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越轨:双元领导影响员工创意实施的“非法”路径研究

基于紧张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提出双元领导在同事职场友谊边界下通过创意越轨作用于创意实施的“非法”路径,并对5家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块变量分析法进行假设验证。结果发现:双元领导的不一致性会带来更多结构紧张,员工创意越轨行为随之增加,而双元领导一致性有利于员工开展更多创意实施;创意越轨在双元领导与创意实施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事职场友谊存在调节效应,高同事职场友谊条件下创意越轨的中介效应显著,反之,低同事职场友谊下创意越轨不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平台型领导如何提升团队创新绩效——基于SEM与fsQCA的链式中介分析

为探究平台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选取团队学习氛围和知识场活性作为中介,团队心理安全作为调节,基于496位高新技术行业知识型员工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检验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平台型领导正向促进团队创新绩效,团队学习氛围和知识场活性在其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团队心理安全调节团队学习氛围与知识场活性之间的关系。以平台型领导、团队学习氛围、知识场活性和团队心理安全为前因条件、团队创新绩效为结果条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支持以上结论,并得出提高团队创新绩效的两种前因组态模式,即“领导—成员互动模式”和“团队成员互动模式”。

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基于管理层在职消费视角

以在职消费为切入点,选取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在职消费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过度自信是其作用路径。当样本为非国有、聘请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所属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非制造业、非高科技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位于互联网发展较快城市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时,两者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

衰退企业“临危受命”CEO如何实现业绩反转——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面临衰退威胁的企业往往期望变更C E O以摆脱困境,然而何种战略能帮助继任CEO实现企业业绩反转,现有研究未能给出解答。基于此,本文将权力理论引入研究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2006—2016年变更CEO的民营制造类衰退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衰退企业继任CEO、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与反转战略的组合匹配对业绩反转的影响,归纳出“董事会主导×防御型”“外部CEO主导×探索型”“内部CEO主导×防御型”三种反转模式,发现了“董事会为主、CEO为辅”和“CEO为主、董事会监督和咨询为辅”两类制衡关系中主导者动机和能力与战略的匹配,是实现业绩反转的关键,支持了新战略领导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企业战略导向的匹配会影响反转战略有效性的命题,丰富了衰退企业业绩反转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企业战略差异、经营风险与审计师决策

近年来,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为谋求长远发展,倾向于选择有别于行业常规的战略。但是企业战略差异可能导致经营风险增加、信息不对称程度加深,进而影响审计师的相关判断与决策。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战略差异与审计师决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差异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经营风险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战略差异通过影响企业的经营风险影响审计师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性别特征会影响企业战略差异与审计师决策的关系,女性高管能够抑制企业战略差异对审计师决策的不利影响。

高管学术背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视角

文章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基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高管学术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分析师关注在两者关系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背景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分析师关注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财务杠杆程度以及产权异质性会影响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且在高财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2013—2020年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对区域创新实力、创新效率和创新潜力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提升本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带动邻近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两条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改善效果显著。研究结论为新时代促进区域创新空间优化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公司ESG表现、管理层能力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ESG表现、管理层能力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司ESG表现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二者之间呈负向关系;(2)管理层能力能够强化公司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3)相对于分析师跟随较少,公司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分析师跟随较多公司中更加显著。

创客思维如何促发企业内部运营生态变革——基于《任正非采访实录》的分析

通过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2019—2020年44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的53.1万字采访实录进行文本分析,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归纳任正非的思维构型,并对其创客思维如何促发特定时期华为内部运营生态变革进行探索。结果发现,任正非的创客思维包括自我批判、持续学习、艰苦奋斗等,由此归纳出SUCCESS数字领导力理论。以此为基础,华为建立起有效的运营机制,并从人才生态、治理生态、技术生态与开放生态4个方面促使内部运营生态变革。结论可丰富原有领导力理论,为创客应对不确定性环境风险提供有益启示。

CEO变更是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灵药”吗?——基于财务困境公司的实证研究

结合财务困境的特殊背景,从CEO的角度探讨2007—2020年我国财务困境公司CEO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困境公司的CEO变更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将CEO变更分为正常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后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在非正常变更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CEO变更能够降低财务困境公司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作用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CEO变更和非正常变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仅在非国有公司、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正常变更的降低效应却在国有公司更加显著。

企业高管教育背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科技行业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的教育背景于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中,高管教育背景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以公司CEO和董事长学历特征进行检验,发现当高管的学历越高时,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即高管更高的教育背景能够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在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所属行业是高科技行业时,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基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最终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价值。因此,上市公司高管的教育背景会影响企业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公司发展进程中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董监高履职风险缓释与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基于董监高责任险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明确将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增加激励驱动转型成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考量。本文从董监高履职风险缓释的视角探究了董监高责任险对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后的风险缓释能够促进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效应在小规模企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更显著。本文有助于加深对我国董监高责任险制度运行成效的认识,并可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相关建议。

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的影响机制

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使得员工的知识破坏问题日趋明显,严重损害组织可持续发展。以两阶段配对的772份问卷为样本,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从员工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探究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领导底线心智通过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与职场焦虑引发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相较于情感路径(职场焦虑),认知路径(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的影响更显著;高水平合作氛围不仅会弱化领导底线心智对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和职场焦虑的影响,而且会削弱领导底线心智通过二者对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的传导作用。研究结论对保护员工与组织免受知识破坏侵害具有指导价值。

威权领导行为通过降低下属亲近意愿引发领导孤独感

孤独体验已成为职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员工而较少关注领导群体的孤独感。结合威权领导力和孤独感相关文献,探讨威权领导行为对领导孤独感的影响机制,并探索团队权力距离氛围的调节效应。一项预研究、两项情景实验和一项三时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威权领导行为负向影响下属亲近意愿,进而引发领导孤独感;团队权力距离氛围削弱威权领导行为对下属亲近意愿的负向效应,并调节威权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亲近意愿对领导孤独感的中介效应。

引领还是直接参与?高管介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9年创新活动数据,采用面板交互效应模型,探究高管介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介入创新的方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企业创新层级差异,具体而言,在引领性创新型企业中,高管以间接方式介入企业创新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在一般性创新型企业中,高管直接参与创新更为适宜;机制分析发现,高管间接介入创新有助于促进企业基础研究,并且在引领性创新型企业中开展基础研究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一般性创新型企业中会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越高,高管采取引领方式间接介入创新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领导道歉负向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机制探究

企业员工由于遭遇领导冒犯所引发的反生产行为因领导道歉改变其负面预期而有所减少。笔者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在构建了一个企业领导道歉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机制模型的基础上,以分别在两个时间点收集的388份有效追踪数据,运用Mplus软件实证检验了企业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领导道歉对员工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领导认同和情感承诺分别在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领导虚伪感知既负向调节领导道歉对领导认同的影响,也负向调节领导认同在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将领导认同、情感承诺和领导虚伪感知等变量尝试性地引入到企业领导道歉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模型之中并付诸实证检验,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边际,揭示了企业经营中领导道歉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丰富了有关企业管理中领导行为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领导处理内部人际关系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然而,随着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逐渐凸显,高管薪酬不断提高致使高管“天价薪酬”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行研究,发现党组织融嵌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而且党组织融嵌程度越高,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越强;此外,这种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无政治关联、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和降低企业风险进而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从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视角探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对于丰富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的文献,加强党组织建设、全面促进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缩小:自我约束效应和移情效应的共同作用

使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究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层的贫困经历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总经理的贫困经历可以通过“自我约束效应”降低在职消费水平,减少管理层薪酬;董事长贫困经历具有“移情效应”,能够提高企业职工薪酬占比,但同时董事长贫困经历也会削弱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降低企业收入绩效,导致其对普通员工薪酬发挥的作用有限。对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管理层贫困经历在非国有企业、员工议价能力较低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作用。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导致工作脱离行为吗?———一项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开放式和共享式的办公空间设计,而开放式和共享式办公空间设计导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办公场所隐私缺失。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通过对210名员工进行时间间隔为两周的两阶段问卷调查,探析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怎样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到员工的工作脱离行为。最终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对员工的工作脱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消极情绪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控制点调节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内控制点个体,外控制点个体更容易受到工作场所隐私缺失的消极影响,其消极情绪的增加更为明显,对工作脱离行为的影响也更强烈。

党员CEO促进了ESG责任履行吗?——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ESG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党员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CEO与ESG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CEO促进企业承担ESG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ESG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CEO对ESG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推动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党员CEO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丰富了党员CEO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ESG表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