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城镇化与文旅融合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这既是对此前多年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经验的总结,也为新时代文旅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近一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学界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城乡协调发展的三重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协调发展,城乡协调是城乡融合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当前城乡仍不对等,城乡差距仍未有效缩小,城乡协调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既需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外部力量牵引,也需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以激活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内源动力,“四化同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城乡协调的理论指向;政府政策干预下农业农村为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求政策适时调整以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是推进城乡协调的历史逻辑;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绝对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城乡均等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集体经济增长乏力、乡村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弱质化、乡村产业体系薄弱和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等难题是推进城乡协调的实践要求。未来应从激活县域经济、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合作经济、提升农民就业质量、创新农村投入机制、夯实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铺实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形成动因与推进策略探析

推进逆城镇化,让社会精英到农村发挥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阐述逆城镇化的概念与作用,并基于社会行为学理论,从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两方面解析推进逆城镇化形成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以此探析逆城镇化的前因后果。研究认为:促进逆城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政府引导力、城市推动力、农村吸引力和基础支撑力;当前应以政府引导力、农村吸引力为着力点,以产业振兴为中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发挥逆城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发挥产业振兴在逆城镇化中的核心作用、健全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机制、创造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等方面着手更好地推进逆城镇化。

中国式城镇化: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晚,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前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跟随者和模仿者,以“物”为主的城市化成为发展的方向,因而也出现了若干城市病。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遵循。因而,跟随西方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和新路径,扭转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国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有其历史逻辑,也是“两个结合”的中国化与当代化表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427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系统全面的指标,利用因子分析、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消极负面的心理状态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不同的分位点,心理健康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父母随迁状况、家庭中在外一起务工人数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关注、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保障措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针对不同融入度的农民工,差异化制定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效应

基于我国2010—202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效应,并从区域层面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基本公共服务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会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还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即对东、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而对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不明显,间接效应显著;第三,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认为应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制定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推进跨区域间的合作,以提高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

地方政府债务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及中介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是我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型传统城镇化模式的重要动能和必然表现。然而,当前地方债问题日益显现,地方城投平台高杠杆主导城镇化模式亟待转型。基于2002-2020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与工具变量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及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后发现:地方债扩张对城镇化产生先促进再抑制的非线性影响,债务扩张初期有利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促进就业,但后期资本效率下降和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凸显;地方债通过抬高房价-收入比、刺激固定资产投资进而促进城镇化;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政府越倾向通过债务扩张拉动城镇化;但是服务业就业会减缓地方债对城镇化的促进效果。因此,高城镇化水平区域要更加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约束地方城投公司行为,地方财政支出更多偏向养老支持、住房保障等普惠性公共服务,发挥第三产业就业对城镇化作用。

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

2023年9月,由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承办的“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顺利召开。来自政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结合各地工作实践,围绕如何破解当前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瓶颈问题,如何更好推动县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基于此,本刊策划出版此次县域城镇化专题,并在此呈现会议发言的精彩内容,以期为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先进的理念和更清晰的思路。

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新基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擎,对于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09—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熵权法测度指标并建立计量模型,从城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等多元化视角入手,立足融合型和创新型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各分维度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一正向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低科技投入地区和低工业化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从分维度分析,数字新基建对空间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对人口融合和经济融合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②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在数字新基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传导作用。一方面,数字新基建能够通过降低创新成本,进一步减少信息不对称、缩短研发时间以此提升城乡融合进程;另一方面,数字新基建可以深化要素市场联动,促进生产力水平智能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此推动城乡融合发展。③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周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据此提出,应加强数字新基建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各领域的渗透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根据不同区位、科技投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采用差异化数字新基建发展战略,提升周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惠农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的“空转”现象与矫治——城镇化进程视野下的分析

作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关键,惠农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致流动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现象并存。原有的惠农义务教育政策陷入了执行中的“空转”困境,具体表现在:一些施惠措施的目标精准性和时代适应性不足、城市学校义务教育资源难以均衡惠及流动人口、留守儿童义务教育质弱量缺的困局尚未扭转。基于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发现:公共服务消极供给、顶层设计不足、流入地财政压力过大、农民工参与空间与能力有限是造成惠农义务教育政策“空转”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城镇化进程提出四个矫治路径,即:推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让农民有更多机会进入公共决策体系、建立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和消除社会歧视,以期提高惠农义务教育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低碳治理——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新型城镇化是消除快速城镇化弊端、科学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2007—2019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低碳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抑制了城市碳排放,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促使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了3.02%,并且随着政策的推进其效果逐渐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仅对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大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通过抑制城市蔓延、促进经济集聚、强化环境规制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考核,加大节约集约用地与环境监管力度,探索区域间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最终实现城镇的低碳发展。

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距及其双维分解

从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居环境和生活保障四个方面界定了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双维分解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距及其来源结构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稳健上升趋势,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距特征。样本考察期内,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距逐年递减,区域协调性不断上升。区域维度下,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指标构成维度下,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人口结构差距。区域和指标构成双重维度下,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结构差距。

数字经济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的分析

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四维度解构新型城镇化,在构建数字经济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地-邻地”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对本地及邻地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②数字经济对本地新型城镇化4个子维度影响显著,并对邻地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表现出明显空间溢出效应;③东、中西部区域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不同影响效果;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数字经济有效助力本地及邻地新型城镇化发展;④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其推动作用大为增强,数字经济对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存在双重门槛,对生态城镇化存在单一门槛。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型乡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可以看出,与传统城镇化聚焦于城市不同,新型城镇化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既关注城市的进一步现代化,也关注乡镇地区的发展,以及新型工业化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对乡镇发展的作用,形成城乡要素双向积极对流的新格局。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演化

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2011—2022年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两系统相对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变化。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两系统相对发展指数与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但公共服务相对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从一般失调达到中度协调;地区间发展差距逐渐加大,中心城市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提出了加大城市公共财政投入与制定差异化的协调发展策略及加强城镇化建设的建议,以此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

超大特大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对比分析及对上海的建议

超大特大城市作为“双碳”战略的主战场,亟须重视全过程碳相关指标跟踪,提前开展科学谋划,进行“双碳”导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数据和指标研究。要根据经济、人口、城镇化、绿色低碳等多维度指标,结合工业用电、工业产值、产业结构等数据,深入挖掘低碳城市发展的多维度影响因素,构建多城市多指标的关系矩阵,开展路径模拟预测,制定更加合理切实的政策和实施方案。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目标,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凸显出其局限性和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实现了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新时代对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机理出发,分析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探讨城乡融合的内涵和意义,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城市规划实践探索及关键问题思考——基于城市韧性理念

城市规划要融入韧性理念,是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命题,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通过对城市韧性概念内涵的界定,提出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组织韧性四个理论维度,同时理清城市韧性规划的内容特性,并进一步论述了城市规划中韧性理念应用的实践探索。文章从明确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关注气候变化与影响、重视社区韧性规划、健全韧性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探讨韧性理念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若干关键问题,有助于优化城市规划布局,推进规划体制改革,统筹实现城市韧性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能够在经济、社会、生态层面实现协同发展。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绿色发展理论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影响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泰尔指数、SDM模型等方法,对2016~2022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等进行量化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发展趋势较好,表现出“平稳增长”的特征,但距离高度协同发展水平阶段仍有较大差距;H-H集聚和L-L集聚特征明显且存在“东强西弱”特征,整体层面和区域层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水平、技术创新水平、政府支持水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均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区域差异视角下农民家庭县域城镇化实践及其比较——基于苏南与豫南两地的调研

对县域城镇化的考察,需要注意不同区域背景下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应对城镇化的能动性适应。通过考察苏南与豫南两地农民的县域城镇化状况,发现两地存在明显的性质差异。苏南地区县域城镇化呈现“融入型”实践逻辑,即新生代农民出于自身职业发展需要与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主动进城,同时依托于充裕的家庭代际积累,基本融入了现代城市生产生活体系,实现了“人的城镇化”转型。豫南地区县域城镇化则表现为“过渡型”特点,即新生代农民主要基于婚姻与子代教育等需要被动进城;由于家庭代际积累不足,家庭成员仍需外出务工,仅部分成员实现县域城镇生活;同时,农民县城生活及其交往仍扎根于原有乡村价值生产逻辑与交往网络。农民的城镇化主要受经济层面推力与社会层面拉力双重作用,两种力量的强弱组合是形塑不同县域城镇化逻辑的深层原因。这些发现既表明独特的家庭文化伦理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深层内因,也提醒政府政策制定应关注中西部地区“过渡型”县域城镇化面临的风险。