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城乡产业融合的主抓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探索——基于文献计量热点分析

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基底,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通道,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主抓手。运用CiteSpace 6.1.R2软件对2007—2022年中国知网收录的218篇与城乡有关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厘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研究发现:相关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初具规模,但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较少;研究主题主要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概念内涵和理念延展、机制和路径、生态建设与产业振兴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前沿和趋势聚焦于生态价值转化。未来将致力于加强团队间的交流和跨学科领域的学术合作,解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力城乡产业融合的典型案例,完善其机制与路径,为推动城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推进城乡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优化策略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循环、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为民营经济发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区域经济活跃度的有效方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务服务效能仍然不高、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尚未形成、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发展要素保障不足、部分惠企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等。下一步,我国应从如下方面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机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

我国自2012年起实施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而在面对各类突发事件时,智慧城市建设也凸显了对城市韧性的改善作用。文章运用2009—2021年中国26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的直接效应和异质性影响,同时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创新资源协同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城市韧性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其中,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生态韧性则无显著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及科教水平高的城市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创新资源协同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城市韧性。文章为研究城市韧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而提升城市韧性带来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吗

基于2008-2019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韧性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抵御期和恢复期的城市经济韧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创业和匹配效应两方面机制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产业多样化表现出对数字经济的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主要来源于产业相关多样化;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韧性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城市经济韧性形成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及是否为中心城市的区域特质会影响数字经济的作用发挥,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力更大,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也会对城市经济韧性形成差异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经济韧性提升作用越强。

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逻辑

基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探寻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蕴含的“融合共生”特质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构建了双中心意义的城乡关系。通过解构城乡发展中政策赋值、组织赋权、技术赋智的实践过程,发现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表现为城乡结构一体化、要素均衡流动和功能差异化互补,并呈现了价值理性、结果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再生产过程。在逆差序理念、双中心发展与数字红利扩散的逻辑取向下,城乡关系转型的价值观从差序向逆差序转变,成效观从极化发展向合作生产转型,方法观从效率增利向效益共享转换,既建构了稳定有序的城乡关系秩序,亦充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更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智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从乡土中国向和美中国之变

党的二十大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炼出五个重要特征,并将其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高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说到底就是推动乡土中国向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转型。乡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智慧的体现,当代的科技革新和数字技术,也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生机活力。本文回顾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社区发展和基层治理为例,探讨从乡土中国向城乡融合的和美中国之变,尝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弥合之处,总结当今中国社会及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

关于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性,探讨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即要注意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并增强县城、中心镇、特色小镇等的磁力效应;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强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支持;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并强化改革对发展的赋能效应;要深化新型城镇化乃至宏观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

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协同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促进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协调适配是实现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有效把握二者协同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在梳理两系统协同发展框架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其次,运用协同关系测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协同关系的时空演进特征;最后,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演进上,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协同指数保持上升态势,从2011年的极低协同(0.180)提升至2020年的低级协同(0.279)。2)空间分布上,呈稳定的“东-中-西”递减梯度结构,空间协同特征与空间集聚特征显著。3)各解释变量对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协同关系具有正向效应,政府调控和人力资本高值区在研究期末呈现自东向西扩散态势,而城镇化水平、技术实力和互联网供给能力在文旅资源禀赋优势更大、发展空间更具潜力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更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正在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熵权法、核密度估计法对我国三大城市群2011—2020年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差异性比较,并进一步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呈稳定上升趋势,三者的相对差异呈现缩小的演进态势;分维度看,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各有优势和短板。创新创业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市场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显著。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重塑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阶段新征程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制。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南京城市韧性综合及动态预测研究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经济−社会−生态−工程”4个维度构建城市韧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及综合评价法对2005—2019年南京市分维度、分阶段的城市韧性进行量化评估;借助系统动力学构建南京城市韧性动态仿真模型,对2020—2035年南京城市韧性发展水平进行长时序预测及多情景模拟,以比较不同情景的发展潜力。结果表明:2005—2019年,南京市综合韧性与分维度韧性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各维度韧性占比在2005—2010年间存在显著差异,自2010年起位序转换剧烈,各韧性占比差距开始缩小,2019年经济韧性占比超越工程韧性跃居第1;相较于2019年,2035年时南京市综合韧性水平在自然状态发展、人口高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生态优先发展及综合协调发展情景下将分别提高25.62%、27.59%、28.40%、27.19%和30.29%,可见,综合协调发展情景能最大限度提升南京市城市韧性水平,且最早达成强度韧性,其余发展情景则会对部分社会经济等典型指标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因此,今后南京市应注重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综合协调发展路径,平衡经济、社会、生态、工程子系统间的关系,打造韧性城市建设的新范式,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绿色交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效应评估

以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交通政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交通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显著,且在空间DID下,绿色交通政策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交通政策对超大城市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对特大城市的间接效应表现为负向,而对大城市及以下城市可持续发展则无明显影响,对东部与东北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绿色交通政策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结论为绿色交通政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推动城市更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3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城市发展方式已转变为存量提质增效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城市存量资源再利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当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见,城市更新行动下的存量资源再利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然而,目前我国仍存在产业基础能力有待加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和配套制度环境尚不完善等问题,为更好发挥城市更新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强化科技创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三项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韧性的影响

强大的本土投资能力是维系城市韧性的重要力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本土投资的海外转移,是否挖了中国城市韧性的墙角?该研究利用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元边际)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OFDI及其二元边际显著提升城市韧性,其中扩展边际对城市韧性促进作用更大;②分城市规模来看,大城市OFDI对城市韧性的提升作用强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别在OFDI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上对提升城市韧性有比较优势;③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OFDI扩展边际对提升城市韧性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OFDI集约边际对提升城市韧性有比较优势;④在冲击抵御期,OFDI扩展边际对城市韧性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在恢复调整期,OFDI集约边际对城市韧性促进作用相对较大;⑤从作用路径来看,OFDI通过增强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改善本土产业结构和促进本土产业化和城镇化相融合(产城融合)提升城市韧性,其中产城融合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这意味着:①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政府工作重点可以放在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打造城市名片上面,中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政府工作重点可以放在培养行业龙头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上面,彼此错位发展;②在冲击抵御期,甚至在前冲击抵御期,各级政府就应该未雨绸缪,向行业龙头企业发出预警,有针对性地帮助其对冲冲击,重点通过各类双边协定和投资安排,与东道国一道通力合作,在恢复调整期,各级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进一步完善自身制度建设上面,通过完善本土营商环境,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企业想走出去,能走到更多的地方去。

基于社会态度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要理念,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CGSS 2021数据,采用Probit与Logit双模型分析医疗与养老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协同作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究社会信任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考察安全与幸福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有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社会保障的普及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对社会的信任度并促进了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当安全感知水平较低时,农业转移人口因对医疗保险水平的需求度更高而有利于促进市民化;当幸福感知水平较高时,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助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主观能动地加入市民化进程。建议优化保障体系、民生、环境与沟通,从提高安全感知、幸福感知水平,以及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等方面出发进行改进与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新型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以期满足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单中心—多中心结构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9-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在城市群范围实证检验了城市内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及城市间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内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协同集聚有正向影响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缩小产业协同集聚差异;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会降低非中心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也会缩小城市间产业协同集聚差异;多中心城市群的多中心性会负向调节城市内交通的作用,正向调节城市间交通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加强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合理的地理距离范围内对城市群进行规划和布局,并注重分层级和分阶段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的部署。为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组织专家,围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等议题进行深入学习和讨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学理性阐释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