基础理论,通过4103家中国企业2010—2021年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知识资源的不同性质对于组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知识重组能力等情境变量在传统知识资源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宽度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宽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深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可见,组织需要较多的异质性知识,不能局限于某一知识领域,才能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应涉猎更丰富的知识领域,拥有多样化的异质性知识元素,同时对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和匹配,以实现更高效的运营和业务目标。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推动生产要素在中国城乡的双向流动,进而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但目前针对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不足。因此,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对中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和区域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深化该主题研究,为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数字技术为切入点,从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化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省份城乡产业协调度,并就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地理位置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县域经济在数字技术助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数字技术才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其门槛值为10.379。基于此,进一步从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统筹规划和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多层次网络嵌入与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关系——基于双元创新行为的中介模型分析

众创空间企业小而新、资源和能力有限,要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绩效,嵌入外部网络已成为其必然选择,但有关影响机制的“黑箱”并未完全打开;而且,为使用、提炼已有知识和技术提升现有技术、产品/服务、过程、结构以巩固现有市场的利用创新行为和拓展或突破原有技术、知识形成新技术和新知识以满足新市场的探索创新行为(以下简称“双元创新行为”),在企业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仍未明晰。为此,基于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创新理论,构建“多层次网络嵌入—双元创新行为—众创空间创新绩效”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对福建省306家众创空间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别考察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知识嵌入是否通过引发双元创新行为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同时检验3种网络嵌入的组合效应。结果表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知识嵌入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双元创新行为在多层网络嵌入和众创空间创新绩效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在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在结构嵌入与创新绩效间发挥并行中介作用;关系嵌入和知识嵌入存在叠加效应,而结构嵌入和知识嵌入存在抵消效应。可见,在众创空间中,具有关系嵌入和知识嵌入优势的企业在网络中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更紧密的关系和更丰富的知识资源。因此,企业应关注网络嵌入状态的协同效应以及知识嵌入状态,并根据网络嵌入状态选择合适的创新行为,以实现创新绩效的明显改善。

生命周期视角下融资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及作用机制分析

不同生命周期下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创新强度、创新需求和融资约束,融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可能也有所差异。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生命周期对此的调节作用,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以及非线性效应角度,根据2008—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增加融资约束、减少研发投入、减少资本投入等方式考察内外部多种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金融资本精准化配置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结果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自有资金和股权融资等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融资渠道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而银行贷款却会阻碍企业的创新;生命周期对企业创新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的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异,激励作用的整体绩效会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而减弱,其中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影响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各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U”型或倒“U”型关系,其中政府补贴的倒“U”型拐点为3.3%,税收优惠的倒“U”型拐点为4.0%,银行贷款的“U”型拐点为48.1%,主要融资渠道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前融资渠道位于拐点左侧,说明各融资渠道的影响范围较为适中。最后根据研究发现,对进一步激发融资渠道的创新激励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扬长避短:优势使用视角下知识异质性对越轨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有效利用员工优势资源提高竞争力是企业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对于如何有效化解组织内非协同性导致的认知冲突尚未给予关注。鉴于此,关注知识异质性的双重属性,结合个体优势使用理论,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381份问卷数据,实证分析知识异质性对越轨创新影响过程中员工优势使用的中介作用以及领导权变激励的边界条件。结果表明:(1)知识异质性能够对越轨创新产生积极影响;(2)员工优势使用在知识异质性与越轨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知识异质性可以促进员工的优势使用,进而对越轨创新产生积极影响;(3)领导权变激励会强化员工优势使用与越轨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正向调节知识异质性通过员工优势使用影响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据此,提出企业应重视和开发知识异质性员工的价值、重视员工优势的开发,并采取及时有效的领导激励,以充分利用员工差异化知识储备、将员工自身优势转化为创新性成果,使企业能够长期保持核心竞争优势。

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进一步拓宽关于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以及机构调研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以2013—2020年在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管理层激励的角度,对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表现在机构调研次数和参与调研的机构数量越多,企业创新效率越高。其中,相比于买方或卖方机构单独调研,买卖双方的联合调研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机构调研能够通过发挥信息效应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内部控制力、发挥激励效应促进创新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相比于保险和其他机构,券商和基金公司调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更明显,并且机构调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在促进机构投资者调研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方面,得出对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政府部门等的启示建议。

中国航天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协调能力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中国的航天强国战略对国内航天企业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协调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但至今仍缺少对航天企业从定量角度评价分析二者耦合协调能力的研究。因此,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价值网络理论构建由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成的航天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26家A股上市航天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测算其两类创新能力大小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中国航天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整体不强,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在整体和区域层面都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但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呈“先升后降”趋势、在东部和西部呈持续下降趋势,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强于其技术创新能力,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相反,且西部的两种创新能力均为最低;两种创新的耦合度呈“中部>西部>东北>东部”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上升趋势,但中部和西部呈下降趋势;两种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表现出空间性和滞后性特征,并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发展格局。最后根据研究发现,提出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双向驱动加速提升中国航天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及其耦合协调水平的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化治理下多主体食品安全动态策略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方式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背景下,建立随机微分博弈模型,分析无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有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以及集中式决策三种模式下政府部门与食品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监管策略及收益问题,并结合贝因美公司的典型案例进行数值分析。研究表明:分散式决策下,当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提供补贴时,可以实现系统的帕累托改善;集中式决策下,政府部门和食品经营企业的系统收益能够实现三种情形中的帕累托最优,并且食品安全水平的期望值最高,波动最显著。

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

尝试在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分析数字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以2011至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有关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评价区域数字赋能水平与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效果;并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高斯混合模型(GMM)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数字赋能水平较高的省份往往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效果也较好;数字人才有利于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能够为产业转型创造价值;不同省份之间数字赋能水平和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存在较大差异,与区域地理位置、资源分布、政府政策等存在着很大关系。

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过早去工业化阻滞作用的定量分析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对此,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过早去工业化的阻滞作用及其机制。理论析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吸引力,阻滞过早去工业化:一方面通过促进制造业规模扩张和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避免劳动力过度流入传统服务业即抑制逆库兹涅茨化;另一方面通过抑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防止脱实向虚。进一步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4—2021年数据,以工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去工业化的代理变量、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代表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运用带有倒“U”型曲线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构造转移份额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解释变量为实体经济比重、被解释变量为二三产劳动生产率比值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使得工业比重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的倒“U”型曲线转折点右移,并使得曲线变得更为平滑;高技术产业发展通过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和经济结构逆库兹涅茨化阻滞过早去工业化。

数字乡村建设的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组态视角下的定性比较分析

根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国部分地区的乡村数字化指数偏低,区域间存在“数字鸿沟”现象,然而关于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缺乏。为助力政府科学精准地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破解中国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探索生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具体路径。基于“社会-技术”理论框架,以《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中28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社会、技术和外部环境3个层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影响机制和驱动路径,并通过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高水平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实现路径。结果发现: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总体结果一致,28个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成效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呈现递减趋势;数字乡村发展本质上在于及时回应公众期望及诉求,实现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多元需求的相互匹配,其建设成效受到公共需求压力、社会舆论宣传、技术软实力、数字化服务能力、领导重视、财政支持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技术创新驱动型、综合协调联动型、社会压力响应型是其实现高水平建设成效的3条驱动路径。因此,中国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要始终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数字乡村发展导向,持续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同时强化多种要素协同整合,并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