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理解“张謇现象”的一个新视角

“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为理解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和张謇本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一视角,或可有望破解扑朔迷离的“张謇现象”之谜,真正把握张謇实业经营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对张謇的多重身份和多重面相给出一个相对统一、合理的解释。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的根本特点便在于植根乡土,服务社会,实现现代工业的综合化、“在地化”发展,以地方现代化带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将传统士大夫精神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融为一体,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同时,又强调营造社会,造福地方,拥有超越一般企业家的更大的社会经营观。张謇的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建构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十分值得加以总结和提炼。

近代民族企业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清末民国,以郑观应、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等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提出商战强国、实业救国的政治主张,纷纷投入到艰苦卓绝的创办近代实业活动中。尽管他们的报国理想绝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他们决不是百年民族复兴历史剧可有可无的配角。他们的努力不仅造就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为国家存续保留了一口元气;而且以一己之力兴办教育、改造社会、推动共和,特有的企业家精神始终是激励后代企业家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历史再次告诉我们:民族企业家只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人生抱负。

先秦商人的儒商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在“工商食官”制度解体和儒家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先秦商人将儒家学说与经商之道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儒商精神”,包括子贡“赐不受命”的开拓精神、“亿则屡中”的经营谋略、“博施于民”的济世情怀,范蠡“与时逐利”的经营策略、“诚信立世”的经营原则、“富好行德”的仁义情怀,白圭“智与权变”的经营策略、“勇以决断”的经营战略、“仁以取予”的经营方略、“强有所守”的经营原则等,为中国传统儒商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现代儒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张謇与涩泽荣一:中日两国早期实业企业家的比较

19世纪中叶,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都开始了学习西方、追求富国强兵的进程。中日两国19世纪后半期大体同时兴办现代企业,通过被称为中国“现代化开拓者”的张謇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为代表的实业家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张謇的失败在于当时中国尚未建立正常的资本市场,张謇的企业难以得到相应的资本市场的帮助和支持,只能以高利四处借贷,无法解决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落得失败的结局。涩泽荣一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首先建立起资本市场,进而推动日本近代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最终走上成功的道路。两人的不同境遇和结局,正是中日两国不同发展道路的一种侧面证明。

明清福建商人捐资修谱研究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捐资修谱行为大量出现,并呈现递增的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宗族于族规、谱例卷中制定出一套依照捐资多寡决定商贾是否可以入谱立传的新标准,商人传记也从无足轻重变成了宗族修谱的重点,谱传中的商贾形象大为改观。这些变动都有益于福建商人营商自信心的增强、贸易网络的扩大及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推动明清福建商人发展壮大的积极因素。

山西商人在近代河北的商业活动及其影响——以近代石家庄产业发展为例

山西商人自明代起就在河北正定、获鹿等地经商。清末正太铁路建成后,石家庄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发展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城市。在石家庄近代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山西商人借助铁路运售煤炭、粮食、棉花等商品于晋冀两省之间,促进石家庄货运业、棉纺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山西商人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兴起和商业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实业家马伯声实业之路述略

马伯声出身贫寒,曾作为一战华工出国,从此开拓视野,立志实业救国。回国后,他凭聪明能干在保险公司崭露头角,成为公司经理。之后,开始其实业实践,在山东多地投资创办仁德粉厂、青州永年电器面粉公司等多家中小工厂。鉴于日本人在华开办纱厂攫取高额利润,他联合多人,费尽心力创办并长期经营机器新、管理科学的仁丰纱厂。他还在家乡泰安开办仁德果园、泰山林业公司来引进优良果种、植树造林。在长期的实践中,他重视与军政要人的交往、联合众人兴办实业、聘请专业人才、注重产业的“现代化”以及培训工人。囿于时代,马伯声的实业受到了诸多阻碍和破坏,但也有力的推动了山东的现代化进程。

《一句话》究竟是怎样的“一句话”——新解冰心1930年代的豹变之作

冰心的白话诗《一句话》所叙之事经“本事还原”,呈现出超越原文本的复杂时空叙事形态。通过对相关文本进行谱系化的互文解读,建构出诗歌的底层叙事逻辑,建构出作者独特的创作心理结构。借助综合有机的解读方式读解出该诗长久以来被遮蔽的特殊内涵:爱情想象与庸凡现实的冲突,个人情思与家国情怀的交融。

计然之策财务管理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研究

如何实现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回顾和梳理了计然之策的起源、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基于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视角深度分析计然之策蕴含的财务管理思想及其独特之处,以及范蠡、白圭在治理国家及商业贸易中对计然之策的创造性发展和应用,最后结合现代豫商实践分析了计然之策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和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计然之策管理思想仍然具备巨大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

论晋商和衷共济精神

晋商精神是山西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所蕴涵的和衷共济精神,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以及山西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晋商和衷共济精神,是晋商“以义制利”的价值追求,及“和谐共赢”群体精神的重要体现,对当今新晋商的发展、各群体的凝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弘扬和衷共济精神要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团结凝聚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文化信仰、商业模式与商帮兴衰:基于晋商与潮商的比较研究

遵循文化—行为—商业模式—绩效—商帮兴衰的逻辑思路,根据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对晋商和潮商的文化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模式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两者商业兴衰的内生变迁过程。研究发现商业兴衰的关键在于文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信仰,农耕文明导致晋商推崇官本位思想和保守经营的信念,进而形成忠于当权者的"官商结合"商业发展模式,但晋商最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海洋文明作为潮商的主要信仰,在艰难的商业环境中逐渐孕育出潮商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精神品质,进而形成了服务社会公众的市场导向型商业发展模式。文化信念差异导致了晋商和潮商面对民族危亡时的行为倾向差异;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创新仍将是潮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企业兼具教育组织职能的历史考察——以中国近代企业为例

在创办新式企业而缺乏相应人才的困境下,洋务企业开始设立教育设施,一批企校一体的企业得以建成,并肩负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企业的教育因素不断增加:教育型企业开始出现,企业教育逐渐向体系化过渡,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方式形成,企业与学校的优势开始得到兼顾,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企业教育成为不同于学校的另一种教育形式。企业同时具有教育组织职能的历史显示:企业具有教育功能,可以承担相应的教育职责;其国际经验昭示:企业承担教育职责不是由于作为正规制度化教育机构的学校发展滞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企业具有强大而鲜活的教育生命力的表现。

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培育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乃至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纺织产业作为绍兴的传统优势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和与之配套的产业体系。本文深入剖析了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度挖掘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为绍兴纺织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广州市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正式创建中国本土化近代商会制度。而今年已是2015年,恰为商会诞生111周年。比较这一个世纪的两端,无疑令人有时空穿越之感。但商会历经转型,从晚清民初以绅商为主的商会,到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下的商会,到1949年之后新的工商联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工商联市场功能的加强及不同类型民间商会的兴起,商会与整个社会经济以至国家形态的变迁密切相关。期间,不论商会是主动调适还是被动应变,能在一个世纪之中历经考验,且在当代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绽放生机,可以说商会不仅已经沉淀形成了适应国情的"历史基因",还展现了与时俱进的当代新形态。由此而言,在商会建设及商会研究中,需要跨越时段断限,重视融会比较。本组专题文章既包括近代商会史又包括当代异地商会的讨论,且大体上都比较注重讨论商会的实际功用。朱英、夏巨富《广州商会与1937年营业税风潮》一文指出,商会为减轻商人税负,采取多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代理与整合作用。而且,商会不仅参与税法之制定,还在税法之宣讲与推行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张学军、孙炳芳《商会与近代中国教育的实业转向——以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实业教育活动为探讨中心》一文认为,直隶商会在政府的倡导和激励下,以振兴商务、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兴办近代实业教育,这既体现出商会的社会公益职责,也展现出商会为实业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异地商会是当代商会研究中的新兴领域。魏文享《市场中的乡籍网络: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分析》一文认为,异地商会的兴起,既是现有工商联体系的弥补,也同样秉承着竞争与协作的市场及社会法则;异地商会的发展得益于政府与商人的双重推动,其以商帮精神相号召,且在有意识寻求商会之文化传统与历史资源,也提醒对商会的历史基因仍须注重。

晚清商会与近代博览会

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博览会,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配合官方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展品征集、评比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欠发达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探讨--以江苏淮安为例

本文利用江苏省淮安市2000-2007年现代服务业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正在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欠发达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却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有负向作用。而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对现代服务业就业有一定挤压效应,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有正向效应。

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

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着社会结构状况。对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析，不能离开对农民获得经济资源方式的研究，当前农户普遍采取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有别主流的农业经济学视角，本文从社会学角度把“半工半耕”看作家庭的分工制度。

信用伦理视域下的明清晋商

明清晋商一度执商界之牛耳,同时以笃守信用而著称。他们虽以获取财富为诉求,却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之本,执义如山,杖信如石,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商业实践中,他们坚执诚信笃实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以内在的道德自觉对自我的利益追求进行审视和规范,最终因信而利,汇通天下,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面对当前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当代商业主体应当借鉴明清晋商的价值取向,以诚正己、信义取利,努力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浅谈新安画派与徽商

本文探讨新安画派与徽商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徽商崇尚儒家文化、积极参与文艺活动的文化理想,以及徽商对新安画派发展实际影响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梳理明清时期徽商与新安画派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为探讨地方画派与商业力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

上海新光金属厂是上海市建在皖南的小三线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战略决策的变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该厂在生产和生活诸多方面逐渐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上海决定将新光厂整体调整回迁,再次融入到上海的经济发展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