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差异视角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国有制造企业和民营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的异同。研究发现:国有/民营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内外环境中多重因素的交互约制与影响,单一因素无法导致结果发生;国有制造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路径可归纳为主动响应型和外部扶持型,民营制造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路径可归纳为内源自发型、外部引导型、全面协同型和外部保障型;产权性质不同,决定了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和动力来源存在差异,国有制造企业在引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结论以更细分的视角为不同产权性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路径参考。

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发展——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民营企业发展?本文基于制度复杂性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市场发展、金融发展、政府效率、产权保护及信用发展5个营商环境要素对民营企业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识别既增加民营企业数量又提升民营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构成。本文基于31个省(区、市)数据,发现3种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金融发展-产权保护-信用发展驱动型,市场发展-政府效率-产权保护驱动型,市场发展-产权保护-信用发展驱动型。研究有助于厘清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政府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对劳动力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以新发展格局重塑经济新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优质劳动力对我国社会和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声誉和缓解融资约束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劳动力结构升级的主要路径;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因此,企业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努力维持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提高企业声誉;政府及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企业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企业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及路径初探

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是促进党的建设和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对全面从严治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统一思想和认识、增强团结和稳定、促进事业改革和发展,推动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思想引领作用。

高技术行业国企混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混改深度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创新驱动的高技术行业国企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不同类型股东持股比例构建混合所有制改革变量,采用多时点DID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非深度混改,深度混改能够提升高技术行业国企创新投入水平。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交叠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成立。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国企和高市场化地区国企混改的创新投入效应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强化监督和缓解代理问题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新一轮国企改革需要注重混改深度,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优势,激发高技术行业国企创新动力。

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fsQCA分析

本文运用动态fsQCA分析方法对前4批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分析其数字化转型路径,结果发现:(1)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均不构成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家族所有权、市场化程度的必要性存在明显的时间变化趋势;(2)驱动专精特新家族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4条,即“市场主导-技术辅助”、“技术主导-环境支持”、“去家族化-多要素复合驱动”、“家族控制主导”4条驱动路径,其中技术层面的前因条件尤为重要;导致专精特新家族企业非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两条,其中技术层面前因条件全部缺失;(3)时间维度上,各路径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空间维度上,“市场主导-技术辅助”、“市场主导-环境支持”、“家族控制主导”的覆盖度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

家族企业创始控制与企业ESG表现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检验家族企业创始控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创始控制型家族企业,创始控制型家族企业的ESG表现更好,即创始控制对家族企业的ESG表现具有积极作用;家族化年限强化了创始控制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而股权制衡度则会负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创始控制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家族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较好、规模较大和创始人直接控制的家族企业中,创始控制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结论有助于家族企业的ESG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可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高管限薪方式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2009年和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出台了国有企业高管限薪规定,采取了绝对限薪和相对限薪两种不同方式,因此,有必要明晰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以2010—2023年的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绝对限薪相比,相对限薪更能够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且相对限薪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上述关系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限薪促进国有企业发展质量提高是通过降低盈余管理、提高创新效率等路径实现的,且这种作用路径在产品市场竞争度高的国有企业和实体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对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限薪政策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关联方交易

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的信息效应与垄断效应,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关联方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使企业的关联方交易显著增加。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关联方交易的影响在共同机构所有权较大、同行业势力较大、竞争度较小的情况下更显著,增加企业关联方交易是共同机构所有权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可以通过增加关联方交易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并获得更多超额利润,与理论分析相一致。

数字产业集群创新与演化研究

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产业集群对地理集聚的依赖,企业可以通过远程协作和虚拟网络参与集群活动,实现跨越地理边界的协同创新,形成数字产业集群这一新兴产业生态系统。但数字产业集群在学理上并没有被充分地探讨,不同类型的数字产业集群在演化路径和竞争优势形成机制上的差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将数字产业集群分为产业数字化集群和数字产业化集群两类,分析这两类集群在核心企业与主导逻辑、平台镜像映现方式、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数据要素创造价值方式等关键演化要素上的差异,并从创新过程的视角尝试构建不同类型数字产业集群的差异化演化路径。其中,产业数字化集群的演化以渐进式的数字赋能为主,经历了从基础数字化阶段的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到多元创新阶段的跨行业协作,再到生态系统构建阶段的全球化整合与生态稳定,展现了传统产业在技术驱动下稳步提升的特点。数字产业化集群则呈现更强的动态性和非线性,其演化路径从数字平台的搭建到动态创新,再到生态系统优化,充分体现了平台经济和网络效应的主导作用。基于数字产业集群差异化演化路径,本文提出了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核心企业及实施差异化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支持政策等促进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措施,对厘清数字产业集群内涵、促进数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和优化相关支持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国企混改何以“改机制”“合优势”?——制度变迁视角下混合所有制并购研究

推动国有企业机制改革,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优势融合,既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也是其核心挑战所在。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了如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改机制”“合优势”,并分析了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将混合所有制并购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代理变量,将并购后企业绩效的提高作为衡量改革绩效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并购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并购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并购中引入的民营资本比例越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越高,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正向调节了混合所有制并购及民营资本引入比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的提高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存在差异:在市场化水平高的省份、民营经济规模大的行业,以及在金字塔层级长的国有企业中,由于市场逻辑的合法性更高,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引入、实施、遵循和整合市场机制,从而提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此外,混合所有制并购对累积超额回报率有正向影响,这反映了市场对此类并购活动的积极评价。

产业政策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碳达峰视角

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需要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与之相关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积极倡导各领域产业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行低碳发展。本文通过揭示产业政策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三种动力机制——创新激励响应机制、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和创新环境培育机制,将产业政策驱动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研究转入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综合分析,从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不同环节建立健全动力机制,并分析动力机制的形成过程。健全创新激励响应机制需要合理选择产业政策扶持对象,完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需要选择合适的产业政策实施阶段,优化创新环境培育机制需要培育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基于三大动力机制优化产业政策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实现路径,以激励响应机制为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为基础、环境培育机制为保障,三种动力机制协同作用,为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为了全面剖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困境,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及其对经营绩效的深远影响,文章主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首先,回顾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总结政府支持、企业实践及面临的挑战。其次,重点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全面提升作用,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显著影响。再次,通过典型案例的剖析,进一步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并为中小企业提供可行的转型策略和建议。最后,进一步提炼总结了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营绩效提升的关键要素,包括技术支持、资金投入、政策扶持、人员培训与技术整合。以期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有位才能有为:职工董事与企业社保遵从度

本文基于企业社保遵从度的视角,检验职工董事是否能够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研究发现,职工董事通过强化管理层对职工权益的回应,进而提升企业社保遵从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职工董事兼任党委委员或为自愿设立时,以及在劳动密集度较高企业和老龄化程度较低地区中,上述效应更为明显。此外,职工董事主要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遵从度。职工董事对企业社保遵从度的正向作用能够提升企业价值。本文为职工董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企业社保遵从度这一全新视角,对于进一步推行职工董事制度、保障社保基金收入安全以及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支撑,识别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影响因子、探究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联动机制是加速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关键。本文深入分析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和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分别构建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和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驱动作用及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能够显著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呈现先边际效应递减后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规律。最后,本文从优化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实施差异化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战略、加大创新人员和资金投入3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采用2013−2022年A股涉农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涉农企业实现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对涉农企业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效率变革在位于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引发的动力变革在民营企业、位于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企业中更为强劲。在产业链上下游不同功能位置,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具有均衡性。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赋能、要素协同助力涉农企业效率变革;通过研发赋能、跨界连接助力涉农企业动力变革。最后,从政府与企业视角,分别提出促进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质量变革,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政策启示。

供应链视角下的银行数字化创新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以2012—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和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深度学习算法识别银行数字专利,并根据专利双向引用信息构造银行数字化创新指数,实证检验了银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银行数字化创新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2)银行数字化创新通过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改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提高企业管理层创新意识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3)银行数字化创新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效应存在供应链溢出现象,通过“现金链”和“代理链”提升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创新链”促进上游供应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4)银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及供应链溢出效果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供应链韧性较强、供应链话语权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

建设世界一流国有企业:“两类”公司改革的意义、作用与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国有企业是新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文章总结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论述,探讨国有企业改革中“两类”公司改革对建设世界一流国有企业的意义、作用机理和政策建议。从意义上看,建设世界一流的国有企业,契合国有企业从规模扩张到实力增强的需求,满足以创新驱动增长实际要求,同时也是提升动态柔性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行动,标志着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目标。“两类”公司改革作为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对促进世界一流国有企业建设的作用机理是:(1)组织形式变革优化了国有企业管控模式,为向世界一流企业演变奠定基础;(2)组织形式变革铺就穿越周期的动态能力,不断开启国有企业二次增长曲线;(3)组织形式变革有利于破解国有企业多元化难题,实现多元化和专业化共演共进。以“两类”公司改革为契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国有企业,应深化国有企业双层分类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放管服”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新范式;推进“专精特新”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战略。

数字媒体创业:研究脉络、知识图谱与未来展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媒体已成为创业活动的孵化或承载平台,但目前缺乏对数字媒体创业领域的系统性整合研究。以数字媒体创业为研究对象,针对WOS核心数据库中2014—2023年发表的454篇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数字媒体创业研究的演进脉络、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研究发现:数字媒体创业研究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加速期3个演化阶段,生态系统、创业网络、商业模式、数字战略、女性创业是领域内的研究主题,转型创业、数字创业、循环经济、商业模式、创业意向、媒体、女性、数字技术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数字媒体创业内涵、模式、诱发机制及后置结果是未来的研究议题。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分析

2012—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已经超越GDP增速,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辽宁省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在智改数转加速推进、信息服务业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等方面;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包括数字化转型推进效率不高、数字化赋能的产业链协同尚待提升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强以应用场景为牵引赋能的“场景建设”、积极培育多元化风险投资主体及引导耐心资本参与数字化建设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