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高企业ESG表现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碳中和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项企业战略决策,企业ESG表现与董事会治理效率息息相关。基于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和董事权威不平衡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内在机制;从公司决策传导机制视角出发,分析管理层能力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能力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权力大小不同、稳定性不同的管理团队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及效果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营销创新:逻辑、模式与路径

农产品营销创新对于促进农产品产业链扩容提质、发挥联农带农社会效益、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厘清农产品营销创新的理论逻辑,对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将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创新技术、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等要素相应地演绎为数字资源、数字主体、数字技术、数字社群和数字场景,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营销创新依托数字资源、数字主体、数字技术、数字社群和数字场景五要素的有机融合、均衡协同和情境共享实现了系统整体最优。以数字资源整合、数字主体联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社群交互及数字场景共享为依托可以实现农产品全品类营销、全渠道营销、智能化营销、全媒体营销及沉浸式营销五种农产品营销创新模式。因此,可以通过数字资源延伸、数字主体协同、数字技术驱动、数字社群互融和数字场景构建,明确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营销创新路径,助力农产品营销拓展产品组合、培育多元主体、构筑信息生态、推进社会商务和深挖文化底蕴。

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理论框架及实现路径

中蒙农畜产品跨境贸易是中蒙跨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须以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为载体,通过供应链上各参与主体的充分协作,提高中蒙农畜产品跨境贸易的效率和质量。结合供应链协作理论以及中蒙农畜产品跨境贸易的特点,围绕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目标、基础条件、协作机制以及协作模式,构建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三角形理论分析框架。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基础条件是两国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的前提,协作机制解决两国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的内在作用机理,协作模式解决两国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如何协作,三者共同服务于协作目标,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互促共融的完整理论框架。目前,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存在着跨境贸易供需不足、渠道单一、政策障碍、市场主体运营不规范、信息不对称和融资障碍以及流通网络不健全等问题。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协作要适度扩大农畜产品贸易的种类和规模,重视边民互市贸易,扩大边民互市贸易规模,加大草原保护及养殖技术创新力度、提高优质畜产品供给能力,加强农畜产品跨境电商合作、积极满足中蒙俄畜产品跨境贸易,优化贸易政策,制定统一的农畜产品标准和认证机制,重视品牌化战略、实现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的价值提升,完善中蒙农牧业跨境物流通道和物流网络以及培育大型物流服务企业,构建中蒙农牧业跨境供应链信息平台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现实问题、价值阐释与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我国乡村建设进入数字驱动的新节点。然而,当前我国城乡、区域、群体之间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数字鸿沟难以弥合,数字乡村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学术界对此加强讨论,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厘清数字乡村的概念内涵,从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数字治理等层面揭示数字乡村的发展维度,充分认识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系统性规划缺乏、人才支撑不足、城乡基建差异大、数字融产难度大等问题,通过促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强国建设。为此,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出发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精准施策,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协同治理;注重赋能主体,引留数字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数字环境;数字赋能产业,塑造乡村新态。

智能化转型、组织韧性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环节。智能化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以2012—2022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出发,探讨其对企业组织韧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在对三者进行量化测算的基础上进行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异质性等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组织韧性,并带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经实证检验,该结论稳健。同时,智能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提升存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生命周期、资本密集度、股权性质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层面出发,提出了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为制造业企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配套支持及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积极推进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转型的共性建议,从中观层面出发,提出了企业可通过建立稳健的财务策略,识别并规避各种风险、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供应链条稳健性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措施提升组织韧性,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风险。并从微观层面建议不同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应依据不同特点合理审慎做出智能化转型的战略选择,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大在智能化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赋能价值链共生共赢,支撑企业实现韧性增长。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推动产业韧性水平、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借鉴。

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识别与风险网络结构分析——以淘菜菜为例

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网络复杂,增加了风险防范的难度。准确识别风险因素,厘清风险外溢路径,对建立与完善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和维持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电商平台淘菜菜为案例,使用扎根理论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构建风险网络,评估风险关联程度,找出风险外溢路径。研究发现:在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网络中,物流方的履约交付、物流方的运输损耗、物流方的节点周转、平台的人员服务、平台的供应链计划、平台的采购交付是关键风险节点,有较强的风险影响能力。风险网络可根据风险节点间的关联程度划分为四个板块,四个板块间存在“溢出—影响—再溢出”的风险外溢路径。当某一风险节点出现问题时,与其隶属同一利益相关者或同一风险范畴的风险节点将会进一步放大风险外溢。鉴于此,找出社区团购农产品供应链的关键风险和外溢路径,有针对性地加强风险管理,强化路径监控,降低关键风险的影响,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可促进社区团购电商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电商化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已有研究显示了政策制度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尚未涉及与数字经济核心业态电子商务相关的政策。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聚焦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2007—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检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数字基建赋能和数字人才赋能两条路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显著政策驱动效应,且对东部地区城市、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小企业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大力度推进城市电商化建设工作,充分释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加强区域数字环境建设,升级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引进培育数字化专门人才;根据城市特点进行分类精准施策,如鼓励东部城市发挥资源禀赋加大建设投入,给予技术密集型行业政策资源倾斜,通过政策激励中小企业充分借助外部数字条件打破资源壁垒,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弯道超车”。

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的高级形态载体。从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满意度五个维度构建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收敛性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25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为样本,剖析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2017—2022年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间发展差距大且呈现出梯队层级分布态势;从各维度看,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和消费满意度四个维度发展水平表现为上升趋势,消费繁荣度涨幅最大,到达便利度发展水平较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间发展的绝对差距较大,但城市的追赶效应使得相对差距缩小;从空间格局看,城市初步形成了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广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为首的长江联系带的“两圈一带”总体空间网络格局,表现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扩散”的集散效应特征,城市间有着“核心城市占据主导,边缘城市结构优化”的非均衡空间联系。因此,应立足城市比较优势、深入挖掘并梯次培育特色消费增长点,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重点打造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把握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多层级优化城市消费资源空间配置,重视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逐步形成以点带面、以圈扩容、结构优化的消费空间发展格局。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逻辑、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

随着数字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引领生产力跃迁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以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为对象,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检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提出实现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工具、劳动对象结构的变化对数字内容创新能力、数字内容生产效率、数字内容产业质量的积极影响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外在逻辑主要体现在能力赋能、工具赋能、内容赋能三方面。在动力机制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技术创新突破、要素配置优化、产业升级发展实现对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作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要素工作效率、数字内容产业升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促进效应。在实现路径方面,从宏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观产业协同融合、微观人才培育及全局产业生态构建多维度层面,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数字内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数字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基于组织、战略、环境的匹配视角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供应商断供事件频发,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深远。作为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是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应构建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提升其财务绩效。供应商集中度反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交易关系的紧密程度,直接关系到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因此,理解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对提升供应链韧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以2012—2021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下A股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并基于组织、战略、环境的匹配视角,检验组织特征、战略导向、环境条件等具体情境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组织特征表现为企业规模,战略导向表现为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多元化战略,环境条件表现为环境不确定性。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并非是促进或阻碍的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形关系。企业规模、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倒U形关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强化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倒U形关系,而多元化战略对供应商集中度与财务绩效的倒U形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此,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组织特征、战略导向及外部环境灵活调整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其上游供应商保持稳定但不过分依赖的健康关系,不要被主要供应商绑架。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警惕供应商过度集中和垄断,防范市场失衡,促进公平竞争,确保产业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农业产业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成效、机制与建议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途径。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大致经历了探索起步、示范推广、大力发展、创新提高四个阶段。目前,农业产业化助推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显著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更加多元、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业产业业态不断丰富、农业产业功能不断扩展、农村活力显著增强。但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也存在农业产业化主体自身发展水平较低、农业产业化主体间发展水平不一、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使农业效率提升、价值增值、结构优化,促进农业变强。通过改进乡村治理提升农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促进农村变美。通过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带动农民多渠道增收,促进农民变富。应加强培育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提高产业带动能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RCEP关税削减的动态影响分析

量化评估RCEP关税削减对域内成员国和域外主要经济体的动态影响,对深化经贸合作和巩固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动态GTAP模型,模拟分析RCEP关税削减对域内成员国和域外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实施对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特别是对韩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强,对新西兰以及越南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RCEP实施后,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投资水平有所提升,东盟国家的投资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除中国、日本和韩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消费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同时,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私人消费也有所增加。此外,从各国贸易变化情况来看,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出现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逐渐减小,东盟国家基本出现贸易顺差;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工业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获得的红利较多,社会福利有所提高,新西兰社会福利经历“增加—减少—增加”的过程,东盟国家出口商品以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获得的经济效益有限,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导致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因此,应不断提升国家间商贸流通便利化水平,打造经贸合作新优势;重构区域内部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资源和商品的高效流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

互联网发展与通货膨胀: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背景下,有效识别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内在逻辑,对实现我国稳增长、防通胀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在阐述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将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标引入混合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过广义矩估计模型验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会抑制通货膨胀,且该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旧稳健。进一步采用SVAR模型识别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动态特征,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的长短期影响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发展短期内抑制通货膨胀,但长期会推动通货膨胀,且互联网发展已成为解释我国通货膨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展调节优化供需平衡,加强通货膨胀监测和预警机制建设,细化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其针对性和灵活性。

支付科技提升家庭消费韧性的机理与证据

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带动下,消费正由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支付科技成为增强家庭消费韧性的新势能。基于前景理论和消费者均衡理论,揭示并识别支付科技影响家庭消费韧性的内在机理与传导路径。理论演绎分析发现,支付科技经由消费总量扩大化、消费结构多样化双重传导路径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2019年CHFS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支付科技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韧性。在经过换用工具变量法、转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改用家庭消费韧性子系统、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式及口径、排除同期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干扰等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论仍稳健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支付科技对家庭消费韧性的提升效应依城市人口动态和物流服务能级而异,在人口扩张型城市和一级物流城市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支付科技通过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总量,进而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另一方面,支付科技通过增加消费品类、丰富消费结构,从而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其中,消费结构多样化是主渠道,消费总量扩大化是辅渠道。研究为理解支付科技赋能家庭消费韧性提供了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各利益相关者未来应更为主动地拥抱金融科技,促进支付产业的有序发展、增进科技赋能的普惠程度、健全家庭消费韧性的制度保障,为助推消费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动能。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成效、困难及对策

发展“丝路电商”是新时期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新渠道、新亮点。当前“丝路电商”国际合作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丝路电商”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双边电子商务合作伙伴国已达30个,遍及全球五大洲;二是“丝路电商”跨境贸易规模高速增长,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电商交易明显提速,线上交易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产品出口远销至10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伙伴国大量优质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进口在华热销;三是合作领域聚焦产业和市场,涉及电子商务的规划对接、政策沟通、产业促进、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多领域,由点及线到面,渐成体系;四是合作方式不断丰富高效,开展各类主题的电子商务促消费活动,组织举办电子商务培训和业务经验交流会;五是各地政府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参与“丝路电商”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但目前“丝路电商”国际合作主要还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合作机制不健全,合作程度浅、缺乏约束力,双边跨境电商协作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合作内容大多局限于跨境货物贸易领域;第二,各国跨境贸易监管和规则标准互认对接存在困难,在跨境交付、个人隐私保护、数据流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国际规则体系仍存在较大争议;第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鸿沟”过大限制合作空间;第四,外部地缘政治博弈和美欧数字霸权“搅局”电子商务国际合作。这些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大市场建设。为进一步挖掘我国跨境电商的比较优势、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深入推进“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的对策建议: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大力推进跨境贸易监管和规则标准互认,加快推动共建国家数字化转型,加强电子商务战略规划对接交流和科技创新合作。

数字经济对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以通用技术为核心技术体系,能够突破两业之间技术壁垒,促进物流业与现代农业技术间、产品与业务间、市场间深度融合。在界定核心概念、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14—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观察期内全国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东中西部有差异,东部整体处于勉强融合阶段,中部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西部处于失调阶段;全国技术融合发展水平最低,市场融合发展水平最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且直接促进两业技术融合和产品与业务融合发展;技术创新、扩大市场需求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加速各地区技术创新和扩大市场消费需求促进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产业政策和市场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各地区产业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强化数字经济对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东中部、西部、粮食非主产区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西部和粮食非主产区两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应加快各地区物流数字化和农业数字化发展;鼓励各地区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需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断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完善产业政策;加快各区域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全面提升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

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协同推进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选取2011—2021年全国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测算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莫兰指数。研究发现:全国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指数总体呈大幅上升趋势,2021年分别达到0.840、0.809,较2011年分别上涨715.5%、235.7%。耦合协调度仅在2011年表现为轻度协调,2021年达到优质协调,说明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零和博弈”,必须协同推进、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各地区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存在异质性,失调成因存在显著差异,广东省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起到带头作用,黑龙江省等8个省份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对传统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高,产业转型压力较大。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周边地区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表现出“辐射”效应,北京等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周边地区存在负相关,出现“虹吸”效应,这导致京津冀区域耦合协调度差距拉大。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出坚定绿色发展道路,强化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顶层设计、建立科学合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抢抓机会,转化“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攻关能源技术,助力重化工业地区加速能源体系转型的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和机制分析

采用基于实数编码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2014—2021年我国各城市的数据要素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并将其纳入新结构新生产函数实证检验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显著推动了国内生产总值提升,且该效应受到宏观政策导向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凸显了政策制定者在优化数据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的作用。同时,数据要素发展水平的优化还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非线性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资本积累效应是数据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三条路径。上述结论为理解数据要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基础,在数字经济时代,优化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在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潜力,应加大对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数据管理和应用的法律法规,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并激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力。这些政策建议不仅有助于优化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也为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基于ESG评价的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价值、责任与绩效

ESG作为融环境、社会和治理于一体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是从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评价演变发展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环境(E)社会(S)和治理(G)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核心议题,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响应和应用。ESG概念正式推出后,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理论到实践、从标准到应用的演化链和体系环,促进企业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构建一个涵盖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完整ESG评价体系。ESG视角下我国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理念,就是坚守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共赢价值导向,追求整体利益,在高质量发展中嵌入内生的责任担当、法律的责任担当、伦理的责任担当和慈善的责任担当,并将国家和社会利益置于企业经济目标之上。ESG评价体系不仅能衡量和评价流通企业非财务方面的绩效,还是创新、市场差异化和长期增长的引擎。ESG评价体系通过促进流通企业核心业务高质量增长,促使流通成本大幅节约,督促流通企业依法守法经营,降低内部组织冲突风险和保障员工待遇公平,不断提升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未来,流通企业要关注公认的ESG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尚待统一、信息披露不全面等问题,主动将ESG纳入自身长期战略规划,寻找ESG与自身商业模式的有效结合点,既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又深入挖掘ESG的商业价值,将ESG作为业务发展的内驱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长远发展。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共同富裕:基于地区市场分割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现阶段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而在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催生的地区市场分割导致国内市场难以实现一体化,人群、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使共同富裕失去了物质基础。因此,从地区市场分割视角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6—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地区市场分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分割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明显抑制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市场分割细分类型来看,商品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资本市场分割均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抑制作用最大,其次是商品市场分割,资本市场分割相对较小。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市场分割对共同富裕的负向效应最大,且不同类型市场分割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主要受商品市场分割的制约;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主要受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分割的制约;不同类型市场分割都不利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分割主要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加重要素价格扭曲、加剧环境污染和降低财政可持续,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基于此,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要素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地区间分工与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